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互聯網將如何重塑社會？本書通過彙集有關互聯網文化、經濟、政治角色等問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特定社會制度背景下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辦法。
關於互聯網的研究是蓬勃發展的嶄新領域，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OII)作為創新型的跨學科學院，自成立起就專注於互聯網研究。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關於互聯網+社會的系列講座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互聯網+社會。本書內容基於不同學科，但都聚焦於互聯網+政治、社會、文化、經濟轉型的關聯。對有興趣瞭解互聯網+社會，以及影響互聯網因素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入門書。
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
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OII)研究主任、高級研究員。
地理學家，牛津大學地理與環境學院客座助理研究員。
威廉·H·達頓（William H.Dutton）
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院(OII)互聯網研究教授，貝利奧爾學院研究員。
牛津大學互聯網學院創始主任，榮獲終生成就獎。
憑藉對傳播學和技術研究的貢獻獲得了國際傳播協會的Fred Williams獎項。
胡 泳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政治學博士。中國傳播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網絡傳播學會常務理事。“信息社會50人論壇”成員。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信息社會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世界經濟論壇社交媒體全球議程理事會理事。中國互聯網研究年會（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指導委員會委員。
精彩書評
雖然互聯網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但公眾對互聯網的理解與學界的研究成果之間存在巨大差距。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是因為學界研究成果缺乏傳播，而是因為這種情況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傳統媒體和精英階級宣稱互聯網會帶來惡果，他們宣揚新技術是社會問題的根源。互聯網植根於自治文化，而社會自治又與傳統組織紀律背道而馳。因此，既得利益者故意削弱互聯網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革命性的新技術產生時，公眾對新技術的理解容易被矇蔽，因此，互聯網研究成果的傳播並不能真正促進公眾對互聯網的正確理解。
研究互聯網（包括技術變革和使用的研究），將研究系統化，傳播研究成果是促進公眾基於個人角色和社會行動的利益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必要手段。這就是本書的重點。解釋互聯網與社會的互動關係，理解技術自由和社會自治的關係，是方法論上嚴謹而又考驗智慧的選題。本書的研究展現了社會科學在採用經驗主義研究方法和創新的理論構建（innovative theorizing）闡明當前社會轉型道路時的生命力。
——卡斯特（“信息時代三部曲”作者）
在互聯網發展的最近10年，技術發生了許多重要變化，不論是工具還是平臺，也不論人們對這些工具和平臺的使用和理解，都顯示出一種明確無誤的演進：互聯網終於由工具、實踐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我們將面臨一場“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衝突。正因此，圍繞互聯網的公共討論和學術話語正在發生一場從“強調可能性、新鮮感、適應性、開放度到把風險、衝突、弱點、常規化、穩定性和控制看作當務之急”的遷移。
我所說的這場衝突，構成全人類共同面臨的一個關鍵性挑戰：它並不僅僅關乎信息自由，而是關乎我們是否能夠生活在同一個互聯網、同一個國際社區和同一種團結所有人、並令所有人得益的共同知識之中。法國已故“老虎總理”克萊孟梭講過一句名言：“戰爭太重要了，不可以把它交給將軍們。”我想套用這句話作為我為《另一個地球：互聯網+社會》所做的這篇序言的結尾：互聯網太重要了，不可以完全把它交給政府和企業。
——胡泳（北京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數字化生存》等暢銷書作者）
精彩書摘
性
性是網上最具社會爭議的話題之一。反烏托邦觀點認為，互聯網寬恕了不可控制的過於活躍的色情生產機構，使危險的赤裸裸的不正當內容淹沒了正派的互聯網。他們擔心，這些隨處可見的內容會顛倒社會的性道德。他們尤其擔心，兒童一旦有機會接觸這些色情內容，會產生不良影響。對於成人，他們擔心互聯網會把不正常的行為和非傳統性行為正常化，比如所謂的婦女和少女之間的淫亂行為、關係破裂、背叛行為、性上癮等。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人們更廣泛地接觸有關性的內容是有益的。他們認為，這將有利於人們樹立更積極正面的性觀念。由於性而被保守觀念汙衊的人可以在寬鬆的網絡環境中重新表達自己實現的精神性慾，重新獲得自尊。伴侶們可以進行更加開放的交流，滿足雙方需求，促進親密關係。女性接觸、生產色情作品可以改變傳統的性產業。女性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線下社會的性別觀念。
互聯網獨特的技術特徵點燃了雙方的爭論。Cooper和他的同事在2000年寫道：“三個主要因素促進了線上性行為，增加了其吸引力。”他認為這三個因素是有渠道、可負擔、匿名性，即給消費者和生產商帶來便利的網絡 “3A（access, affordability, anonymity）發動機”。
消費者可以匿名地觀看、收聽、下載色情內容，很多時候內容還是免費的。過去，觀看色情照片、視頻、小說，獲得潛在伴侶，或者需要特定社區會員身份，或者需要造訪聲名狼藉的地點，這往往帶來了暴露於家庭、朋友、同事的風險；而現在，只需要鼠標輕輕一點，就可以便捷又低價地看到這些內容。
色情服務提供商對家庭製作或者專業製作的內容進行錄製、編輯，然後通過各種渠道發佈。發佈渠道通常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的服務。任何人都可以通過YouTube、iMovie等發佈渠道接觸到任何他們感興趣的、可以消費和進行反饋的內容。
有渠道、可負擔、匿名性給互聯網機器配上了齒輪。網絡技術為我們探索社會界限提供了場所。公眾討論常常期望通過一些簡單的公開和揭露設想社會變革。通常，這種討論發生在“性就是不好的和墮落的”的框架下。
人們尤其關注過度情色化對兒童的影響。有證據表明，過去20年，性行為不斷“低齡化”，人們喜歡性感的著裝，使用更直率的性暗示語言，更多的表達對性的興趣。然而，不能僅僅因為這個原因就認為互聯網是造成社會規範改變的罪魁禍首。Boynton指出，兒童所在的社會環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其他大眾媒體和人際交流，文化遷移的互動，性的商業化，醫藥行業在轉變大眾性觀念方面的角色，等等。
兒童對性的態度一直沒有改變。Manning發現，對16歲以下的兒童來說，性一直是引人注目的、振奮人心的、困惑的。當他們看到線上色情內容時，他們會批評、震驚、討厭、尷尬、生氣、害怕、傷心。他們會告訴朋友，然後告訴父母。如果其中包含一些惹人惱怒或者有傷風化的內容，他們會立馬啟動在學校和家庭學到防禦機制保護自己。雖然網絡促成了一批不同內容的色情內容生產商，然而，據Attwood觀察，新一代色情職業者更“年輕、同志化、傾向於同性戀”。這一轉變不是基於消費動力，而是為先前沒有出口表達自己需求的人群提供了出口。
另外，人們在網上談論色情內容時，使用的語言更加直率。批評者藉此指責網絡墮落和危險。相反，網絡支持者則引用戀愛顧問的觀點進行反駁，他們說，直率的語言為表達需求和問題提供了更多的詞彙。一些人可能對這些直率的語言感到驚訝，然而，青少年向性顧問和治療師所提問題的內容卻是一致的：男生關心身體結構，女生關心肢體語言、兩性關係、愉悅伴侶。
浪漫的戀愛關係也要經受監督。批評者們擔心，手機和其他上網設備允許秘密的交際，約會網站給邂逅的人提供新伴侶，陌生人之間有機會迅速、方便地進行聯繫。他們認為，受到網絡“有渠道、匿名性、可負擔”的影響，戀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將會減弱。然而，戀愛顧問指出，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一個人出軌之前，他和伴侶之間的感情本來就存在問題。
維持不變的是，戀愛雙方一直都期待互相信任。2011年，牛津大學互聯網中心“我，我的配偶，互聯網”報告發現，在網上看色情內容或者風流韻事（包括談論性、網上性愛、討論性事細節、討論戀愛關係）都被認為是不忠行為。背叛者認為這不會很大程度地傷害到感情，受害者則以同樣的形式經歷著這種不忠。線上線下，他們不斷地感受到伴侶的不忠，並且因此對伴侶失去慾望。
上文闡述了網上性內容對一些領域的社會影響，通過研究，我們發現，網上性內容的影響並不像批評者或者支持者所說的那麼極端。但是，調查本身可能會影響對非傳統的性內容和性實踐的理解。大部分研究都把線上消費設定成是有問題的，著重研究精神病醫院患者而不是普通大眾。研究結果主要集中在上癮、犯罪、戀愛關係問題、網上性內容的關係，而不是正常人的經歷。
Jenkins提醒我們，大眾要適應新技術促成的社會轉變，性和色情往往是有關新技術的主要論題。新媒體顯現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為討論性（性到底是自由的還是危害社會的）設立了新的規則。在信息時代，隨著人們，尤其是有些曾經接觸不到這些內容的受眾，可以接觸到更直白的材料，擔憂也隨之產生。
社區
網上應該不能形成社區。傳統意義上講，社區由面對面交流互動的人組成，比如在小屋中會面的俱樂部成員，為感謝校足球隊贊助人而組織烘焙聚會的當地高中學生家長。社區的形成需要地緣上的接近，比如地域上靠近、鄰里社區、校區、教會等。
城鎮設計師從後工業時代的大城市來到郊區，為了促進社區的生成，他們建設公園和街道，鼓勵人們社交。理論上，他們可以通過這種手段創造郊區中的人流，促進人們的社交，從而形成環境心理學家所謂的“地方認同”，也就是社會學家所說的“社會資本”。
如果沒有地方認同，人們對一個地方會缺乏認同。人們不會融入和打理社區。他們不會心安理得地去鄉村小屋，也不會讓孩子單獨待在那裡。如果沒有社會資本，他們不能劃出社區的邊界，不能區分社區中的成員。不管別人過得好不好，沒有人關心其他人。沒有力量將社區凝聚在一起，人們不再說同一種語言。人們失去了地方歸屬感，同時也就失去了榮譽感。
地方認同和社會資本是社區的基礎，是社區聯繫或阻隔的紐帶，是個人、物理環境、人際交流的黏合劑，是鼓勵人們參與和增強公民意識的心理黏合劑。
關於互聯網和社區爭論的焦點是基於物理地域的偏見。在一個物理區域中，人們可以培養地方認同感和社會資本，而互聯網卻不能促進人們參與。提出這個觀點的人認為，互聯網削弱了人們在鄰里社區、校區、教區的公民責任感，使人們變得冷漠。
有證據支持這一觀點。Putnam縱向度量傳統社區組織會員表的會員數量發現，20世紀以來，美國社會資本富裕社區（比如Boy Scouts，PTAs）和教會組織的會員數量趨於減少。他認為，這造成了犯罪和反社會行為的上升。
然而，Putman主要研究的是互聯網產生前，線下社區會員的減少。於是，他開始考慮新技術獲得社會資本的潛力，提出將互聯網建設成“溝通社會資本”的平臺，比如溝通陌生人。但是，他認為，互聯網不能長時間匯聚社會資本，比如加強人與人之間的密切聯繫。在網上，信息交流很順暢，但仍然需要一個有意義的語境。
網絡支持者專注於概念上的社區：從屬於整體的心理認同感，而不是由磚頭、灰泥、草皮、泥土、樹木、稻草建造的物理社區。正如Goffman在1959年提出的，以及Wellman和他的同事在今天提出的，去物化的、概念上的心理現象。
由於缺乏有形資產，很難從物理上度量和定義概念社區。它們存在於成員的心中，正如交感科幻小說作家William Gibson在《通靈術》中描述的那樣。物理社區有清晰的界限，有會員和有形資產。而概念社區則是一團混亂，看不見、摸不著。Goffman認為，概念社區提供了同樣的心理目標：它們提供歸屬感以及供成員在一定規則下表達自己的安全地帶。
20世紀60年代，Goffman對社區定義的轉換有所貢獻，然而互聯網誕生後才驗證了概念社區的價值和快速恢復能力。早期使用論壇、郵箱、郵件小組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指出，互聯網無形社區的出現讓“參與者和不參與者都很驚奇”。他們記錄了社區成員用物理地點描述他們虛擬位置的方式，以及他們描述主頁、博客和其他網站時的地點認同感。這種認同感激發個人自願維護他們的虛擬財產，比如通過設定小組規則、完善程序編碼、保持網上社區內容整潔等。
認為社區需要物理空間和認為不需要物理空間的人，就概念社區（虛擬社區）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網絡支持者認為，雖然缺乏鼓勵人們見面的物理空間，線上群體通過實踐、信仰、概念彌補彼此之間的距離。Whitty和Carr提出，線上戀愛關係和線下一樣真實。從那時起，一些研究致力於描述變量對線上好友聯繫重要性影響的不同方式。
有證據表明，線上群體和虛擬關係對個人的影響與線下群體和關係對個人的影響程度差距不大，尤其是線上群體認同感較強的個人。在物理群體中，如果對一個人來說群體是重要的，那麼他就會遵守群體成員的行為規範。
Wellman也研究了線上行為加強線下社區公民參與的方式，尤其是線下社區使用線上工具把線下實踐拓展到虛擬空間。
長期遭受弱化威脅。不久之前，替罪羊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然後是個人技術。Putman在有關社區衰退的研究中指出，技術是導致社會資本減少的罪人，技術讓人們可以分離而又能共同地分工協作。汽車、電話、電、電視發明的時候也被指責為促進群體溝通轉變的替罪羊。Haythornthwaite指出，任何有關家庭、城鎮的圖景瓦解的時候，人們都會擔心日常生活水平的下降。如果沒有計算機，我們也可以繼續生活。但是如果不計較線上線下的差異，而將重點放在促進人們聯繫方式和從這些聯繫中的獲益，線上線下社區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仇恨
線上行為是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尤其是反社會行為是否會減少人際互動，改變線下社區。這是社會資本討論的延伸，但研究的是個人之間的聯繫而不是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聯繫。
人們通常認為，匿名性導致了線上不良行為。網絡批評者提出，由於人們可以藏在計算機屏幕後面，解除了親社會行為的社會限制。在網上，個人可以迅速消失，因此線上行動不會給個人帶來任何後果。
我們沒法忽略危害網上評論版和論壇的“網絡論戰”以及其他不良行為。網絡暴力也在社交網站找到了出口。然而，網絡支持者還是以他們的方式擁護互聯網。他們運用了去個體化的研究成果。Zimbardo指出，去個體化去除個人認同，感覺“處於有機體狀態”。去個體化的人責任感下降，從而增加了衝動的、不合理的和不受拘束的行為。
當去個體化在20世紀60年代第一次被討論的時候，人們認為它是不良行為的根源。多年的研究證明，去個體化不一定會帶來不良行為。相反，這種有機體狀態可能會促進善意的、關懷的、親社會的行為。決定產生何種社會行為的因素不是個人身份認同的缺失，而是去個體化發生的社會暗示。
在一個經典研究中，一個對比組被要求穿著反社會狀態的服裝——與極端種族組織“三K”黨（Ku Klux Klan）類似的寬大衣服和頭巾；另一組則被要求穿著親社會狀態的服裝——護士服。穿著親社會服裝的人表現得更親社會，而穿著反社會服裝的人表現得更反社會。匿名性的去個人化效果受到實驗者所穿服裝帶有的社會暗示的影響。
Spears 和 Lea將這個觀點應用於互聯網研究。他們提出，不同的線上小組、網站、服務有不同的行為規範。實際上，決定親社會或者反社會行為的因素不是匿名性，而是社會暗示。根據這個理論，負面文化的網站會產生敵對評論、網絡論戰、個人攻擊；積極文化的網站彙集正面的評論和積極的行為。與線下暴力和仇恨犯罪一樣，網上仇恨不是匿名性的結果，人們對某種行為的寬恕程度決定了仇恨的發展。
網絡支持者聲稱，網絡並不是匿名的。他們認為，人們在論壇、遊戲、博客等社會網絡使用持久的賬戶名，從而形成社會地位和聲譽，影響他們進入社區、接觸其他人、獲得資產等行為。網上身份如同工作身份、家庭身份、遊戲身份，是一個人在某種特定語境下的身份。賬戶名給用戶帶來的社會個人影響，如同他在工作地點獲得的聲譽。如果網絡身份是一個人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就會努力維持積極的網絡關係，與小組的其他成員打好交道，或者朝著他的網絡目標狀態發展。但這也可能會導致問題，尤其是他的目標狀態是反社會的時候。
英國家庭事務委員會2012年的一份報告《暴力的根源》認為，網絡鼓勵、煽動不安和敵意，是仇恨的孵化器。報告討論了大學和監獄在徵兵和暴力方面的角色，英國媒體用大標題形容網絡“極其危險”，是“可能醞釀暴力的不受監管的地方之一”。
擔心互聯網負面作用的人看了這樣的描述，變得更加憂心忡忡。家庭事務委員會的極端觀點還包括，受到宣傳攻勢和匿名暴力影響，弱勢群體容易受到別有用心的人控制。
本章的前半部分已經討論了社區如何招徠和影響社區成員，由於缺乏線下互動的非口語暗示，互聯網也可能導致誤解。互聯網的匿名性可以促進成員態度和行為改變。
對線上群體的認知可能會讓人覺得，作為一個整體，線上群體與個人一樣思考和行動。這種認知也因為缺乏相反的線索而加強。現實可能不是這樣。這種現象稱作“多數無知”，人們遵守他們認為對歸屬線上群體重要的態度和行為時，多數無知會導致其態度和行為的改變。
網絡反對者認為，別有用心者會利用這種片面觀點傳播仇恨信息和不實消息。他們擔心，仇恨群體會招募網絡用戶，並通過給他們展示含有仇恨信息的內容增加網絡用戶的暴力傾向。然而，根據家庭事務委員會報告和英國反對暴力智庫Quilliam的研究結果，實際情況與此不符。兩項研究都認為，互聯網不是進行招募網絡用戶的有效工具。仇恨網站經常是內向型的、明確界定的，現有成員會“清理”那些他們不信任或者與他們觀點不符的人，每次加入新成員前都要求面對面交流。
這種觀點暗示人性本惡，認為互聯網解除了限制人們本能的規範。這種觀點認為，人類是弱小的、優柔寡斷的、危險的。對於網絡的指控及網絡煽動仇恨的潛力迴避了互聯網的貢獻，以及線下處理問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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