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兩千多年的王朝史中是不存在現代意義的國家觀念的。我們在中學歷史課本里非常熟悉的“某朝某國”，實際上可以視為當時皇帝（及皇室）的私產，即所謂的“家天下”——如此一來，其興衰存亡在更大程度上就僅是皇家的私事，天下臣民除了隨波逐流的被瞎折騰以外，就算是想摻和進去，理論上也沒那個資格，純屬多管閒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們今天的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所以一切公民需要承擔起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如果我們拿現代的道德觀、是非觀去品評或臧否古代的事件、人物時，不僅往往會犯下可笑的錯誤，而且會距離歷史的真相越來越遠。
就拿“國家”這個概念來說，古今便完全不同。中國古代是典型的宗法社會，家族是家庭的擴大，國家則是家族的擴大和延伸。在家國同構的格局下，在家族內，家長因血統上的宗主地位具有天然的領導權，並可世代相襲；在國家層面，皇帝形同“天下”這一大家族的家長，自命“天子”的同時還是“君父”（連他任命的官員都被視為百姓的“父母官”），因此理所當然的地位至尊，權力至大。簡言之，父為“家君”，君為“國父”，君父同倫、家國同構，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王朝的統治基礎。
也正因為如此，在遇到“大家”與“小家”的利益產生矛盾的時候，古人的選擇與我們今人便完全不同。他們可以理直氣壯的顧“小家”而棄“大家”，哪怕皇帝成天吆喝、灌輸“忠君”思想也沒用，畢竟連最講究“忠孝仁義”的儒家，都把修身、齊家放在治國、平天下之前。
在古代家與國最初是有區分的，而且在順序上也格外有門道
我們非常熟悉的《三國》故事裡，在曹操發兵南犯、魯肅勸說孫權不可降曹時，其實已經把這個道理說得非常明白、透徹了：
“肅對曰：‘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三國志·卷五十四·吳書第九》）
史上固然不乏忠臣烈士，比如伯夷、叔齊，比如文天祥、史可法。但是這些人之所以流芳青史恰在於其只是極少數，而在大部分時間裡出現的，只有像崇禎皇帝那樣哀嘆著“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禎十七年甲申》），然後自縊煤山；或是像乾隆皇帝那樣毫不客氣的將洪承疇、錢謙益、馮銓等對清朝可謂“赤膽忠心”而且立有功勳的前明降臣列入《貳臣傳》——為啥？還不是這路貨色遍地都是，根本就不值得稀罕？
我非常想穿越回清朝，採訪一下名單中那些“貳臣”們的感想
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一直都在持之以恆的跟臣子們鬥得死去活來。先是貴族、再是士族、後來又有士大夫，就是因為這些傢伙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掛著“忠君愛國”的羊頭，賣著維護自家利益狗肉的偽君子。
而這些在歷朝歷代的官方文章裡，被反覆斥責以致遺臭萬年的“貳臣”中，罵得最厲害的其實是個我們並不太熟悉的名字，那就是五代十國時期的“政壇不倒翁”馮道。
先來簡單說下馮道的生平事蹟。
早年的馮道，在品行上堪稱天下士人的典範，名氣大得傳到了國外。
馮道生於唐朝末年，家世普通。不過他自幼孝順父母，勤奮好學而且安貧樂道，是那種典型的“別人家的孩子”，並因此獲得青睞踏上仕途：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為農為儒，不恆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為幽州掾。”（《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劉守光昏庸暴戾，並非明主，所以他兵敗後馮道逃到太原投奔晉王李存勖，因其才名受到信任和重用，出任河東節度使掌書記，負責文書及號令、升黜之事。同光元年李存勖稱帝后，馮道歷任侍從官（省郎）、中書舍人及戶部侍郎，後因父喪回鄉守孝。在此期間，他將家財全部用於賑濟鄉民，自己僅居住在茅草屋裡，於是馮道的賢名大盛以至於強大的契丹人都有所耳聞，便想把他掠回國內任用，幸被邊軍所阻，馮道才逃過一劫。
馮道之是非功過，哪怕我用了近萬言，還是覺得沒法說清
天成元年，守孝期滿的馮道被重新啟用，不久後唐莊宗李存勖在兵變中身亡，明宗李嗣源即位。李嗣源素聞馮道大名，便授他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之職，並在次年拜其為宰相，擔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此時45歲的馮道已經走上了一名文臣的權力巔峰。不過自踏上仕途以來，他已經在唐、桀燕（劉守光所建政權）和後唐三個朝代為官。
不過馮道總能為人君者重用，並非因為虛名或是陰晦手段，而是人家確實有本事，還讓人服氣：
“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其後百僚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為之，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詠，秉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必為遠近傳寫，故漸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肅然，無澆漓之態。”（《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清泰元年，李從珂舉兵反叛並逐走了後唐愍帝李從厚，馮道便率百官開城迎接李從珂，並擁立其為帝，是為後唐末帝。李從珂打仗是把好手，當皇帝水平就次了點，所以看不上馮道，將其逐出京城，任匡國軍節度使。
天福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勾結契丹，滅後唐後稱帝，建立後晉。這位著名的“兒皇帝”後來雖然留下了千古罵名，但眼光還是不錯的，馮道再次被拜為宰相，授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福四年以後，更是將朝政全部委託給馮道，石敬瑭對馮道的恩寵禮遇，滿朝無人能及：
“（馮道出使契丹）及還，朝廷廢樞密使，依唐朝故事，並歸中書，其院印付道，事無鉅細，悉以歸之。尋加司徒、兼侍中，進魯國公……道嘗上表求退，晉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為比。”（《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後來石敬瑭病危，曾希望馮道輔佐幼子石重睿即位。但馮道卻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為由擁立年長的石重貴為帝，是為後晉出帝。不過石重貴並不領情，很快又將馮道逐走，出任節度使。
著名的“兒皇帝”石敬瑭人品不行，用人的眼光還是不錯的
天福十二年，契丹出兵滅後晉，北歸時攜馮道等後晉降臣隨行。不過遼太宗在途中病逝，契丹國內因帝位空懸爆發內訌，馮道等人才得以逃脫，歸附由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所建的後漢。此後他被授予“太師”這個位高但卻無權的職位，並以“奉朝請”的名義參與朝政，並與樞密使郭威結識。
乾佑三年，郭威起兵殺死後漢隱帝劉承佑，次年即位建立後周，是為後周太祖。馮道被拜為太師、中書令。
顯德四年，馮道病逝，享年73歲。周世宗聽聞，廢朝三日，冊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賜諡文懿。
而自在後唐出任宰相後，馮道又歷仕後晉、契丹（馮道在出使契丹時，曾被遼太宗耶律德光任命為太傅）、後漢、後周，累計7個王朝。
身為“亂離人”的馮道，滿身髒水都是些自詡忠節的“太平犬”潑上的。
人們習慣上把那些受過多任皇帝重用（擔任過宰相或是三公三師以上的高官、貴官）的臣子稱為“三朝元老”，比如漢之霍光、唐之李勣、明之葉向高、清之張廷玉等。雖然其中的“三”為虛數，有“多”的意思，但用來形容馮道還是顯得特別的骨感、蒼白。
大多數“多朝元老”名聲都不錯，而馮道則與他們截然不同
而且跟別人的“朝”多指一個王朝下的多代皇帝不同，馮道這位“元老”所侍奉過的“朝”可是實實在在的王朝——他曾在唐、桀燕、後唐、後晉、契丹、後漢、後周7個朝代當過官，先後效力於唐哀帝李柷（這個有點勉強）、桀燕皇帝劉守光、後唐莊宗李存勖、後唐明宗李嗣源、後唐愍帝李從厚、後唐末帝李從珂、後晉高祖石敬瑭、遼太宗耶律德光、後晉出帝石重貴、後漢高祖劉知遠、後漢隱帝劉承佑、後周太祖郭威、後周世宗柴榮共計13位皇帝。也就是那時候還沒有像吉尼斯世界紀錄之類的玩意，否則老馮這個曠古絕今的記錄哪怕是到了地球爆炸的那一天，基本上也沒有希望被打破。
而關於馮道所有的非議，也皆源於此。
二十四史中有兩部五代史，分別為薛居正主編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所撰的《新五代史》。有些細心的朋友可能會奇怪，我在前文中所引用的有關馮道的史料，皆出自《舊五代史》，難道是我對《新五代史》心存偏見？其實有偏見的不是我，而是編纂《新五代史》的歐陽修。
在歐陽修的眼中，五代是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新五代史·卷十六·唐廢帝家人傳第六》）的“干戈賊亂之世”。因而作為一個儒家正統的“道德君子”，他出於對那段歷史中“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新五代史·卷十七·晉家人傳第五》）的痛心疾首，自然對當時的人物充滿了憎恨和憤慨。於是他在修撰《新五代史》時不但刪繁就簡，而且時不時的大發感慨，不免有違史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傳統，不僅使得此書的史料價值大減，甚至引來“好個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宋稗類鈔·卷五》清·李宗孔）的嘲笑。
《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遠不如《舊五代史》，與同為歐陽修編纂的《新唐書》相比更是大失水準
比如對於馮道這個幾乎貫穿了五代整個歷史的重要人物，歐陽修不僅將其冠以“無廉恥者”，還將《舊五代史》中客觀描述馮道為人、為官、為政的事實幾乎全部刪去。《馮道傳》全篇統統圍繞他“事四姓十君”之事展開，還在開篇便蓋棺定論的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雜傳第四十二》）
作為一代文宗，寫詩作詞歐陽修自可傲視群倫，可要說起著史立傳讓人或流芳千古或遺臭萬年，他的筆力就遠遠比不上司馬光了：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遊下僚……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第二》）
歐陽修、司馬光等人說到底還是個臣子的身份，他們對馮道的痛斥是出於儒家信仰也好、自命忠節也罷，或者乾脆是作態給皇帝看的，都不免給人以站著說話不腰疼之感。要說感同身受、真正痛恨馮道這類人物的，還是非皇帝莫屬。畢竟相比投降了仍可“累官故不失州郡”的臣子，根本沒有退路的皇帝對於馮道的反感和痛恨卻是實實在在的：
“自後晉至周，皆以簒得國。馮道歷臣其比肩，事主之人其俯仰愧怍不識，當何若矣？乃猶著長樂老敘以自述，其榮遇當時，反以徳量稱之，四維不張於茲為甚。無惑乎其亂亡接踵也。”（《閱史緒論》清·康熙皇帝）
哪怕是到了近現代，類似的言論仍不絕於耳：
“構成統治階級的文官部分，醜惡並不亞於武夫們。文官的代表是馮道。馮道是五代時期著名的人物，是這個時期的特產，是官僚的最高典型。他尤其擅長的手段是揣度勝敗，估量強弱，捨棄敗弱，奉迎勝強，按照時機做來，不過早也不過遲，被捨棄者來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適合需要，他就這樣避免危害，長享富貴。”（《中國通史·第三編隋唐五代時期·佔據中原的五個小朝》范文瀾主編）
再比如當代的餘秋雨大師：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覆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只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的叛賣。因此，馮道還有長期活下去不斷轉向、叛賣的可能。”（《山居筆記·歷史的暗角》）
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這些對於馮道口誅筆伐不休的君子們，大多數都生活在太平世界裡，比如歐陽，比如司馬。宋朝又是個對待士大夫特別優容的朝代，他們基本無須擔心外敵入侵、內敵叛亂，不用憂心顛沛流離之苦，勿須揪心妻離子散之痛；他們生前可做高官、可享富貴，死後可獲美諡、可得文名；他們更無須像馮道那樣，必須在幾個君主或朝代間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還可以從容的用“春秋遺旨”對這些“貳臣”進行道德審判。
生在太平盛世的人——包括我們在內，是無法對“人命賤如豬狗”的亂世感同身受的
如此人生，豈不美哉？
可惜馮道沒有這樣的幸運，他只能在命運的夾縫中掙扎求存。而要想活下來，還要活出點人樣、活出點作為，那就必須得放棄在某些人眼中的“人道之大倫”。
雖然歷史沒有假設，但是如果讓馮道與歐陽修、司馬光異位相存，那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景？我不敢肯定歐陽、司馬會不會成為第二個馮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馮道一定會比那二位活得更加精彩，不僅僅會顯忠節、得直名，更會成為一名能臣（僅以政績而論，歐陽、司馬二人皆無法稱“能”）。
元人施惠所著傳奇《拜月亭記》中有一出曲詞，其實把這個道理講得極為透徹：
“亂亂隨遷客，紛紛避禍民。風傳軍喊急，雨送哭聲頻。子不能庇父，君無可保臣。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拜月亭記·第十九出·偷兒擋路》）
誰才是真正的“無恥之尤”？
其實在歐陽修之前，曾經經歷過唐宋之間那段亂世的人們，對於馮道的評價截然不同。比如主編《舊五代史》的薛居正，對此的觀點就非常的冷靜客觀：
“史臣曰：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所以飾終之典，不得諡為文貞、文忠者，蓋謂此也。”（《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而與馮道經歷相似，曾歷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到了北宋初年仍然擔任宰相的範質，則對馮道的評價高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範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第二》）
為何前後風評差別如此之大，究其根源無非是“感同身受”四字罷了。
按照歐陽修、司馬光等人的看法，馮道即便在朱溫篡唐時勉強可以不必去死（任節度使屬官，並非直接奉仕於唐），那麼在燕帝劉守光不納忠言、反將其下獄待斬時，也應該毫不猶豫的以死諫主，而不是逃走去投奔李存勖——哪怕後者相比前者更像個明君。
李存勖被殺時馮道該去死、李從厚被逐時馮道也該去死、李從珂自殺時馮道更該去死……反正在他們看來，馮道如果不自殺個十遍八遍的，就上對不起皇帝、下辜負了萬民，簡直就是人間渣滓、無恥之尤。
而且在這些儒家的正人君子看來，就算馮道捨不得自殺，也不是沒有出路——“邦無道則隱”（我內心很陰暗的以為這是他們也捨不得去死，在給自己找出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他們看來，若是生逢亂世、帝王無道，君子正確的做法就是不負責、不作為——“或滅跡山林，或優遊下僚”。天下戰禍延綿、百姓生不如死又如何？關老子屁事！身為君子，只需等待亂世結束、“聖主”降世，再矜持的“邦有道則見”，出山做自己的忠直之臣就好了。
司馬光著史固然是好的，可是評價馮道的這段文字太過混賬
如果天下的“君子”們都按照司馬光說的去做，那麼結果會怎樣？很顯然，要麼是天下士人死絕、華夏文明從此斷了香火；更可怕的就是如果無人制止，亂世將不可控制的持續蔓延下去，只有破壞沒有建設的結果就是天下人統統死絕。
馮道對此的看法卻截然不同，在詩作《天道》中，他其實已經把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義利觀說得很明白：
“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
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與之相比，司馬光等人的言論才是真正的“無恥之尤”。
一個真實的馮道——即便不能說問心無愧，也比那些坐而論道、自比高潔的貨色強太多。
從朱溫篡唐到趙匡胤黃袍加身之間的短短50多年時間裡，在中原地區出現了5個王朝和10姓、14位皇帝，可以想見那是個多麼混亂、黑暗的時代——這其實就是馮道之不幸的所在。更大的不幸在於他的才華、名氣大到了讓那些“望之不似人君”的昏暴之君們幾乎都對馮道青睞有加，爭著搶著將高官厚爵雙手奉上不說，就算他想辭職都不行，即便回鄉守孝都會有契丹人發兵來搶。
在五代那個黑暗的年代，除了極個別的幾個軍頭，無人能掌控自己的命運
在那個“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舊五代史·卷九十八·列傳第十三》）的時代，身為百無一用的一介書生，馮道顯然沒有任何軍事才能，所以他根本無力改變天下大勢，對此他也很有自知之明：
“晉祖曾以用兵事問道，道曰：‘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臣本自書生，為陛下在中書，守歷代成規，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問臣，臣亦以斯言答之。’晉祖頗可其說。”（《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那麼馮道能做些什麼呢？事實證明他能做的事情有很多，而且還做得很好。
比如趕上還算“聖明”的皇帝，他便苦心規勸其體恤民情、知民疾苦，從而間接實現改善民生的目的：
“天成、長興中，天下屢稔，朝廷無事。明宗每御延英，留道訪以外事，道曰：‘陛下以至德承天，天以有年表瑞，更在日慎一日，以答天心……陛下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明宗深然之。他日又問道曰：‘天下雖熟，百姓得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此常理也。臣憶得近代有舉子聶夷中《傷田家詩》雲：二月賣新絲，五月糶秋谷，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遍照逃亡屋。’明宗曰：‘此詩甚好。’遂命侍臣錄下，每自諷之。”（《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再比如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他儘管將自己深陷在汙泥當中，卻儘可能的潔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汙。
儘管無數人在馮道的“大節”上狂噴口水，但對於他的私德卻少有人能指摘一二。就連死活看他不順眼的歐陽修都不得不承認“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雜傳第四十二》），司馬光也認可馮道“為人清儉寬弘”（《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第二》）。而在五代時期，皇帝盡是殘暴不仁之君，官吏盡是貪婪無恥之臣，唯獨馮道能出淤泥而不染，清廉自守且品行高潔。這使得當時無論何人當權，哪怕不用其才，也要把他擺在朝堂上當一個華麗的擺設，以示朝廷重用賢德之意。
儒家正統認為不屑權貴、遠離汙濁者為高潔之士，殊不知身處淤泥而不染者才是真正的高潔
否則哪怕馮道再能幹、再戀棧權位，又怎麼可能連續數個朝代、十幾個皇帝都用他？難道是因為他長得好看？
馮道在當時的名氣大到了什麼程度——當時的讀書人甚至將他與孔聖人相提並論！而且這事還是歐陽修說的：
“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雜傳第四十二》）
而馮道也頗以此自傲，在其晚年所著的《長樂老自敘》中，自陳一生問心無愧：
“靜思本末，慶及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於家，在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願者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事親、事君、事長、臨人之道，曠蒙天恕，累經難而獲多福，曾陷蕃而歸中華，非人之謀，是天之祐。”（《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列傳第六》）
再再比如馮道在對待契丹的態度上，曾被人罵得狗血淋頭：
“他（石敬瑭）要馮道出使遼國行禮，表示對父皇帝的尊敬。馮道毫不猶豫，說：‘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好個奴才的奴才！”（《中國通史簡編·第3編·第1冊》范文瀾主編）
割讓燕雲十六州、向契丹自稱“兒皇帝”並繳納歲幣的是石敬瑭而非馮道。而且出使契丹一事，石敬瑭認為只有馮道的才能才能勝任，而且說出了“此行非卿不可”的話來，馮道還能怎麼做？辭官？前面的引文中已經說過，石敬瑭是斷然不會允許的；自殺？開什麼玩笑，誰的命不值錢？要自殺他何須等到這個時候；嚴詞拒絕？文官在那個時代是沒有發言權的，固守愚忠就是個笑話，洞察時勢、曲意逢迎才可能生存。
所以馮道當時的選擇固然不光彩，可在當時的情況下，有幾個人敢拍著胸脯說自己會表現得比他更加高風亮節？
所謂的“弱國無外交”實為至理，馮道丟掉了自己的面子和名聲，卻可能換回無數百姓的性命：
“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痴頑老子。’……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雜傳第四十二》）
相比大罵契丹人一頓以博取個人的忠直之名，或是冷眼旁觀無所作為，馮道的選擇無疑更加艱難，也更讓人欽佩。
殘暴的契丹人攻破汴梁卻未對百姓大肆殺戮，在其中馮道居功至偉
事實上就連馮道最讓人詬病的的汙點，也就是對於亡國喪君的態度上，他也不是一貫持以無所謂的態度。比如在乾祐三年，郭威起兵殺害漢隱帝劉承佑後，想試探一下群臣對於他稱帝的態度，於是將目標選擇在政壇老油條馮道身上：
“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郭威）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于徐州。”（《新五代史·卷五十四·雜傳第四十二》）
郭威讓馮道去迎劉贇入京稱帝，後者壓根就不信任前者，逼得郭威不得不發誓，馮道還是警告他“莫教老夫為謬語，令為謬語人。”（《五代史闕文·周太祖馮道》宋·王禹偁）
政治人物的誓言也就是那麼回事，所以馮道還沒把劉贇接進京，郭威便已經稱帝，還派人阻止劉贇的行程。這時劉贇的部屬想殺死馮道，卻被劉贇所阻：
“郭威遺贇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九·後漢紀第四》）
郭威突然稱帝，劉贇還未上崗就成了“先帝”，下場可想而知（劉贇先遭囚禁，後被毒死）。在這種生死關頭，劉贇居然能夠保持理智，非但沒有殺死馮道這個現成的替罪羊，還選擇原諒了他，這不僅說明劉贇是個非常有素養的謙謙君子，還證明了馮道的信用和名聲好到了何種程度。
郭威的一系列操作不免有借劉贇之手殺馮道之嫌，不過卻敗在了後者的人品上
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後來卻成了任人口誅筆伐的“無廉恥者”。
朝秦暮楚這個成語大家都很熟悉，說的是戰國時期夾在秦、楚兩個對立大國間的那些小諸侯國，為了掙扎求存，不得不在兩大國間前後搖擺、左右依附，後被喻為反覆無常。殊不知因為馮道還誕生了一個與之相似的成語——朝梁暮晉。與朝秦暮楚相比，朝梁暮晉是專門用來形容人的，而且是那些沒有節操的人。
元朝詩人劉因甚至專門寫了一首諷刺詩，詩名就叫《馮道》：
“亡國降臣固位難，痴頑老子幾朝官。
朝梁暮晉渾閒事，更舍殘骸與契丹。”
話說這位劉因本為漢人，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卻三代仕於金國，要不是他生得晚、金國又早早的被蒙古人滅掉，說不定他也會在女真人的手底下做官。後來劉因出仕於滅掉了自己的宗國和故國的元朝，任右贊善大夫，死後被追贈為翰林學士、資政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號文靖——可謂榮譽等身。
我實在想不通——這貨的臉皮得有多厚，才好意思如此指摘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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