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有個問題值得探討：為什麼有武則天的先例，中國歷史上卻再也出不了女皇帝？

常見的解釋是，女人竊權，就像牝雞司晨，必定亂政，武則天之後，整個社會已經不能容忍女皇帝的出現。沒有女皇帝，是王朝之幸，天下之幸。

這種解釋，在歷朝歷代都很盛行，構成我們認識歷史的“常識”的一部分。但是，背後的邏輯，細思恐極：

這是否只是傳統男權社會，強加給我們的歷史的“偏見”呢？

劉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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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后劉娥（969或970—1033）是一個傳奇人物。她以自己一生的經歷和身後之名，生動地詮釋了傳統男權士大夫對女性政治的提防，以及持續不斷的汙名化。

劉娥，四川人，孤兒，自幼父母雙亡，被寄養在外婆家。十來歲便嫁給銀匠龔美，跟著龔美來到當時的京城開封。史書說，劉娥“善播鼗”，鼗鼓現在俗稱撥浪鼓，說明她是開封城內一個底層的取悅市民開心的藝人，生活艱難。

宋真宗趙恆繼位前為襄王時，聽說四川女人漂亮聰慧，一心想娶個川妹子。碰巧底下有個叫張耆的人，打聽到龔美家貧，想讓劉娥改嫁。

劉娥由此以卑微的出身和再嫁之婦的身份，進入了襄王府邸，並得到趙恆的寵愛。但是，她那卑微的身份，必將如影隨形，時刻打擊、摧殘著她。

在作為皇族的女人這條道路上，她的出身一直是周遭攻擊她的主要原因。

就這樣熬了許多年，熬到宋太宗去世，趙恆繼位為止。難得趙恆貴為新皇帝（宋真宗），卻未對劉娥產生嫌棄，而是歡天喜地把她迎進宮裡，封為美人。

景德四年（1007），出身名門的郭皇后去世後，宋真宗開始運作劉娥當皇后。然而，這一動議立即招致了群臣的抗議。不是因為劉娥人品有問題，而是出身有問題：“章獻（指劉娥）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宋真宗安排翰林學士楊億起草封后詔書，並許以榮華富貴，楊億公然拒絕，說這是對自己祖上的羞辱。

群臣一致推薦沈才人當新皇后，推薦理由依然無關人品，無關是否賢良淑德，而是血統。參知政事趙安仁說：“劉德妃（指劉娥）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

在這場風波中，後人讀史，當然無法苛求宋人的階層偏見，但是，設身處地想一想，處於輿論中心的劉娥，究竟揹負了多少莫名的原罪，蒙受了多少無端的攻擊和冤屈呢？

宋真宗挺劉娥成為自己的皇后，然而備受阻撓，不能如願，只好擱置下來，中宮虛位多年。真宗的意圖，或許是在等待自己寵愛的劉娥，為自己生下第一個兒子，這樣就可“母以子貴”，衝破階層的禁錮而正位中宮。

可是，為皇帝生男娃，對於年屆四十的劉娥來說，這個概率有點小。劉娥採用的應對辦法是借腹生子。她安排莊重寡言的侍兒李氏擔任真宗司寢，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氏生下一子，即後來的宋仁宗趙禎。劉娥將這個男娃據為己有，由楊淑妃撫養。這個事，當時知道的人極少，連趙禎在劉娥生前都一直誤以為劉娥是自己的親生母親。李氏自己不敢吭聲，劉娥則通過宋真宗不斷提升李氏的地位來彌補她的愧疚。

但宋真宗肯定是知道內情的，而且默許了劉娥借腹生子的做法，這樣才有了一個相對正當的理由來冊封自己心愛的女人為皇后。儘管朝中主要大臣仍然反對劉娥為後，不過這次宋真宗不管不顧，終於在趙禎兩歲的時候，1012年，冊封劉娥為皇后。

這一年，劉娥已經接近43歲。

即便貴為皇后了，但她敏感的內心仍然為自己的出身感到苦惱。朝堂之上對於出身階層的傲慢與偏見，讓她心生懼怕。她專門去找了朝中的劉姓官員，主動去攀親戚，說我知道你出身名門，能否借你們家的家譜一閱，說不定我們是同宗哩。結果，人家只回了她兩個字：“不敢。”

表面是“不敢”，內心是“不屑”。

然而，諷刺的是，這樣一個出身卑微的女子，事實上已經成了大宋的皇后，而且此後還成為實際上執掌最高權力的皇太后，這可讓當朝的士大夫感覺到難以接受。於是他們反過來，在史書中替劉娥粉飾家世，說她其實出身名門望族，她的祖父是五代的大將軍，父親是刺史等等，只是後來家道中落了。

士大夫們始終認為，一個來自底層的劉娥，竟然成了大宋的女主，這是大宋之恥，士人之恥；所以他們在現實中阻撓無效之後，便只能在史書中將她塑造成名門之後，只有高貴的血統才配得起他們的大宋，配得起他們的臣服。這就是，傳統男性士大夫的精神勝利法。

圖源：攝圖網

2

打破出身的偏見，已經這麼難；打破性別的偏見，則幾乎不可能。

劉娥是一個聰明人，《宋史》記載：“後（指劉娥劉皇后）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後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博引故實以對。”

意思是說，劉娥這個人悟性高，記性好，善於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宋真宗每天批閱奏摺，都會跟她交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類案例告訴宋真宗。

不僅如此，劉娥辦事果斷，考慮問題周密，因而逐漸贏得宋真宗的依賴。特別是在宋真宗後期，這個皇帝執著於在歷史上刷存在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製造天書、東封西祀和修廟建觀等迷信活動上，對於朝政，要麼不管，要麼瞎搞。這時候，劉娥的存在對宋真宗就顯得很重要，她從旁協助處理政務，並隨著政治才幹的增強而逐步切入政事核心。

到天禧四年（1018），宋真宗生病以後，更是將朝政直接交由劉娥處理。史書說，“事多決於後”。

劉娥介入朝政的路徑，跟武則天挺像的，都是個人有能力，皇帝又有病，順理成章就從內朝走向了外朝。

在這個過程，反對力量來勢洶洶。宰相寇準等人力勸宋真宗以太子監國，將統治大權從劉娥手中奪回。宋真宗原本同意這個計劃，但由於寇準酒後失言，大嘴巴洩密，讓支持劉娥的丁謂等人抓住把柄。計劃失敗，寇準被貶。

乾興元年（1022），宋真宗駕崩，年僅12歲的太子即位，是為宋仁宗。宋真宗遺詔尊劉娥為皇太后，“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劉娥名正言順地成為攝政太后，開始了長達11年的垂簾聽政生涯。垂簾之初，她欲擒故縱，縱容丁謂勢力膨脹，以激起眾怒，又利用王曾等人對丁謂擅權的不滿情緒，藉故將丁謂遠謫海南，從而擺脫了丁謂位高難制、尾大不掉之勢。

可以看出，在鬥寇準、鬥丁謂這兩場政治鬥爭中，劉娥實際上充當了朝中兩股政治勢力的棋子。不論後世如何以寇準為忠臣，以丁謂為奸臣，但這兩人的個人權欲是一致的，只是前者希望通過控制太子、後者希望控制太后來達到他們各自專權的目的。而劉娥的高明之處在於，利用這兩股對立的勢力，借力打力，披荊斬棘，一步步穩固了自己作為大宋實際統治者的地位。

在這之後，她又不失時機地提拔王曾、魯宗道、呂夷簡等能臣，重組內閣，為自己行使權力、推行政令構建了新班子。當她意識到其中有人對她作為女主的身份形成障礙時，她又會時不時地提拔新人進入朝廷中樞，在動態調整中鞏固自己的決策地位。

正如我前面所說，當時整個王朝對出身、性別都構築了堅固的傲慢與偏見，劉娥的上位之路，註定是一條崎嶇艱險之路，一條與整個世界為敵之路。

但即便如此，她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以不流血的方式基本實現自己的權力慾望與施政理想，這不能不說是她的厲害之處與魅力所在。連最有直男癌的司馬光，後來也不得不承認：“章獻明肅皇太后（即劉娥）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

3

在當攝政太后的11年間，劉娥有沒有做武則天第二的念頭或野心？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來看，她肯定有。特別是在她攝政的後期，她享受的禮儀規格已經跟皇帝接近或沒有區別。她甚至曾試探性地詢問大臣：“武則天這個人究竟怎麼樣？”著名諫臣魯宗道回答說：“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一句話就把劉娥噎住了。

唐朝的歷史，對於宋初的人來說，就是他們的近代史。唐鑑不遠啊，同志們。女人干政，甚至改朝稱帝，都僅是兩三百年前的事情。

對比武則天和劉娥各自的時代，武則天的運氣顯然要好得多。唐代的自由開放之風，尤其是在男女平權方面，均是帝制時代的一個巔峰，被稱為中國自由婚的第二次高潮。即便是這樣，武則天要打破男權社會的成見，想自己上位做皇帝，仍必須使出讓她後來都追悔的酷烈手段。

劉娥所處的北宋，是宋明理學的孕育期，雖不像南宋以後對女性有那麼多變態的約束，但比起唐朝，女性的地位已經明顯被看低了。從武則天在宋代以後不斷地被妖魔化，也能看出男性士大夫對女人參與政治的極端不滿。

劉娥不像武則天那麼下得了狠心，雖千萬人吾往矣。她本質上是內心純良的窮苦出身，在上位過程中步步驚心才企及今日的身份。即便身在高位，她仍不忘窮苦的記憶，具有深切的同情心。有一次，在去南御莊的路上，她遇見一名貧窮的織布婦人，當場就命隨從給予賞賜，然後，她說，一個勤勞的農婦仍不免於貧，國家難道不應該體恤一下嗎？此後，她多次下令有關部門廢除各種無名雜稅，減輕百姓負擔。

北宋的政治鬥爭，不像武則天時代那麼酷烈，基本都能守住底線，僅到貶官為止。很難想象，像范仲淹這樣屢次捋老虎鬚的直臣，屢次被貶，又能屢次回到朝廷。這種讓政治立場與個體生命相分離的文明法則，劉娥不是開創者，但她是一個很好的堅守者。這就決定了她不可能更改北宋的“祖宗家法”，去做出武則天那樣消滅異己的事情。

權力之梯是用血鋪就的。時代對女性從政的阻力在加大，個人又對政治鬥爭抱有最後的良善之心，因此，劉娥只能在柔性的政治鬥爭中，一步步鞏固自己現有的地位，把攝政太后的權力用到極致而已。

無論她的執政能力有多高，她始終無法擺脫身邊人基於她的女性身份所進行的指責。

事實上，北宋一共產生過5個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劉娥是第一個也是最有作為的一個：

她攝政期間，終結了宋真宗極端荒唐的天書政治，讓朝廷迴歸正常狀態；

她先後六次下令嚴懲貪官，並掌握朝中高官所有親戚的名錄，嚴防裙帶關係；

她順應商品經濟發展趨勢，一度改革茶、鹽的官榷制度，實現茶、鹽暫時局部的通商；

她審時度勢，獨具慧眼地在川峽地區發行流通交子，印製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作為女性，她還強調夫婦齊體，提高婦女的地位和財產繼承權；

……

最重要的是，她攝政期間，沒有讓少年的宋仁宗脫離政治，而是讓他臨朝聽政，參與決策，學習執政手段。在她的指導下，宋仁宗積累了大量經驗，後來，仁宗曾對臣下說，

然而，歷史的不公就體現在這裡：與男性相反，作為女性，她越有作為，越想作為，她所受到的掣肘就越大，所得到的評價就越低。

北宋5個攝政皇太后，總體評價算不錯，用史書來說，叫“累朝母后之賢，非漢唐可擬議”，因為在強大的男性士大夫壓制下，最後沒人邁出武則天那一步。但比較而言，劉娥可能是5人中評價最低的一個。反而是最沒作為、完全淪為舊黨打擊王安石變法派工具的神宗朝高太后高滔滔，竟然被史書捧為“女中堯舜”，原因無他，僅僅是因為高太后迎合了司馬光一黨的守舊主張，而司馬光恰好是個傑出的史學家，如此而已。用高滔滔的姨媽、英宗朝攝政曹太后的話來說，這就叫“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

而一生飽受爭議的真政治家劉娥，最常被人記起的歷史評價，卻是這聽起來十分曖昧的10個字：

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表面是在誇劉娥有政治才幹，實際上是在說，好險啊，這個女人要是再往前一步，那就是另一個呂雉，第二個武則天。

武則天劇照

4

在男性士大夫看來，劉娥確實差一點成為那個“十惡不赦”的武則天。

明道二年，1033年，劉娥生命中的最後一年。史載，劉娥穿袞衣，戴儀天冠，去參謁太廟。

朝廷士大夫都炸了。袞衣，是天子舉行國家大典穿的衣服。太廟，相當於趙宋家族的家廟，是男性皇權的象徵，歷來只能由皇帝祭祀。劉娥的做法，在士大夫看來，不但侵犯了皇權，而且嚴重擾亂了男性社會的權力秩序。

此次參謁太廟，被認為是劉娥有心效法武則天的證據。連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論著中，都對劉娥大加鞭撻：“劉後以小有才而垂簾聽政，乃至服兗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

你看，男性士大夫最氣憤的，正是“亂男女之別”。一切的根源，僅在於這是個男權社會，而劉娥偏偏是個女的。

以前，有一次劉娥與宋仁宗一同出行。她讓自己的車駕先仁宗而行，參知政事魯宗道趕緊制止道：“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用女性的三從四德，而不是用皇權不可僭越那套理論給劉娥施加壓力，劉娥很無奈，只得命令車駕跟著仁宗走。

沒有一種史書會記錄下這個頗有“女權意識”的女主的痛苦和悲哀，畢其一生，周遭都是男人的反對聲，一開始反對她的出身，後來反對她的性別。沒有人在乎國家統治者的本質，是能否讓天下太平；所有人只在乎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不能是一個女人。

她沒有像武則天一樣發動流血政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她把手段看得跟目的一樣崇高，希望以溫和的方式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不光是為了自己，還為了後來的女性。在她攝政後期，她命人編制了《新編皇太后儀制》，記錄她垂簾聽政期間的各種制度，以後的后妃可以據此在禮制上繼續分享男性皇權。美國漢學家賈志揚說，《新編皇太后儀制》在劉太后攝政十年後才推出，不是因為她想最終更有效地運用自己的權力，而是因為她想建立一個歷史遺產。

但是，男性士大夫認為，這些制度太超前了，在劉娥死後，將這部文獻毀掉。

直到生命彌留之際，64歲的劉娥仍然堅信自己可以像男性皇帝一樣，有效地統治國家，她仍然希望這個男權社會，可以給她最終的認可。史載，劉娥死後，宋仁宗跑出來對輔臣說：“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參知政事薛奎心領神會，回答道：“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

劉娥臨死已經不能說話了，仍在撕扯身上的衣服，宋仁宗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薛奎一聽就明白過來，劉太后是想穿上龍袍，享受皇帝的葬禮啊。但薛奎緊接著說，“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如果給劉太后換上龍袍安葬，她又有何面目去見宋真宗呢？

宋仁宗聽從薛奎的建議，以後服下葬劉太后。用一場正常的葬禮，將這個生前走得有點遠的太后，重新拉回了男權社會的秩序裡。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說明劉娥對男女平權有很深的執念：

她想創立一種女性參與政治的傳統，但在強大的士大夫政治的歷史慣性面前，她的努力顯得十分孤單。她失敗了。在她死後，御史中丞蔡齊立馬提出來，說皇帝早已成年，這才開始親政，怎麼能讓女後相繼稱制呢？

宋仁宗於是把劉娥遺誥裡“皇帝與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的表述刪掉。

劉娥所追求的“歷史遺產”，至此全部被扼殺了。

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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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針對劉娥的非議，並未到死為止。

宋仁宗親政後，進行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政治變革，對劉太后生前的內外勢力實施打壓。這幾乎是所有在強權母后干預下成長起來的皇帝通用的做法，展現了被長期壓抑的人性爆發。最典型的一點體現在人事安排上：凡是劉太后信任的官員，都遠貶他處；凡是被劉太后貶謫的官員，都召回朝廷。通過這些發洩式的政治操作，宋仁宗既表達了對劉太后的不滿，也樹立了自己的威信。

看到此，有人開始進一步離間宋仁宗對劉太后的感情，向宋仁宗奏明：“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於非命。”宋仁宗從此懷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個驚天大騙局裡面，直到親自開棺驗屍，看到李宸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這才相信李宸妃不是被劉太后所害而斃命。宋仁宗反過來責備離間的人多事，說：“人言其可信哉？”

在衝動過後，宋仁宗回想起劉太后攝政的十幾年間，自己的人身安全從未受到威脅，國家也被治理得有條不紊，不禁對劉太后產生了感激之情。

然而，宋仁宗“放過”了劉太后，天下人卻沒有放過劉太后。

在民間流傳的“狸貓換太子”故事中，劉娥被刻畫成一個權力慾膨脹、心狠手辣的毒婦。這個形象也成了劉娥在歷史中的刻板印象，不讀歷史的人，輕易就上了虛構戲曲的當。

劉娥因為是女性，在傳統的男性權力架構中，是不允許接觸權柄的。歷史上所有干政的女性，甚至包括那些特別有個性的、詩詞寫得好的、舞蹈跳得好的、長得極其漂亮的，無一不是在傳統歷史記述中被妖魔化，被醜化，被鞭撻。幾乎沒有人替她們說一句公道話，或者替她們說話的人，本身就很邊緣。

魯迅曾在他的雜文中，批判過男權社會的這種“甩鍋”心理：

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吳，楊貴妃亂唐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性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由男的負。但向來男性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

劉娥沒有大惡，都會被後世虛構出“狸貓換太子”的戲碼，以醜惡的形象代代傳唱下去。呂雉、武則天這些做過殘忍之事的女主，就更招黑了。我們當然可以批判呂雉、武則天在宮廷權鬥中的手段太過殘忍，但她們作為政治家的身份能不能因此就一併抹殺掉呢？

劉娥的政治才幹，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同樣的，呂雉在其攝政時，舉國休養生息，三次“大赦天下”，連司馬遷都說，呂后主政期間“政不出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武則天也是如此，在位期間推行一系列開創性的改革，一舉奠定了後來開元盛世的根基。

我們說，善惡要有標準，而且必須分清。

宮廷權鬥中的殘忍，到底是政治的問題，還是女性的問題？難道沒有女性參與的政治鬥爭，就很斯文，很紳士嗎？李世民、朱棣對自己家族的兇殘，十倍於呂、武，但他們的歷史功績尚且能夠得到公正評價，而呂、武僅僅因為是女性，就只剩下女性的殘忍，而忘卻了她們作為政治家的能力和功績。

反過來，一個佔據權力核心的女性，如果能力不行，禍國殃民，大家抨擊她的理由也只有一條：女人禍國。依然是在用女性的標籤，來為一個失敗的掌權者背鍋。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認識到，政治中的成敗輸贏，跟性別沒有關係？我們可以罵她是個失敗的權力玩家，但不能罵她是個女人啊。

因為她們是女人，做得好要罵，做得不好更要罵。這樣的語言暴力，在歷史上太常見了，可悲的是，在現實中，也仍未消失，而且大有市場。

劉娥生前曾問一直反對她當女主的北宋名臣李迪：“你看我把仁宗皇帝教養成這樣，你覺得如何呢？你一直反對我參與政事，是不是有點過分了呢？”李迪回答說：“今日見皇帝聖明，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於此！”

可惜，在男權社會里，像李迪這麼頑固而又能改變對女性成見的男人，真的不多。但我希望，一個真實的劉娥，能夠讓大家記住，記住她衝破階層與性別的桎梏，記住她在歷史上留下的慾望、掙扎和痛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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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美]賈志揚：《天潢貴胄：宋代宗室史》，趙冬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楊翠微：《論章獻明肅劉太后》，《面向二十一世紀：中外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

張明華：《論北宋女性政治的蛻變》，《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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