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明代在赋史上首次出现描写外国的赋，即董越的《朝鲜赋》和湛若水的《交南赋》。两赋在对古代朝鲜、越南的风土人情的细致描写中，表现出了明代文人强烈的颂美意识。颂美意识在各类文学作品尤其是辞赋中是一种重要的创作倾向，董越与湛若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以他国之见闻鸣本国之强盛的写作方法，从另一种角度体现了"

颂美意识与明代辞赋创作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颂美意识由来已久，最早可上溯到汉代《毛诗序》中的美刺教化观念。《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诫。"又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无论是"风"的"化下"与"刺上"作用，还是"颂"的"美盛德之形容"的功能，都体现着儒家诗教注重政治教化的特点，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经学思想一统天下的汉代，注重美刺的儒家诗教自然备受重视。清人程廷祚云"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道出了汉儒研究《诗经》的总体思想。许结指出："美刺致用不限于四家诗，而是渗透于汉初文化机制的文学政教意识的普遍反映。"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美刺观念确实影响了两汉文学的很多方面。

《毛诗》

而作为大汉天声的辞赋更是体现了这种美刺致用的观念。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一书中指出："汉大赋形成伊始就具备了'讽谏'与'尚美'的双重风格……'尚美'与'讽谏'在汉赋中具有同一性：前者是针砭积弊以维护其统一形势，后者是颂扬鸿业以再现其雄阔精神。"由此可见，"尚美"和"讽谏"手段不同，但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进而凸显文学作品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是美刺致用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先秦辞赋大家屈原

汉代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物阜民丰的局面无疑为那些具有颂美意识的辞赋的产生营造了浓重的社会氛围。从早期枚乘《七发》到后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直至东汉班固《两都赋》等，都以抑客扬主的手法对奢靡之行进行委婉讽刺，对中央王朝统治者加以歌颂，体现出作者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标准所做的是非判断，而颂美意识始终是这些作品的主旋律。

司马相如

两汉以后，虽然社会有所变迁，辞赋这一文体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中的颂美意识并未消失，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时隐时现。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明代无疑是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朱元璋灭元之后，不仅让因为战争而遭到破坏的经济复苏，还采取了恢复科举等一系列重视文化教育的措施，在物质上和思想上为明代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明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以前历代文学的成果，无论是雅、俗文学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明代辞赋创作也推陈出新、大放异彩，显示出自己的特色。明王朝建立后，国家统一、经济复苏以及人民生活相对平稳、安定的情况与汉代有某种相似之处。生活在明前期太平之世的文人也因此消磨了内心的忧患意识，形成了一种歌功颂德的创作倾向。明代初期"台阁体"文风的流行更是对这种创作倾向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而明代后期辞赋创作受到了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明前七子"文必秦汉

朱元璋

汉代辞赋中较有代表性的美刺观同样为明代文人所认可。由于明代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期处于相对稳定、繁荣的状态，中央集权也比以往更加巩固，于是在明代文人的有关辞赋创作中，"美"的成分远远多于"刺"的部分，颂美盛德成为明前期到明中期辞赋创作的一种重要倾向。这些体现颂美意识的辞赋既包括大量的明代都邑赋，如金幼孜、杨荣的《皇都大一统赋》，莫旦的《大明一统赋》，以及桑悦的《北都赋》《南都赋》等，也包括我国赋史上首次出现的域外题材赋——《朝鲜赋》和《交南赋》。这两赋都体现了明代文人借他国山川风物鸣本国之盛的颂美意识。

颂美意识在《朝鲜赋》和《交南赋》中的具体体现

明王朝在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据《明史》等史书记载，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把朝鲜等国列为"不征之国"，并实行厚往薄来的封贡制度。这一系列举措为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明王朝与朝鲜李氏王朝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双边关系，两国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使臣交往尤其频繁；而明王朝与越南黎朝虽曾有过军事冲突，但纵观整个明代，两国关系仍是以和平为主，使臣之间的交流也很密切。《朝鲜赋》与《交南赋》正是在明王朝这种较为成功的周边外交的背景下创作产生的。

《朝鲜赋》

《朝鲜赋》和《交南赋》一为散体、一用骚体。它们都描绘了古代朝鲜、越南的地理山川、礼义风俗，所写内容细致、深入，足有以赋证史之效，都称得上是文史兼擅的佳作。对其中的有关描写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除了题材新颖之外，它们也流露出一种借他国风物鸣本国之盛的颂美意识，且表现方式各有差异。《朝鲜赋》作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董越出使朝鲜返程之时。董越（1430—1502年），字尚矩，号圭峰，江西宁都人。明孝宗即位，董越以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同刑科给事中王敞使朝鲜，因其所见所闻而作此赋。董越文思敏捷，善作文章。据李东阳《董公墓志铭》载，其"平生为文章、诗歌，典雅优裕，无烦雕琢"。这种以善文之人出使友邦的做法，反映了明王朝对传统诗赋外交的重视，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皇帝对董越个人才能的赏识。

明代疆域

四库馆臣在评价此赋时指出，《朝鲜赋》"与《明史·朝鲜传》皆合，知其信而有证，非凿空也"。可见其所写之事真实可信。而关于其创作目的，欧阳鹏在为此赋所作的《原序》中写道："初，先生之出祖也，鹏尝窃附赠言，有摹写山河，颂太平之句。盖深冀先生必有以大鸣国家之盛……"而《朝鲜赋》也正如欧阳鹏所希望的那样，借描写朝鲜风物达到了"大鸣国家之盛"的目的。这种"大鸣国家之盛"的颂美意识在汉代的《两都赋》等都邑赋中已有所表现，但《朝鲜赋》借他国风物以鸣本国之盛的做法或许是首创。

古代朝鲜人民生活

董越通过自己在朝鲜见到的一系列美好事物来反映其颂美意识，其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描写朝鲜对中国礼乐制度、伦理道德的接受，颂美宗主国之礼乐文明。在作者笔下，朝鲜是一个实行仁政、井然有序、人人各得其所的太平社会。那里的人所有行为都符合儒家礼节和道德规范，教以《诗》《书》，注重孝道，对敬老孝老之人给予奖励，使贫困之人生有所养、老有所终；士人谨守"穷则辟蠹雕虫，达则抟鹏变豹"这种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的法则；有位者"最重簪缨"，明显践行着"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观；在婚姻方面，则"谨乎媒妁"耻于再嫁。总之，在作者看来，朝鲜的一切都符合儒家的礼制和道德观，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实行仁政的国家，而这一切的成功都要归功于中国对其的影响。作者在最后赞美箕子开化之功，并认为其"视中国为之则效

朝鲜妇女

二是通过朝鲜君臣欢迎天朝使者时的盛大场面，突出他们对宗主国的仰慕，进而颂扬明王朝之恩德。为迎接中国使臣，朝鲜君臣可谓毕恭毕敬，专门建设供天朝使者休憩的慕华馆和用于接待使者的太平馆。不仅如此，朝鲜君民对于天朝使臣的到来也显得无比激动，朝鲜君王"

李氏朝鲜

董越认为，朝鲜君臣是要在明朝使者身上报答天朝皇帝的洪恩，所以"为礼不得不优"。这种近乎写实的手法突出了朝鲜对宗主国的尊重与爱戴，而作者对中央王朝的歌颂赞美也溢于言表。最后是通过叙述朝鲜旧有陋习的改变，赞美天朝德化之广远。《宋史》等史书对朝鲜习俗有"男女自为夫妇者不禁，夏月同川而浴"等记载，而董越对此则进行了相反的描述。他说："若夫所谓川浴同男，邮役皆孀。始则骇于传闻，今则乃知已更张。"其在为《朝鲜赋》所作的注解中进一步指出："余未使其国时，皆传其俗以孀妇供侍馆驿。余甚恶其渎。比至则见凡来供事者，皆州县官吏，妇人则执爨于驿外之别室。相传此俗自景泰中国王变之……川浴事出旧志，今亦变？"

朝鲜传统服饰

通过这些描写，作者发了一番议论，认为这是"亦以圣化之所沾濡，有如《汉广》之不可方也欤"，这些改变体现了明朝天子的"圣化"，并用《诗经》中"汉之广矣"的诗意来形容"圣化"的远大。作者内心对此充满了欣喜与自豪，借他国歌颂本国皇恩的创作目的十分明显。

而对于湛若水的《交南赋》，与《朝鲜赋》一样，也反映了借他国风物鸣本国之盛的颂美意识。湛若水（1466—1560年），字符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授编修，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著《甘泉集》。正德二年（1507年）湛若水出使安南（今越南）册封安南国王，作《交南赋》。《明史》载其受学于陈献章，与王阳明属同一学派但各有差异，当时的学者曾分王、湛之学。《交南赋》除了摹写越南之地理沿革、山川风物外，还对其黠陋的民风大加渲染，其目的似乎是为了体现两国的差异，赞美中国之文明，体现"华夷之防"的传统夷夏观。

湛若水

如作者描写越南人欢迎明朝使者时的场面：闪云旗之委蛇兮，参星轺之锵锵。飘风袅袅兮朝霞缨，举风袂兮扬扬。……击木星以节行兮，披鹤氅而荷戈。兵衔枚以无言兮，挟天弧而谁何。伏万矢于林中兮，一夫呼而众呀……贵者冠兮跣途，餐席地兮趺居。咨由余于戎方兮，访有吴之季子。纷披发而冠缨兮，胡观乐乎大方……在作者笔下，越南民风浅陋，人们跣足而行，席地而居，披发戴冠，仿佛有上古由余之遗风，对于天朝使者的到来显得恭敬而谦卑，用盛大的仪式迎接。宗主国的文明与藩属国的浅陋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朝鲜地图

又如作者对越南之女子、民居、士兵的描写：眺有娀之娴女兮，觏蒙山之都姝。羌雪白而漆黑兮，亦娥眉而曼肤。上衣古而过骭兮，又罔裳而重襦。袖飘飘其仍风兮，跣双足而泥涂。资珍髢以弗受兮，齿黝黑而牙聱……观民居之鸟翼兮，恒居高而檐低。方甍瓦而锐下兮，概其形如短圭，爰乘葺而平敷兮，象鳞鳞其鱼鱼……兵裸以靡甲兮，亦焉用夫犀兕。岂厥家之罔藏兮，恐其德之未改

古代越南

总之，《朝鲜赋》和《交南赋》对域外风习的描写都是为了借他国风物鸣本国之盛。《朝鲜赋》通过描写朝鲜的礼乐之美而达到颂美天朝德化的目的，《交南赋》则通过刻画越南的粗陋民风来表现中国的文明、开化。两赋的侧重点不同，但创作目的可谓殊途同归。

《朝鲜赋》和《交南赋》的颂美意识所体现的创作观

董越的《朝鲜赋》和湛若水的《交南赋》以带有差异的描写，突出了借他国风物鸣本国之盛的颂美意识。我们认为，这种颂美意识依然体现了赋的社会功用，突出了"讽"与"颂"的主题。这与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抒下情而通讽喻"和"宣上德而尽忠孝"突出了赋的美刺功能。许结指出："汉赋创作思想'微言大义'之'讽'与'润色鸿业'之'美'又是同在'尚用'范畴内的一对矛盾统一体……"由此可见，无论是"尚美"还是"讽谏"，其目的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因此，"讽"与"颂"的目的终究表现为对大一统的国家秩序的维护与赞美。

班固

最后，许结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汉赋'尚美'风格落实于创作思想上，首先是起着与'通讽喻'对衬的'宣上德'之作用……""宣上德而尽忠孝"和"抒下情而通讽喻"的美刺观对汉以后的整个辞赋创作均有影响，而且往往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表现多少的不同。一般来说，当社会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中时，辞赋中"美"的成分就会多一些；而当社会遭遇危机甚至是动荡时，"刺"的成分自然就增加了。明王朝建立之初期，不仅中央集权得到了强化，而且国家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增加，文人的忧患意识因为这种原因也有所减退。这使得明代文人辞赋创作中颂美的成分要远远多于讽刺的部分。无论是陈敬宗、李时勉等人的北京题材赋，还是莫旦的《皇都大一统赋》都对明王朝的统治极力歌颂。它们既与传统思想一脉相承，又有时代特色。

《两都赋序》

董越的《朝鲜赋》与湛若水的《交南赋》亦然，只是表现颂美的手段不同于其他明代都邑赋而已。从全赋来看，《朝鲜赋》通篇以美为主，作者无论是赞美朝鲜的仁政，还是歌颂其知书识礼，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歌颂明王朝恩重如山，表白自己对于明王朝的忠心，显然带有"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意味；《交南赋》的作者在有的地方明显突出了越南野蛮、落后的一面，对其奇风异俗加以放大，这样做实际上是让作为藩属国的越南与作为宗主国的明王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凸显宗主国之文明，"

湛若水在赋前的小序中指出："余奉命往封安南国王赒，正德七年二月七日出京，明年十月七日始达其国。睹民物风俗，黠陋无足异者。怪往时相传过实，托三神参订而归之于常。作《交南赋》。"作者认为安南之民物风俗十分浅陋，已不足为奇，其创作目的明显是要"归之于常"，使一切都符合常理，不违背礼制。从相关描写来看，湛若水明显强调了"华夷之防"和"以德化民"的思想，明显具有"抒下情而通讽喻"的倾向。根据《明史》的记载，湛若水"历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南京俗尚侈靡，为定丧葬之制颁行之"。从重视礼制、强调节俭的角度来看，《交南赋》中的有关描写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在颂美的同时讽喻的主旨更加突出。

结语：综上可见，《朝鲜赋》和《交南赋》的创作，都包含着"

参考文献：

毛亨《毛诗序》

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

张廷玉《明史》

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八五》

佚名《文渊阁本四库全书》

董越《朝鲜赋》

脱脱《宋史·高丽传》

佚名《诗经·周南·汉广》

张廷玉《明史·湛若水传》

湛若水《交南赋》

班固《两都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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