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明代在賦史上首次出現描寫外國的賦，即董越的《朝鮮賦》和湛若水的《交南賦》。兩賦在對古代朝鮮、越南的風土人情的細緻描寫中，表現出了明代文人強烈的頌美意識。頌美意識在各類文學作品尤其是辭賦中是一種重要的創作傾向，董越與湛若水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其以他國之見聞鳴本國之強盛的寫作方法，從另一種角度體現了"

頌美意識與明代辭賦創作

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頌美意識由來已久，最早可上溯到漢代《毛詩序》中的美刺教化觀念。《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誡。"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無論是"風"的"化下"與"刺上"作用，還是"頌"的"美盛德之形容"的功能，都體現著儒家詩教注重政治教化的特點，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在經學思想一統天下的漢代，注重美刺的儒家詩教自然備受重視。清人程廷祚雲"漢儒言詩，不過美刺二端"，道出了漢儒研究《詩經》的總體思想。許結指出："美刺致用不限於四家詩，而是滲透於漢初文化機制的文學政教意識的普遍反映。"由此，我們不難發現，美刺觀念確實影響了兩漢文學的很多方面。

《毛詩》

而作為大漢天聲的辭賦更是體現了這種美刺致用的觀念。許結在《漢代文學思想史》一書中指出："漢大賦形成伊始就具備了'諷諫'與'尚美'的雙重風格……'尚美'與'諷諫'在漢賦中具有同一性：前者是針砭積弊以維護其統一形勢，後者是頌揚鴻業以再現其雄闊精神。"由此可見，"尚美"和"諷諫"手段不同，但其終極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大一統國家的長治久安，為統治者歌功頌德，進而凸顯文學作品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實用價值，是美刺致用觀念的進一步發展。

先秦辭賦大家屈原

漢代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繁榮、物阜民豐的局面無疑為那些具有頌美意識的辭賦的產生營造了濃重的社會氛圍。從早期枚乘《七發》到後來司馬相如《子虛》《上林》二賦直至東漢班固《兩都賦》等，都以抑客揚主的手法對奢靡之行進行委婉諷刺，對中央王朝統治者加以歌頌，體現出作者以儒家政治思想為標準所做的是非判斷，而頌美意識始終是這些作品的主旋律。

司馬相如

兩漢以後，雖然社會有所變遷，辭賦這一文體內部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其中的頌美意識並未消失，而是隨著時代的變化時隱時現。在整個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明代無疑是一個重要時期。一方面，朱元璋滅元之後，不僅讓因為戰爭而遭到破壞的經濟復甦，還採取了恢復科舉等一系列重視文化教育的措施，在物質上和思想上為明代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明代文學在一定程度上積累了以前歷代文學的成果，無論是雅、俗文學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在這兩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明代辭賦創作也推陳出新、大放異彩，顯示出自己的特色。明王朝建立後，國家統一、經濟復甦以及人民生活相對平穩、安定的情況與漢代有某種相似之處。生活在明前期太平之世的文人也因此消磨了內心的憂患意識，形成了一種歌功頌德的創作傾向。明代初期"臺閣體"文風的流行更是對這種創作傾向的產生起了推動作用。而明代後期辭賦創作受到了明代復古思潮的影響，尤其是明前七子"文必秦漢

朱元璋

漢代辭賦中較有代表性的美刺觀同樣為明代文人所認可。由於明代建國後有很長一段時期處於相對穩定、繁榮的狀態，中央集權也比以往更加鞏固，於是在明代文人的有關辭賦創作中，"美"的成分遠遠多於"刺"的部分，頌美盛德成為明前期到明中期辭賦創作的一種重要傾向。這些體現頌美意識的辭賦既包括大量的明代都邑賦，如金幼孜、楊榮的《皇都大一統賦》，莫旦的《大明一統賦》，以及桑悅的《北都賦》《南都賦》等，也包括我國賦史上首次出現的域外題材賦——《朝鮮賦》和《交南賦》。這兩賦都體現了明代文人借他國山川風物鳴本國之盛的頌美意識。

頌美意識在《朝鮮賦》和《交南賦》中的具體體現

明王朝在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視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據《明史》等史書記載，朱元璋在立國之初，就把朝鮮等國列為"不徵之國"，並實行厚往薄來的封貢制度。這一系列舉措為宗主國與藩屬國關係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其中：明王朝與朝鮮李氏王朝一直都保持著友好的雙邊關係，兩國從未發生過軍事衝突，使臣交往尤其頻繁；而明王朝與越南黎朝雖曾有過軍事衝突，但縱觀整個明代，兩國關係仍是以和平為主，使臣之間的交流也很密切。《朝鮮賦》與《交南賦》正是在明王朝這種較為成功的周邊外交的背景下創作產生的。

《朝鮮賦》

《朝鮮賦》和《交南賦》一為散體、一用騷體。它們都描繪了古代朝鮮、越南的地理山川、禮義風俗，所寫內容細緻、深入，足有以賦證史之效，都稱得上是文史兼擅的佳作。對其中的有關描寫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發現，除了題材新穎之外，它們也流露出一種借他國風物鳴本國之盛的頌美意識，且表現方式各有差異。《朝鮮賦》作於明弘治元年（1488年）董越出使朝鮮返程之時。董越（1430—1502年），字尚矩，號圭峰，江西寧都人。明孝宗即位，董越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同刑科給事中王敞使朝鮮，因其所見所聞而作此賦。董越文思敏捷，善作文章。據李東陽《董公墓誌銘》載，其"平生為文章、詩歌，典雅優裕，無煩雕琢"。這種以善文之人出使友邦的做法，反映了明王朝對傳統詩賦外交的重視，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皇帝對董越個人才能的賞識。

明代疆域

四庫館臣在評價此賦時指出，《朝鮮賦》"與《明史·朝鮮傳》皆合，知其信而有證，非鑿空也"。可見其所寫之事真實可信。而關於其創作目的，歐陽鵬在為此賦所作的《原序》中寫道："初，先生之出祖也，鵬嘗竊附贈言，有摹寫山河，頌太平之句。蓋深冀先生必有以大鳴國家之盛……"而《朝鮮賦》也正如歐陽鵬所希望的那樣，借描寫朝鮮風物達到了"大鳴國家之盛"的目的。這種"大鳴國家之盛"的頌美意識在漢代的《兩都賦》等都邑賦中已有所表現，但《朝鮮賦》借他國風物以鳴本國之盛的做法或許是首創。

古代朝鮮人民生活

董越通過自己在朝鮮見到的一系列美好事物來反映其頌美意識，其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一是通過描寫朝鮮對中國禮樂制度、倫理道德的接受，頌美宗主國之禮樂文明。在作者筆下，朝鮮是一個實行仁政、井然有序、人人各得其所的太平社會。那裡的人所有行為都符合儒家禮節和道德規範，教以《詩》《書》，注重孝道，對敬老孝老之人給予獎勵，使貧困之人生有所養、老有所終；士人謹守"窮則闢蠹雕蟲，達則摶鵬變豹"這種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的法則；有位者"最重簪纓"，明顯踐行著"學而優則仕"的人生觀；在婚姻方面，則"謹乎媒妁"恥於再嫁。總之，在作者看來，朝鮮的一切都符合儒家的禮制和道德觀，是一個每時每刻都在實行仁政的國家，而這一切的成功都要歸功於中國對其的影響。作者在最後讚美箕子開化之功，並認為其"視中國為之則效

朝鮮婦女

二是通過朝鮮君臣歡迎天朝使者時的盛大場面，突出他們對宗主國的仰慕，進而頌揚明王朝之恩德。為迎接中國使臣，朝鮮君臣可謂畢恭畢敬，專門建設供天朝使者休憩的慕華館和用於接待使者的太平館。不僅如此，朝鮮君民對於天朝使臣的到來也顯得無比激動，朝鮮君王"

李氏朝鮮

董越認為，朝鮮君臣是要在明朝使者身上報答天朝皇帝的洪恩，所以"為禮不得不優"。這種近乎寫實的手法突出了朝鮮對宗主國的尊重與愛戴，而作者對中央王朝的歌頌讚美也溢於言表。最後是通過敘述朝鮮舊有陋習的改變，讚美天朝德化之廣遠。《宋史》等史書對朝鮮習俗有"男女自為夫婦者不禁，夏月同川而浴"等記載，而董越對此則進行了相反的描述。他說："若夫所謂川浴同男，郵役皆孀。始則駭於傳聞，今則乃知已更張。"其在為《朝鮮賦》所作的註解中進一步指出："餘未使其國時，皆傳其俗以孀婦供侍館驛。餘甚惡其瀆。比至則見凡來供事者，皆州縣官吏，婦人則執爨於驛外之別室。相傳此俗自景泰中國王變之……川浴事出舊志，今亦變？"

朝鮮傳統服飾

通過這些描寫，作者發了一番議論，認為這是"亦以聖化之所沾濡，有如《漢廣》之不可方也歟"，這些改變體現了明朝天子的"聖化"，並用《詩經》中"漢之廣矣"的詩意來形容"聖化"的遠大。作者內心對此充滿了欣喜與自豪，借他國歌頌本國皇恩的創作目的十分明顯。

而對於湛若水的《交南賦》，與《朝鮮賦》一樣，也反映了借他國風物鳴本國之盛的頌美意識。湛若水（1466—1560年），字符明，號甘泉，廣東增城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進士，授編修，歷任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著《甘泉集》。正德二年（1507年）湛若水出使安南（今越南）冊封安南國王，作《交南賦》。《明史》載其受學於陳獻章，與王陽明屬同一學派但各有差異，當時的學者曾分王、湛之學。《交南賦》除了摹寫越南之地理沿革、山川風物外，還對其黠陋的民風大加渲染，其目的似乎是為了體現兩國的差異，讚美中國之文明，體現"華夷之防"的傳統夷夏觀。

湛若水

如作者描寫越南人歡迎明朝使者時的場面：閃雲旗之委蛇兮，參星軺之鏘鏘。飄風嫋嫋兮朝霞纓，舉風袂兮揚揚。……擊木星以節行兮，披鶴氅而荷戈。兵銜枚以無言兮，挾天弧而誰何。伏萬矢於林中兮，一夫呼而眾呀……貴者冠兮跣途，餐席地兮趺居。諮由余於戎方兮，訪有吳之季子。紛披髮而冠纓兮，胡觀樂乎大方……在作者筆下，越南民風淺陋，人們跣足而行，席地而居，披髮戴冠，彷彿有上古由余之遺風，對於天朝使者的到來顯得恭敬而謙卑，用盛大的儀式迎接。宗主國的文明與藩屬國的淺陋由此可見一斑。

古代朝鮮地圖

又如作者對越南之女子、民居、士兵的描寫：眺有娀之嫻女兮，覯蒙山之都姝。羌雪白而漆黑兮，亦娥眉而曼膚。上衣古而過骭兮，又罔裳而重襦。袖飄飄其仍風兮，跣雙足而泥塗。資珍髢以弗受兮，齒黝黑而牙聱……觀民居之鳥翼兮，恆居高而簷低。方甍瓦而銳下兮，概其形如短圭，爰乘葺而平敷兮，象鱗鱗其魚魚……兵裸以靡甲兮，亦焉用夫犀兕。豈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改

古代越南

總之，《朝鮮賦》和《交南賦》對域外風習的描寫都是為了借他國風物鳴本國之盛。《朝鮮賦》通過描寫朝鮮的禮樂之美而達到頌美天朝德化的目的，《交南賦》則通過刻畫越南的粗陋民風來表現中國的文明、開化。兩賦的側重點不同，但創作目的可謂殊途同歸。

《朝鮮賦》和《交南賦》的頌美意識所體現的創作觀

董越的《朝鮮賦》和湛若水的《交南賦》以帶有差異的描寫，突出了借他國風物鳴本國之盛的頌美意識。我們認為，這種頌美意識依然體現了賦的社會功用，突出了"諷"與"頌"的主題。這與班固在《兩都賦序》中提出的觀點一脈相承。"抒下情而通諷喻"和"宣上德而盡忠孝"突出了賦的美刺功能。許結指出："漢賦創作思想'微言大義'之'諷'與'潤色鴻業'之'美'又是同在'尚用'範疇內的一對矛盾統一體……"由此可見，無論是"尚美"還是"諷諫"，其目的都是為了經世致用。因此，"諷"與"頌"的目的終究表現為對大一統的國家秩序的維護與讚美。

班固

最後，許結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漢賦'尚美'風格落實於創作思想上，首先是起著與'通諷喻'對襯的'宣上德'之作用……""宣上德而盡忠孝"和"抒下情而通諷喻"的美刺觀對漢以後的整個辭賦創作均有影響，而且往往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表現多少的不同。一般來說，當社會處於平穩發展的狀態中時，辭賦中"美"的成分就會多一些；而當社會遭遇危機甚至是動盪時，"刺"的成分自然就增加了。明王朝建立之初期，不僅中央集權得到了強化，而且國家也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和繁榮，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不斷增加，文人的憂患意識因為這種原因也有所減退。這使得明代文人辭賦創作中頌美的成分要遠遠多於諷刺的部分。無論是陳敬宗、李時勉等人的北京題材賦，還是莫旦的《皇都大一統賦》都對明王朝的統治極力歌頌。它們既與傳統思想一脈相承，又有時代特色。

《兩都賦序》

董越的《朝鮮賦》與湛若水的《交南賦》亦然，只是表現頌美的手段不同於其他明代都邑賦而已。從全賦來看，《朝鮮賦》通篇以美為主，作者無論是讚美朝鮮的仁政，還是歌頌其知書識禮，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歌頌明王朝恩重如山，表白自己對於明王朝的忠心，顯然帶有"宣上德而盡忠孝"的意味；《交南賦》的作者在有的地方明顯突出了越南野蠻、落後的一面，對其奇風異俗加以放大，這樣做實際上是讓作為藩屬國的越南與作為宗主國的明王朝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凸顯宗主國之文明，"

湛若水在賦前的小序中指出："餘奉命往封安南國王賙，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年十月七日始達其國。睹民物風俗，黠陋無足異者。怪往時相傳過實，託三神參訂而歸之於常。作《交南賦》。"作者認為安南之民物風俗十分淺陋，已不足為奇，其創作目的明顯是要"歸之於常"，使一切都符合常理，不違背禮制。從相關描寫來看，湛若水明顯強調了"華夷之防"和"以德化民"的思想，明顯具有"抒下情而通諷喻"的傾向。根據《明史》的記載，湛若水"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為定喪葬之制頒行之"。從重視禮制、強調節儉的角度來看，《交南賦》中的有關描寫有一定的現實針對性，在頌美的同時諷喻的主旨更加突出。

結語：綜上可見，《朝鮮賦》和《交南賦》的創作，都包含著"

參考文獻：

毛亨《毛詩序》

許結《漢代文學思想史》

張廷玉《明史》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八五》

佚名《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董越《朝鮮賦》

脫脫《宋史·高麗傳》

佚名《詩經·周南·漢廣》

張廷玉《明史·湛若水傳》

湛若水《交南賦》

班固《兩都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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