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一位出生在北平，成長在上海的瘦弱姑娘，1963年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之後，便與莫高窟結下了一輩子的緣分。五十餘年間，從青春年少到滿頭華髮，她為莫高窟的永續利用、永久保存傾盡了全力，被稱為是“敦煌的女兒”。

敦煌是我的宿命

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8月，我跟著宿白先生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做畢業實習。第二次去敦煌，就只有我和馬世長兩個人。我心裡知道，這一次去敦煌就不是在那裡待幾個月了，而是要長時間在那裡生活。

火車行駛在河西走廊，經過武威、張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爾可以看到遠處的綠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涼寂寥。

我記得經過三天三夜的長途跋涉，火車抵達了柳園這個地方。當時敦煌沒有火車站，離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園火車站。從柳園到敦煌還有一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這段路沒有火車，只能坐汽車，路途顛簸。記得第一次去敦煌的時候，也途經柳園。這一次到了柳園後，我們坐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車沿著公路繼續往南，一路上只能看見一望無際的沙丘和戈壁。

敦煌三危山 孫志軍/攝影

卡車開進一個南北長兩千多米、東西寬三百米左右的山谷時，就接近了莫高窟。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時候，我已經是兩腿發麻，兩眼發暈，幾乎是搖搖晃晃地下了車。這兩次去敦煌，是截然不同的心情。唯一相同的是再次來到莫高窟時，我還是急切地想進洞看看洞窟裡的壁畫。

那時我剛步出校門，學的又是考古專業，對佛教藝術還是知之甚少。史葦湘先生第一次給我們介紹洞窟的印象還留在我的記憶裡，那些早期壁畫狂放熱烈的土紅色調，唐代金碧輝煌的經變畫和青綠山水，那各種各樣的極富想象力的構圖造型，斑斕瑰麗的色彩光影，這都是在北大上考古課時，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只要我一想到，迄今為止只有少數人才能夠看到這麼多不同朝代的壁畫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和喜悅。

第45窟的塑像精美絕倫，那是整個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薩造像。站在這些塑像前，你會感到菩薩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菩薩像的表情溫柔而親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純真的少女，梳著雙髻，秀眉連鬢，微微頷首，姿態嫵媚，面頰豐腴，雙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菩薩像袒露上身，圓領無袖的紗衣，在肩部自然迴繞下垂，紗衣上的彩繪花朵，色彩依舊鮮亮如新，一朵朵點綴在具有絲綢般質感的衣裙上。菩薩赤足站於圓形蓮臺，和那些天龍八部、金剛羅漢不同，他們彷彿就是有血有肉、有世俗感情的人。

莫高窟第158窟，涅槃佛（中唐）孫志軍/攝影

莫高窟第259窟，禪定佛（北魏）孫志軍/攝影

第112窟的《反彈琵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敦煌的標誌性壁畫，是最能代表敦煌藝術的圖像。以前在畫冊上看到過，現在近在咫尺，感覺完全不同。畫面表現的是伎樂天神態悠閒雍容、落落大方，一舉足一頓地，一個出胯旋身凌空躍起，使出了“反彈琵琶”的絕技，彷彿能聽到項飾臂釧在飛動中叮噹作響的聲音……這一刻被天才的畫工永遠定格在牆壁上，整個大唐盛世也好像被定格在這一刻，時間和空間也彷彿被色彩和線條凝固起來，成為永恆的瞬間。

我第一次看到《反彈琵琶》時非常驚訝。這幅壁畫遠比我想象的要小，但是也遠比從前在圖片上看到的要更加生動。這是中唐時期的壁畫，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瑰寶。一千多年來，它就一直在那裡，雖然窟外是自然條件惡劣的戈壁沙漠，但正是因為壁畫的存在，讓這個僅容得下兩三人的小小洞窟顯得富麗堂皇。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我從一開始就覺得整個莫高窟好像是一個人類倖存的博物館，而命運的安排，讓我置身於這些偉大的藝術面前，這裡的一切完全向我敞開。

這個反彈琵琶的舞女表演的是唐代的樂舞，這是最生動的一個瞬間，一個高潮的段落，少女的體態豐腴、自在優美、肌膚似雪、神情專注，輕柔的腰肢和胳膊體現了那種西亞地區女性特有的含蓄和奔放。畫工的技藝高超，站在壁畫前，彷彿感覺有音樂從牆體裡流出來。再湊近一點看，好像能夠觸摸到她渾身肌肉的彈性，感受到她細微的呼吸。我們很難知道，當初是否真的有個能歌善舞、風姿綽約的胡姬作為模特，或是全憑畫工離奇的想象和天才的創造。“反彈琵琶”成為大唐文化一個永恆的符號。歷經幾個世紀，唐代宮廷的伎樂和舞蹈凝固在了這一瞬間。還有一個個散花的天女，婀娜多姿的飛天，讓我忘記了自己正身處距離北京千里之遙的大西北。

莫高窟第285窟，《伏羲女媧圖》（西魏）孫志軍/攝影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喜歡在黃昏時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對鳴沙山崖體上的石窟，在那裡可以望見整個莫高窟。我第一次看到崖體上的莫高窟的時候，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樣錯落地分佈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雙眼睛，每一雙眼睛裡都充滿了滄桑和神秘。敦煌的天格外藍，這種藍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純粹，更遼闊，更濃烈，不到大漠是不會知道世上有這樣幽藍幽藍的天空的。我有時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陽還沒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覺升起來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輝的景象。

星空下的莫高窟前部分舍利塔 孫志軍/攝影

在莫高窟這樣的自然環境裡，我常常會想到李商隱的一句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夕陽還是那樣的夕陽，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歷史的蒼茫之中。人其實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們都只是過客。

初到莫高窟的時候，我常常想，為什麼在被世人遺忘的沙漠裡會產生如此輝煌的石窟藝術？為什麼敦煌彷彿被遺棄在此長達幾個世紀？這些由壁畫和彩塑營造而成的佛國世界曾經是什麼面目？在這裡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在這個絲綢之路曾經的重鎮，莫高窟擔負著什麼使命？那些金碧輝煌的壁畫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那些精美絕倫的壁畫是什麼人畫的？這些洞窟最初是誰建立的？以後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她又是怎樣湮沒在了歷史的記憶中？一千多年前的畫工究竟是怎樣一筆一筆創造出這樣一片絢爛的佛國世界的？第275窟的那尊坐於雙獅座上的交腳彌勒菩薩，半裸上身，三珠寶冠、三角靠背的形制分明是犍陀羅藝術的風格；第272窟赤足踩蓮的脅侍菩薩面相豐圓，胸部誇張，這儼然是印度的造像藝術風格；第407窟的藻井圖案是八瓣重層的大蓮花，圓形蓮花中心有三隻旋轉飛奔的兔子，這究竟來自何方？……這些問題每天都縈繞在我的心頭。

莫高窟第217窟，《觀無量壽經文》（盛唐）孫志軍/攝影

所有種種，都在向我傳遞著一種強烈的信息，那就是敦煌的空間意義非同凡響，這裡封存的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奧秘，這裡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類藝術和文化的寶庫。也許，我傾注一生的時間，也未必能窮盡它的謎底。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重要和困難

我到敦煌工作的任務，主要是從事石窟考古的工作，特別是要做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做一部記錄洞窟全部遺蹟的石窟考古報告，成為真正能夠永存的敦煌石窟科學檔案資料，可謂一項複雜的工程，困難可想而知。困難之一，是多卷本考古報告的編排和體例問題。困難之二，是石窟測繪的問題。困難之三，是製作材料的提取和複雜的內容記錄問題。困難之四，考古報告編撰的工作量較大。

經過多年思考研究，與多學科合作，不斷增強團隊力量，經過反反覆覆的修改，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出版，這被認為標誌著石窟考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1963年我來到敦煌工作，2011年才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報告，真是感到無比內疚和慚愧。令人欣慰的是，考古報告的出版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認可。第一卷考古報告是永久地保存、保護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資料，推動了敦煌石窟文化遺產的深入研究，滿足了國內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在石窟逐漸劣化甚至坍塌毀滅的情況下，它為全面復原提供了依據，使之成為可能。

第一卷考古報告的出版，還為敦煌研究院今後繼續編寫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奠定了基礎，也為其他文物機構編輯出版石窟考古報告提供了借鑑。未來，《敦煌石窟全集》將作為敦煌研究院的“世紀工程”，持續地、不間斷地、堅持不懈地一捲一卷做下去。

守護敦煌的究極意義

我覺得世界上有永恆，那就是一種精神。

這麼多人來到敦煌，守護莫高窟，每天都要和佛經、佛像照面，他們的精神來自對敦煌石窟藝術的熱愛和對這份事業的執著追求。這個追求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和佛教徒的信仰非常相似，因為這也是一個需要“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需要不斷超越、獲得智慧的過程。

佛教的佈施有“財佈施”“法佈施”“無畏施”。如果從佛教“佈施”角度來看的話，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事業，超越世俗的名利，在困境中保持從容，也是一種“法佈施”和“無畏施”。敦煌在西北荒漠，遠離城市的繁華。莫高窟是一片淨土，是不可複製的人類遺產。在此工作的人肩負文化的使命，需要很高的修養，有為有不為，是為“持戒”；莫高窟人堅守著大漠，在這個過程中還可能受到指責，有時還可能要應對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待遇，是為“忍辱”；凡是對莫高窟有利的工作，當仁不讓，盡力去做，是為“精進”；畫家幾十年如一日地臨摹壁畫，專注於線條和筆觸，以守一不移的心態應對快速發展的世界和外界的誘惑，是為“禪定”；博覽群書、提升學識、涵養心性、磨鍊心智、度化方便、圓通萬事，從個體人生的無明和煩惱中走向智慧和覺悟的人生，不正是“般若”境界的追求嗎？

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群 孫志軍/攝影

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不斷地開拓、探索。這不是幾代人、幾十年所能完成的事情，需要世世代代不斷地為它付出，不斷地努力。這個事業是艱鉅的、複雜的、帶有挑戰性的、永遠沒有盡頭的事業。

我覺得我能把一生奉獻給敦煌莫高窟的保護事業，能夠為這樣一個絕無僅有的人類最偉大的文化遺產服務，非常幸運。如果還有一次選擇，我還會選擇敦煌，選擇莫高窟。

本文節選自《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 譯林出版社 2019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