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隨著歐洲第二戰場開闢，德軍的失敗已成定局。在日益窘迫的形勢下，日軍選擇“跳牆”，為猖狂進攻中國進行最後一搏。
抗戰勝利在望，國共重啟談判，有兩黨尋求政治合作之意，更含對戰爭勝利後全國政權建設的未雨綢繆。談判唇槍舌劍，曲折複雜。雙方針鋒相對，往來博弈。民主顯然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以何形式實現？中共深思熟慮，謹慎決斷，“各黨派聯合政府”應運而生。
中國共產黨關於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反映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一致願望和共同要求，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在各民主黨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這也深遠地影響了抗戰最後階段的國內政治形勢。
（一）
1943年年底，開羅會議宣佈，美、英、蘇三國將從東、西、南三個方向對德軍採取軍事行動，開闢歐洲第二戰場。這意味著德軍將遭到蘇軍與美英盟軍的雙重打擊，寡不敵眾，失敗已成定局。狡黠的日軍當然不會再配合大限將至的德軍北上攻蘇。那麼，放棄攻蘇的條件下，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又會作何選擇呢？
事關中國戰場，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對此作出了預測。1943年年底，蔣介石致電羅斯福：“暴日之戰略，在未來一年期間，得先從容解決中國問題，預料不久期內日寇必對華發動一全面之攻勢。”蔣介石預判未出毛澤東掌握之中。差不多同時，毛澤東致電中共北方局書記鄧小平：“開羅會議打擊了日本誘降（但未最後放棄），堵塞了蔣介石尋求妥協之門，給與澎湖、臺灣、滿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進攻之禍。”
1944年的形勢發展印證了兩人的預判。新年伊始，日軍大本營便擬定“一號作戰”計劃，試圖“佔據湘桂、粵漢及平漢鐵路南段沿線要地，以消滅敵空軍主要基地，封鎖其活動”，也即眾所周知的豫湘桂戰役。
“一號作戰”具體細緻，要求日軍華北方面軍在4月“擊潰以第一戰區軍主力為主之敵人，佔據並確保黃河以南平漢鐵路南段沿線”，即鎖定了國民黨第一戰區——中原河南地區。按其計劃，河南戰役於4月打響，30多天鏖戰的結果是，河南大片土地被日軍佔領，平漢鐵路落入敵手。
河南戰役後，日軍又馬不停蹄發起湘桂戰役。6月下旬，攻佔了長沙、株洲等地後的日軍乘勢南下，進犯衡陽。慘烈的衡陽保衛戰打響。衡陽是粵漢、湘桂鐵路交會點，此役決定了日軍能否打通粵漢、湘桂路，意義不言而喻。鎮守衡陽的第十軍頑強抵抗47天，但仍不敵日軍，衡陽陷落。
日軍佔領衡陽後，繼續沿湘桂路向西南前進，逐漸佔領梧州、桂林、柳州、賓陽、武鳴、南寧等地，打通了中國至越南的交通線。12月中旬，柳桂戰役結束。
歷時大半年的豫湘桂戰役是武漢失守後中國正面戰場上一次最大的失敗。不到一年的時間，中國喪失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等省區之一部或大部分，丟失了146座城市、總計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6000多萬同胞淪於日軍鐵蹄之下。在日軍的瘋狂進攻面前，國民黨軍隊除少數戰役進行了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數情況是一觸即潰。
（二）
日軍的入侵影響著國共彼此之間的判斷，亦為調整國共關係提供了重要契機，因為團結抗敵是當下急需。1944年剛開年，毛澤東便約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郭仲容彙報與毛澤東的談話後不久，國民黨軍令部覆電，歡迎周恩來、林伯渠、朱德三人赴渝。針對重慶方面釋放的信號，2月4日，毛澤東致電駐重慶的中共代表：“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
談判已成必然，國民黨開始緊鑼密鼓佈置起來。3月10日，蔣介石確定了談判方針，即政治放寬，軍事從嚴，並派出張治中和王世傑與共產黨談判。蔣介石選擇張、王二人，其實用心良苦。張治中長期參與國共交涉，王世傑與中共打交道亦多年，均是熟悉中共、談判經驗豐富之人。當然，蔣介石有更深的用心，他要求在西安談判，以便自己掌握主動權，並要何應欽起草了《中共問題政治解決辦法草案》。觀其內容，實質為“政令統一”，比如將第18集團軍增編為兩個軍，不準在編制外另設支隊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應一律取消；陝甘寧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行政機構稱陝西行政公署，隸屬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簡派等。
5月2日，中共談判代表林伯渠和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王世傑同時到達西安。兩天後會談開始，至11日進行了五次會談。在提出的五點要求均遭拒絕後，中共為了表示談判的誠意，答應了國民黨先談軍事和邊區問題的要求。軍事上，依據現在的實力，中共提出先編6個軍18個師，國民黨只同意4個軍12個師；邊區問題上，中共要求邊區轄區和民主制度不變。國民黨則要求把邊區改為陝北行政區，直屬行政院，實行國民政府的法令，實則拒絕了民主。第五次會談時，雙方商定將各自意見整理出來，雙方代表均簽字後，交由兩黨中央作最後決定。但事與願違，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約簽字後，國民黨代表卻拒絕簽字。17日，雙方談判代表齊飛重慶繼續談判。
如若沒有誠意，換地方談判亦會是無果而終。重慶談判正可證明。國民黨本就對談判不抱希望，只是將其視為一種宣傳。早在2月，中共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時，國民黨就開始琢磨林到渝後的對策，其中就含一個毫無誠意的談判原則，即“注重其宣傳性，而不期待其成功”。談判之初，國民黨方面多次為難，先以中共提出條件太多為由，拒絕轉呈蔣介石。中共據此將原提案的20條改為12條，小問題改為備忘錄。提案集中於抗日和國共合作問題，要求國民政府實行民主政治，承認中共及抗日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中共軍隊至少給5個軍16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地方政府等。對於這些要求，國民黨仍不接受。
幾日後，國民黨亮出了自己的提案。用周恩來後來揭露的那樣，國民黨提案“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做三件事：第一，十個師以外的隊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規定要十個師集中到哪裡就必須到哪裡。第三，敵後解放區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給流亡重慶的省政府接收。”中共自然無法接受如此苛刻且沒有誠意的條件，於是林伯渠致信張治中和王世傑，指責他們妨礙了談判。幾日後，張治中、王世傑覆信林伯渠，表示國民黨提案不變。談判成為僵局。
僵局之外，國民黨還在思考如何推卸責任。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其宣傳部部長梁寒操標榜，國民黨中央“始終以最大誠懇，寬容與忍耐，謀談判之成功”。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來回應道，真正導致談判無果的是“國民黨統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其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只有國民黨“立即放棄一黨獨裁政治，立即放棄削弱與消滅異己的方針，立即實行民主政治，並從民主途徑中，公平合理地解決國共關係，才能得到效果”。這裡，周恩來道出了戰後政權重建的最大障礙，即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拒絕民主。周恩來的話也提示了另一個問題，民主政治該以何具體形式實現？國民黨也常常以此“詬病”中共。8月王世傑赴延安談判時曾言：“在抗戰結束後一年以內，實行憲政，予各黨派以同等地位，此種申示，意義較為明豁，亦較為具體，倘中共欲予此種申示之外，更標舉若干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如‘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自由’等等，於事實究竟有何裨益。”顯然，中共需要明確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為民主建國提供更明晰的方向和道路，也可以此揭露國民黨借民主太寬泛而不願實行民主的真實面貌。
（三）
1944年的延安，走出了一批以林伯渠為代表、為國共合作奔走呼號的共產黨人，也迎來了一批想要了解這個“神秘”地方的新鮮面孔。
延安“神秘”，大概源於國民黨政府的全面封鎖。時人曾言：“同情者將邊區目為聖地，讚美作東方的自由光明樂土。反對者斥邊區是封建割據形勢，更把邊區的一切批評得體無完膚。”駐重慶的外國記者渴求揭開延安的真實面紗，多次向國民黨政府要求參觀延安，但均未獲允。1944年迎來了轉機，在多方壓力下，國民黨當局不得已同意記者參觀延安的請求。6月的延安因此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即“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參觀團由21人組成，其中斯坦因、愛潑斯坦、福爾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6名外國記者來自美聯社、路透社、合眾社、塔斯社等，孔紹愷、張文伯、趙超構等9名中國記者來自《中央日報》《大公報》《新民報》等。這些媒體，可以說代表了中外的主流媒體，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視這次訪問，認為這是打破國民黨輿論封鎖、向外界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好機會。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主管接待工作，併成立延安交際處。交際處由楊尚昆擔任處長，金城任副處長，要做到“言傳出去，爭取過來”。
參觀團到延安後的第三日，朱德舉辦遊園會歡迎中外記者。葉劍英代表朱德致辭歡迎。愛潑斯坦代表外國記者發言：“來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們很快樂……這個地方很久以來是被關閉著的。這次我們來到這裡，把一座被關閉了很久的門，打開了縫隙，使光線透進來。而這個縫隙雖然很小，但是再要強制地把這座門關閉得像從前那樣緊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我們準備仔細地、客觀地、精確地研究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業績，以及這裡的各種工作情形，並報道給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愛潑斯坦說出了大家對參觀延安的期待，也說出了期待實現的不易，引起了在場記者的共鳴，贏得了一陣陣掌聲。
這些記者沒有食言。帶著美好的印象，中外記者們回到重慶後，紛紛把採訪的材料撰寫成文章發表，或者寫書出版。7月底開始，重慶各報陸續發表訪問延安見聞，除《中央日報》《商務日報》作了歪曲、攻擊性報道外，大多數記者的報道都比較客觀、真實。武道在報道中寫道：“這裡是一塊神奇的土地，這裡有一群普通而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出一代新人，這樣的環境成長起來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愛潑斯坦用對比的視角強調：“我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它與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迥然相異。這個中國充滿希望，沒有飢餓，沒有失敗主義情緒。延安使人感到未來的中國已經在今天出現。”福爾曼則斷言：共產黨人已經“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蹟——贏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來源於邊區的民主。毛澤東在會見這些記者時坦言：“中國是有缺點的，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邊區轟轟烈烈的選舉、各個階層參與政治生活都被這些外國記者爭相報告，民主延安躍然世人眼前。
（四）
就在中外記者參觀團陸續返程之際，延安又迎來了另一批客人——美軍觀察組。7月22日，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率領下進駐延安。8月7日，第二批觀察組成員飛抵延安。美軍觀察組參觀延安是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期間向蔣介石提出的，理由是通過中共區域展開對日軍的偵察。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期間，受到高度重視。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同觀察組成員談話，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堅持敵後抗戰的情況，表示共產黨歡迎美國記者或外交人員到根據地進行考察。中共領導人還明確表示，歡迎美國給予援助，但以不損害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為條件。8月23日，在楊家嶺毛澤東居住的窯洞，毛澤東和年輕的外交官謝偉思長談了8小時，表達了民主意願：“很明顯，國民黨必須整頓，其政府必須改組。像現在這個樣子，它是不能指望進行有效的戰爭的……共產黨接受國民黨在1936—1937年提出的結成統一戰線的條件，因為來自日本的外部危險威脅著國家，我們首先是中國人”。
美軍觀察組除在延安訪問外，後又派出部分成員考察了晉察冀、晉綏等根據地。他們將在延安的考察和感受寫成了調查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情況。最讓人驚喜的是，這些報告都大膽預言：“共產黨已經得到了廣泛而深刻的群眾支持，因此要消滅他們是不可能的。從這一基本事實中，我們應當得出這樣的結論：除非國民黨像共產黨那樣，進行深刻的政治和經濟改革，要麼它證明自己有能力奪過這種對人民的領導權，否則，共產黨將在較短的今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救中國，非共產黨之力量不可！”
（五）
民主政治究竟以何種具體形式來實現，中共一直在思考。是年，赴延安考察的美軍觀察組指出，中共希望“階級妥協”“政黨聯合”，似乎已經體察到中共這方面的打算。衡陽戰役的大潰敗，證明了實現民主、聯合抗日日趨緊迫，於是在8月17日，毛澤東立即致電董必武：“應與張、左（張瀾和左舜生）商各黨派聯合政府”。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已經找到了民主政治的實現形式，即各黨派聯合政府。明確了政權組織形式，現在中共需要思考的是：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提出這一主張。
時機成熟於9月舉行的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因為參與其中的各黨本身就有強烈的民主要求，會議的議題也是“共商國是，爭取民主”。9月4日，延安致電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同時延安也估計：“此項主張國民黨目前絕難接受，但各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國內外進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開明人士會加贊成，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後中國人民中的政治鬥爭目標，以反對國民黨一黨統治及其所欲包辦的偽國民大會與偽憲。”
中共代表在參政會上提出聯合政府，但以何種方式提出這個主張並能被各方人士接受，顯然這需要身臨參政會“一線”、對各方博弈及複雜局勢有深刻洞察的林伯渠等人的決斷。沒有武裝實力做後盾、卻有民主訴求的民主人士其實內心矛盾重重，林伯渠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各小黨派“他們一方面講民主，一方面又怕得很。比如我們這次提出聯合政府，先和他們商量，他們就提出要慢慢地來”。“慢慢來”表現了“手無寸鐵”民主人士對國民黨的懼怕。他們生怕步子邁大了，國民黨不高興了，最後雞飛蛋打，連“參政”都落空了。考慮到這些民主人士的顧慮，林伯渠和中共中央商議後，決定放棄“正式”提出，而以一種巧妙的方式即在參政會上“順便”提出這一主張。9月15日，林伯渠報告國共談判的經過，在結尾之處他“順便”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
“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在深思熟慮中產生，並最終謹慎而巧妙地公之於世了。一個切合民眾要求、符合時代大勢的政治主張雖來之不易，但一經提出，必然會因其反映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意志煥發出蓬勃的力量。在1945年3月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曾形象地說明：“聯合政府是具體綱領，它是統一戰線政權的具體形式。這個口號好久沒有想出來，可見找一個口號、一個形式之不易。這個口號是由於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大潰退、歐洲一些國家建立聯合政府、國民黨說我們講民主不著邊際這三點而來的。這個口號一提出，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人民如此廣泛擁護，我是沒有料到的。”自此，民主追求有了明確的載體，不再像以往那樣空喊民主口號卻不知道如何具體而為。
參政會結束不到十天的9月24日，重慶各界愛國人士和各黨派代表張瀾、沈鈞儒、馮玉祥等500餘人舉行會議，要求實行民主，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民主聯合政府。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等五所大學及十二個學會2000餘人一致要求改組國民黨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海外華僑團體也積極回應，紛紛發表聲明，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張，要求儘快組成民主聯合政府。10月10日，中國民主同盟正式發表《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要求“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各黨派之聯合政權，實行民主政治”。中國共產黨關於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使國民黨統治區的愛國民主運動朝著明確的政治目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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