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
張柏春（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 所長
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期間，中國文明在獲取自然知識並將其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成效？”換言之，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出現在中國？這類問題引起了中國人的長期關注和思考。
“李約瑟之問”的產生
當中國抗戰處於戰略相持階段時，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以英-中科學合作館館長的身份來到中國。他考察了中國大後方的一些省份，訪問了許多科研、教育和工業等機構，盡力為他們提供幫助和爭取援助，還對中國悠久的文明產生了濃厚興趣。李約瑟回國後，與劍橋大學出版社商議撰寫和出版中國科學史的計劃。
李約瑟
隨著計劃的展開，李約瑟陷入思考，“為什麼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 15 世紀期間，中國文明在獲取自然知識並將其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成效？”也就是說，科學在古代中國的應用水平很高，那為什麼近代科學出現在歐洲，而不是出現在中國？
其實，中國科學家任鴻雋、竺可楨及德裔美籍漢學家魏特夫等人在李約瑟之前就已提出過類似的問題。
李約瑟主要關注中國，而有些史學家們又將這一問題應用於對其他現代科學的非原生國家和地區，如對印度、阿拉伯地區等的研究。近年來，對於科學、技術傳統多樣性的研究使得一些人開始對“李約瑟之問”的前提和邏輯產生懷疑。
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 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
“李約瑟之問”的內涵到底是什麼？
在回應“李約瑟之問”方面，中外學者做了許多探討，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學者們就將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作比對，其中部分學者對中國文化傳統做了反思和批判，指出傳統知識體系的缺陷以及妨礙科學發展的各種社會因素。
如果僅從字面意思上去理解李約瑟的提問，似乎意為古代中國在自然知識（科學知識）的應用方面很有成效，即在技術方面很有成就，因而就應該產生近代科學。不過，從邏輯上來分析，這種提問值得商榷。（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自然知識的應用”就是技術嗎？
技術和科學在古代有關聯，但屬於兩種知識傳統。滿足實際需要的古代技術比較發達，但這不一定會直接帶來科學知識的變革。
在人類文明起源和長期發展歷程中，技術的發明往往先於科學知識的形成。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認識，基本上要經歷一個由直覺知識到經驗知識，再到理論知識的過程。
例如，天平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是一種主要的稱重工具，甚至可能出現了不等臂天平。那時中國先賢還沒提出定性闡釋的槓桿原理，但這並不影響天平的廣泛應用。天平是經驗知識的工具化，而不是科學理論（槓桿原理）的應用。其實，古代很多技術都算不上是科學的應用，技術實踐有助於科學知識的形成和昇華。知識到了理論化的階段，算是比較發達了。
上世紀50年代，在湖南楚墓發掘出的春秋末至戰國中期使用的天平 銅環權
又例如，早在 8000 多年前，中國先人就掌握了釀製含酒精飲料的技術，但直到近代，科學家才弄清楚釀酒工藝中的化學反應機理，這也說明科學的滯後發展未必就妨礙技術的改進和廣泛應用。
因此，技術（或所謂自然知識的應用）的領先不一定會導致近代科學的產生。在古代，學者的科學傳統與工匠的技術傳統尚未結合，技術與科學的互動要比今人想象的慢得多。在當代，科學和技術相互融合，相互滲透，形成一個更大的體系。但科學和技術依然有各自的特質。
當然，這並不表明中國古代沒取得過重大科學成就——中國古代無論是以知識的內部邏輯認識自然方面，還是為了應對社會實際需求的理論總結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現，產生了先進的算學體系和天文曆法。（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中國文化中的創新基因
李約瑟對中國科學與文明做了幾十年的研究，想從中發現一種東方的知識傳統。其實，他也在為近代科學的產生尋找東方的因素。我們有必要反思中國傳統知識的缺陷，卻不可因中國未產生近代科學，進而全盤否定先賢們的創造力和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
中國文化中當然是有創新基因的。科學史家席澤宗先生在 2008 年 11月所作演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創新精神》中說明了《大學》裡“格物致知”的認識論意義；強調《孟子》中的“求故”，即問為什麼、找原因的精神。他還特別解釋了湯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想。（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兩彈元勳”彭桓武先生將“日新日新又日新，集體集體再集體”作為製造原子彈、氫彈的座右銘。席澤宗先生將彭先生的話解釋為“傳統文化加社會主義”。
彭桓武（1915-2007）
中國自古就不乏工匠精神
如今，提起工匠精神，人們首先想到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殊不知，中國自古就不乏工匠精神，出現了魯班、李冰、馬鈞、韓公廉等大匠。秦國要求匠人把名字刻在自己製作的器物上，甚至還刻上督造者的名字，以便考核質量和問責。如果匠人做得不好，誠信不夠，將受到處罰。這比英國人要求德國人在工業產品上標註“Made in Germany（德國製造）”至少早 2100 多年。（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物勒工名
據《呂氏春秋·孟冬紀》記載，“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也就是說，如果做得不好、不合格，誠信不夠，將給予懲處。《秦律》中也有許多具體的懲罰規定。秦代制器，不僅要刻上工匠之名，還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級追查產品質量的責任人。
宋代思想家朱熹對工匠們的“精益求精”做過深刻解說：“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正是由於“精益求精”和制度的保證，中國古代才生產出精緻的玉器、青銅器、瓷器、絲綢等產品，提升了“中國造”的國際競爭力。當代中國應找回和弘揚“精益求精”的精神，尊重能工巧匠的創造力，使“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成為質量信得過的標籤。（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清 乾隆 各種釉彩大瓶
各種釉彩大瓶，集各種高溫、低溫釉、彩於一身，素有“瓷母”之美稱，集中體現了當時高超的制瓷技藝，傳世僅此一件
近代科學在歐洲是如何產生的？
過去，人們對兩種不協調的說法習以為常：
中國古代有偉大的發明創造，卻未產生近代科學
歐洲中世紀是黑暗的，但接著發生了文藝復興和科學革命
近代科學在歐洲產生的原因非常複雜，國際上已經有很多相關的論著。近代科學的產生與歐洲的理論知識傳統及其轉變有密切關係。在發明創造方面，古代中國和古代歐洲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形成了各自的知識傳統和文明。
古希臘和古羅馬
古希臘在科學技術領域取得突出成就，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等科學家構建了古典科學理論體系。羅馬帝國雖然在科學理論方面不及古希臘，但在工程技術方面則取得了很好的業績。
14-16世紀 文藝復興
14—16世紀，歐洲發生文藝復興，這促成個性、思想和創造力的解放，帶來科學和藝術的繁榮發展，為近代科學的誕生提供了文化條件。
16-17世紀 近代科學形成
近代科學的產生還與科學家關心實踐問題有密切關係。科學家們從實踐中提煉出關鍵的理論問題，並做系統的探討。例如，在 16—17 世紀，工程師、匠人和炮手們改良火藥，選擇合理的火炮構造和發射角，以提高火炮的威力和射擊精度。伽利略等工程師型的科學家分析火炮的彈道問題，並進行定量的理論闡釋。在彈道、落體運動和單擺等問題的引導下，力學從數學中獨立出來，成長為近代科學中一個領航的獨立學科。伽利略將實驗和數學方法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方法論和研究範式。
牛頓將伽利略對物體運動規律的研究和開普勒對天體運動規律的研究統一起來，完成了經典力學的構建 ，寫出不朽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從哥白尼到伽利略，再到牛頓的科學創見導致了科學體系的變革，標誌著近代科學的形成，即科學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18世紀工業革命後，蒸汽機的發明以及 19 世紀電磁學的應用都極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工業社會的形成，與之相伴的是自然科學的大發展。
我們不必為近代科學未產生在中國而糾結。很多未發生科學革命的國家後發至上，在科技、教育和創新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逐步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近代科學革命發端於意大利半島，而意大利在 19 世紀 60 年代才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並加快工業化步伐。（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儒家文化與外來科學技術的關係
古代中國是偏於內斂的農業社會，其 2000多年的發展和成就得益於儒家文化。儒家注重人文和社會，有助於治國安邦。席澤宗先生認為：“孔子思想對發展科學是沒什麼壞處的，有益處的東西是不少的”。中國傳統科學與儒家的衝突要明顯弱於早期近代科學與天主教的衝突。
不過，儒學的地位對其他學術的成長確實是有影響的。由於漢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維繫秩序的官方意識形態，這很可能壓縮了其他學術的發展空間和機會。科舉制作為人才選拔的主要體制（或者說“指揮棒”），在構建文官體制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也將社會精英引向遠離自然科學的知識領域。 （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近代科學在中國立足
晚清洋務派在自強運動中創辦軍事工業，將西方船炮技術及相關知識置於“用”的地位，而繼續以儒家倫理綱常為“體”。北洋水師的覆滅標誌著自強運動的失敗。
20世紀初清政府“廢科舉、興學堂”，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終於在制度上得到與其他學問同樣重要的地位。隨著現代大學、科學社團和科研機構的創立以及新文化運動中的科學啟蒙，科學技術取得空前的文化地位，並且在抗戰之前實現了建制化，職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等登上中國歷史舞臺。
近代科學的傳播給了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特點的機會。中國傳統文化中，關於人文和社會的學術要比自然科學發達，技術比科學理論發達。儒家思想與自然科學基本上沒有本質的衝突，並且從人文與科學的關係上看還頗具互補性。 妨礙人們接受近代科學的主要不是儒家思想本身，而是“獨尊儒術”的價值取向和制度安排。19 世紀 60 年代以來，特別是 20 世紀初以來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表明了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生命力。（微信號：中國科學院院刊）
建設科學文化，樹立文化自信和創新自信，以實踐回應“李約瑟之問”
在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創新精神和工匠精神等寶貴遺產的同時，科學家和工程師等科技從業者們有責任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思想，樹立文化自信。科學尊重創造，崇尚理性質疑，要求對觀點和理論進行嚴謹的邏輯論證和實踐驗證。中國科技界，乃至全社會都應積極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文化環境，以科學精神引導人們擺脫愚昧、解放思想。
1949 年之後，中國終於贏得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政府和全社會把主要精力用於發展現代產業、國防、科學、技術、教育和文化等事業。國家在 20 世紀 50—60年代奠定了工業化和現代科技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科學技術實現舉世矚目的長足進步，逐步由跟蹤模仿向創新過渡。
近年來，中國科學家在發現科學的本質和規律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成果，建造成“天眼”和 LAMOST（郭守敬望遠鏡）等先進的大科學裝置，發射“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和“悟空”號暗物質探測衛星，以“蛟龍”號載人潛水器和“海鬥”號自主遙控潛水器等深潛大海，顯著提升了科學探索的能力。
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
此外，中國在科技論文產出和研發投入等重要指標方面已躍升至世界第 2 位。可以說，中國科學家以創新實踐對“李約瑟之問”做出了另一種形式的回答。
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悟空”示意圖
2012 年，中共中央要求到 2020 年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一般達到 60% 以上。2017 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要求：到21 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了早日實現國家的宏偉目標，科技界必須付出更艱鉅的努力，不斷攻堅克難，著力解決原創能力不強、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問題。面向美好未來，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應當積極參與科學文化的建設，樹立文化自信和創新自信，為建設現代化強國和科技強國做出更大貢獻。
張柏春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所長，研究員
張柏春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所長，研究員。英文學術期刊 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編。主要研究技術史、知識傳播史與比較史、科技發展戰略等，出版《傳播與會通》《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傳統機械調查研究》《明清測天儀器之歐化》和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等專著。現主持編撰《中國大百科全書·科技史》（第三版）。
文章節選改編自：
張柏春. 對“李約瑟之問”的再思考——張柏春研究員訪談[J]. 中國科學院院刊, 2017, 32(12): 139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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