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业对外开放正迅速进入实操阶段。
5月2日，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信息，瑞银集团(UBS)有关将其在瑞银证券中的持股比例提高至51%的申请已获得监管层受理。这意味着开放新政之下，瑞银集团有望成为首家控股中外合资券商的外资机构。
4月28日，证监会公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第一条就允许外资持股比例最高可达51%，同时宣布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即日起就可向证监会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申请材料。《办法》是落实中央扩大金融业开放承诺的的一个重要举措。
《办法》公布的第二天，瑞银集团就率先提出了上述申请，申请将其持股的瑞银证券变更为绝对控股公司。这一申请被视作是对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最新举措的积极响应。
“中国政府决定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这是中国市场开放的重要一步。”瑞银在官方回应中说，借着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业的契机，该集团将进一步发展中国业务，包括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等。
有同样期待的不止瑞银一家。《办法》公布当天，证监会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包括欧洲、亚洲等地的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已多次和证监会沟通了政策。高盛等多家知名金融机构均表示，如果政策允许，他们会寻求控制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
外资们欢欣鼓舞时，国内却不乏质疑和忧虑。比如“本土券商能否应对竞争”，以及开放会否加剧系统性的风险等等。以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为代表，中国资本市场正在经历新一轮的对外开放。相对于上一轮开放的“顺势而为”，这一轮开放是在“逆全球化”之下逆流而上，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可能的风险，中国的监管体系准备好了么？
再开放
瑞银集团控股瑞银证券的打算由来已久。2017年初就有消息称，瑞银集团有计划提高对在华合资券商的控股比例。今年早些时候，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SergioErmotti再次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增持瑞银证券的股份至51%。也因此证监会此次受理增持需求，在瑞银集团看来是增持瑞银证券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事件。
这背后则是瑞银集团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期望。瑞银集团内部有个“战略2020”的规划，即在2020年前，员工人数五年内翻番。除现有的投行、证券和固定收益产品外，瑞银还要在中国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此前由于业务单一、境外股东专业优势难以发挥等原因，合资券商在国内的发展受到掣肘。这表现在它们的综合业务排名在行业内相对靠后。新一轮开放，是他们的最好契机。在允许控股之后，《办法》还将扩大合资券商在国内的业务范围。
也是得益于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12年前瑞银集团得以参股瑞银证券。2016年，瑞银集团和中粮、建银投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共同参与收购当时濒临破产的北京证券，其中瑞银持股20%。
尽管命名为瑞银证券，但瑞银集团甚至都不是这家合资券商的最大股东。截至2017年底，瑞银证券共有五名股东，其中第一大股东是北京国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3%；瑞银集团是第二大股东，持股24.99%；其他三家股东为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和中粮集团。
这种模式是上一轮开放中的主流，即在合资券商中，外资机构的持股不得超过49%。中国证券业的上一轮开放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截至2017年9月，先后曾有过18家合资证券公司，目前仍留存的11家。1995年随着中金公司（CICC）的成立，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率先入股中国合资券商。2004年，高盛(Goldman Sachs)参与设立高盛高华，截至去年底高盛在其中持股33%。
有意控股在华合资券商是一种集体性的诉求，瑞银集团只是一个代表。2017年年初，传闻瑞银意欲控股瑞银证券的同时，摩根士丹利也被爆出有同样的计划。去年底，就有传言称高盛在谋求绝对控股高盛高华。当时有美国媒体援引高盛发言人EdwardNaylor的话称：高盛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在中国拥有属于自己的合资公司，这将引领更多投资进入中国。
利与弊
但一个直接的疑问是：中国券商能不能直接面对外资的竞争？在“2018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上，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将问题抛给了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假如高盛等百分之百进来，没有任何股比限制，有没有问题？
这也是市场最普遍的关注点。证券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外资比例放开，未来预计会有更多的合资券商出现。目前排队等待审查的拟成立合资券商就有18家，这无疑也将加大证券行业的的竞争。随着牌照红利的逐渐消退，本土券商未来能否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证券业虽然竞争激烈，但主要原因是业务同质化严重。全行业的投资收益率也堪忧。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2017年全行业平均ROE为6.11%，连续三年下降。
方星海认为中国国内没有问题，他的理由是：中国证券市场非常庞大、有不同层次的业务。“高盛来了之后，不至于将中信证券、中金公司的业务一下子都全拿走。”
新一轮开放，是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时点上的，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证券行业实力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说，中国证券业不断扩大开放是有底气的。
中国股市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债市规模也占全球第三。 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国131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6.14万亿，同比增长5.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113.28亿元，其中120家公司实现盈利。
同样由证券业协会公布的证券公司业绩年度排名中，合资券商相对靠后。《办法》落地后，这些外来者能否顺利在中国市场拓展，也面临不少挑战。高盛们的优势更多被认为在衍生品等创新业务以及海外市场，而传统的经纪、投行等业务则更需要时间沉淀。瑞银集团也因此将着力点更多放在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业务上。外资机构寻求控股权，其本意也在执行差异化战略。
监管层更希望外资们能起到“鲶鱼”的作用。“高盛做了一些业务以后，就有示范作用，国内的券商马上可以学会。”方星海说。民生证券的研报认为，进入市场的外资机构目前限于优质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开放政策将会吸引更多国际优质资本进入证券业。
中国证券业的发展与开放同步，在设立外资券商的同时，是本土券商的发展。而在引进来的同时，本土证券公司也在走出去。5月4日，招商证券、中信证券分别公告，获准试点开展跨境业绩。至此，可开展跨境业务的本土券商已有7家。
鼓励市场化竞争，才能实质性提高国内券商的竞争意识。券商分析人士认为，《办法》短期内不会改变国内证券业的竞争格局，更大的可能是会加剧行业内容的兼并重组，而这恰恰是龙头券商们的机会。
防风险
证券业开放所引发的担忧，背后是对金融开放可能蕴含的风险的关切。
瑞银集团申请控股瑞银证券得到监管层受理，学者认为这有象征性意义，“意味着金融新一轮开放政策开始落地”。从历史上看，每个发展中国家开放了金融市场后都会发生金融危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更指出，与此前的“顺势而为”不同，中国这轮金融开放是在“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逆势而上，这进一步增加了开放的难度。
这又是件“我们自己本来就要做的事情”。因为中国有很多储蓄，但本土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能力还有限，将这些储蓄配置到实体经济中去，需要引进更多、更有能力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市场的参与者。
证券业、资本市场的开放也是同样的道理。因此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逐渐提速。今年3月，原油期货正式挂牌交易。原有期货引入了境外投资者参与，旨在探索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市场运作和监管经验。1个半月后，铁矿石期货也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
仅仅5月，就有两件大事。5月1日，沪股通和深股通每日额度分别由130亿元调整为520亿元，沪深港通的南下资金也由105亿元调高到420亿元。此后的5月3日，上交所、深交所又联手买下了孟加拉国达卡证券交所所35%的股权。
接下去的六月，A股将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沪伦通也计划今年内开通。但对外开放引入更多不同机构、不同做法，势必伴随着风险的加大。“这就需要通过适当的监管来减少这些风险”，新时代证券副总裁潘向东认为，这包括提高监管配套、转变监管理念，一边是降低准入门槛和限制，那么另一边就要提高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
这是个系统化的工作，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能力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监管层不仅要完善制度体系，做到放得开、管得住，真正把国际顶尖优质机构引进来并真正发挥作用，还要严格监管执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在引进来的同时，还要支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的金融机构。
监管层对此比较乐观。方星海在“2018中国与世界思想会”上表示，“我们做好了准备充分”。但他同时也指出，资本市场的开放一定是在政府控制下一步步完成，“不应该会有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与风险”。
按证监会的表态，尽管目前的开放力度和速度都超预期，不过相关措施都综合了改革开放大局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自身需要，并为进一步开放预留了一定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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