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相國
清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落幕3年後的1844年，一場即將改變中國近代歷史進程，被史學家稱為“太平天國運動”的全國性亂局，正由一位落第秀才和幾個燒炭黨人主導著，在中國西南的廣西桂平縣悄悄醞釀。而與此同時，同為西南地區的四川開縣，在距縣城東1裡許的一塊紅薯地裡，幾個辛勤耕稼的農夫卻在為突然刨出了幾件綠鏽斑駁的寶物而奔走相告，欣喜不已。聞訊趕到的知縣陳長墉滿臉聖人般的嚴肅，小心翼翼將那個裝寶貝的朽爛漆盒攤開在路邊的青石板上，緩緩揭開發黴的綢布，隱約露出的“太平興國”幾個小字立刻讓知縣大人顴骨高聳的臉頰活泛起來。這些好奇的農夫雖然大字不識一斗，好歹也是城廂圈子邊長大的，他們都知道這個外道來的中年縣太爺雖然功名不高，倒是個極其熱愛歷史文化和公益事業的主兒。比如那城外盛字山腳喚作“培俊堂”的新辦官學，就是這個拔貢出身的廣東佬建起來的，為此一縣的紳糧子弟都在唸他的好呢。不過縣大老爺濃重的揭陽口音實在是詰屈聱牙得古怪，好在幾個隨行的轎伕跟著知縣老爺跑了七八年，多少能聽懂他的嶺南官話。他們圍著鼻尖凍得通紅的知縣老爺一陣嘰裡呱啦，大家才算明白過來：這一堆黴起了冬瓜灰的古舊玩意兒，和城根老茶館秦癟嘴兒講的《七俠五義》和《楊家將》一樣，竟然都是大宋朝的啊！
要細說那一盒子古董，份量其實很輕，不過是6枚小小的銅印和1塊銅牌。其中最為醒目的一枚印鑑上，赫然鑄著“開州巡檢新浦奉使”字樣，似乎頗有點欽差出巡的意思。此外又有“新浦縣新鑄印”和“新浦縣尉朱記”各1枚，陳大人蜷著手指將它們拈起來，湊到眼前細細打量，心裡便猜想這“新浦縣新鑄印”鑄得四方四正的，看來果真是大宋朝的縣級“正印官”——一縣之長使用的啊，而那枚“新浦縣尉朱記”（“朱記”是唐以後官印的一種，印文中有“朱記”字樣,一般為副職印鑑）呢，自然是縣尉使用的了。這兩枚印章的鑄造工藝似乎不低，均為陽文篆書。而那“新浦縣新鑄印”的背面，分明還鑄有“太平興國五年十月鑄”及“上”等幾個小字；而那枚“新浦縣印牌”的銘文兩側，也從右到左鑄有“太平興國五年十月鑄”字樣，背面則有“牌入印出，印入牌出”8個陰文鑄字，可見是跟新縣印配套使用的。至於此外的“澧源庫官”之類的印鑑，大約是辦理糧儲的武職小官使用的東西吧，廣東來的陳老爺對著發了一會兒懵，實在也搞不清其所以然。不過清中期那會兒的讀書人，對於歷代帝王世系之類，一般都是瞭然於胸的，比如那銅疙瘩上的“太平興國”4字，陳大人一望便知是大宋朝那個太宗皇帝趙光義的年號，於今也有八、九百年了。至於“新浦縣”的縣名，國朝皇清的版圖上，似乎現在而今眼目下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縣級建制，但陳大人既已來此僻遠之地呆了多年，本地的建制沿革還是有過一番研究的，他知道在古開州的歷史上，確曾有幾個時期出現過一個叫作“新浦縣”的行政單位。不過那廢縣治所的遺址所在，聽說是在浦裡方向南門鄉新浦村的徐家壩，怎麼縣大老爺的關防大印，竟跑到這開州城下來了呢？即便是在隋朝的大業年間搬過一次家，新縣城的故址不也是在南門鄉的蓮池村麼？陳大人將那一堆古董擺弄了老半天，不覺大搖起頭來，遂站直身子吩咐跟班道：“拿馬糞紙裹起來，帶回縣衙翻老書去吧！”
陳知縣回城，連夜細細查了一遍新版的《宋紀綱目》。這不查不要緊，一查竟查出古開州歷史上一段慘烈的故事和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來。那英雄的名字，便是北宋初年太宗趙光義時期的開州監軍秦傳序。
話說北宋初年雖然天下初定，但因太祖趙匡胤當皇帝玩的是“黃袍加身”的把戲，體制上並無什麼革命性舉措，社會腐敗和嚴重的貧富分化便成了大宋王朝與生俱來的一個痼疾。豪強大地主們你追我趕兼併農民的土地，逐漸發展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川峽地區的土地多被官僚、豪強、寺觀霸佔，階級矛盾尖銳，王朝的歷史尚未衍進到中期，農民卻有80%的人家失地而淪為赤貧的“客籍”。到993年5月，趙家天子的皇帝寶座還沒坐熱呢，有個叫王小波的青城縣民就扯起“均貧富”的大旗，在都江堰西邊造起反來，響應者多達萬人，很快佔領了青城和彭山。但不久王小波就戰死了，他的妻弟舅老倌李順繼為首領。994年，一舉攻下成都，建立大蜀政權，並迅速控制了四川大部。宋朝中央政府心急火燎，趕緊派大軍入境鎮壓，一番你爭我奪之後，官軍收復成都，李順遇害。奇怪的是這支起於草莽的農民隊伍後發優勢驚人。不久，李順餘部中一個叫作張餘的又掛起帥旗，在退出成都之後，突然變成了脫韁的野馬和戰神金剛，所到之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不到一年，先後攻陷嘉州（四川省樂山市）、戎州（四川省宜賓市）、瀘州（四川省瀘州市）、渝州（重慶市）、涪州（重慶市涪陵區）、忠州（重慶市忠縣）、萬州（重慶市萬州區）、開州（重慶市開縣），戰火燒遍巴蜀大地，真是稱得上轟轟烈烈。
按照我們時下流行的學術觀點，農民戰爭雖具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天然正義性，但一旦發作起來，其濫殺無辜的革命盲動性和對生產力摧枯拉朽的極度破壞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張餘鞭鋒所及，處於渝東大巴山南麓的古開州，頓時陷入了一片刀山火海血泊之中。
那麼秦傳序是個什麼人呢？中國《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有他的傳略。據《宋史·列傳第二百五·忠義》篇記載，秦傳序為江寧人，也就是南京人，淳化五年（994年）充任夔峽巡檢使。張餘的部隊兵臨開州城下的時候，他的陣前身份是開州監軍。
那麼“巡檢”和“巡檢使”又分別是多高品級的官員呢？據筆者查閱資料所知，巡檢作為官稱，大體始於唐朝中葉。到唐末五代亂世，巡檢們主要是擔負監督地方軍鎮勢力的職能，地位漸趨緊要。而到了宋代，巡檢的設置就變得更為普遍與複雜，已漸漸轉化為中央集權的重要表徵之一。北宋太祖、太宗兩朝，出於防患五代時期藩鎮割據的重現，特意選任了一批熟識邊防事務的武職官員充任巡檢，到地方去招募士兵，用以強化治安，監督境內地方軍，因而具有很強的軍事性質。按照當時州縣基層的分工，大致是縣尉負責縣城和集鎮治安，而巡檢則負責維持鄉村治安，對付大股盜匪。不過作為武職官吏，巡檢又被明令“不得與聞州縣事”，也就是不準插手地方事務。筆者查閱宋朝官制，得知基層巡檢的品級大約是從九品，也就是相當於如今一名科級幹部的職務。而秦傳序作為基層巡檢的上司，其地位雖與知州不相上下，但既是“開州監軍”，便不得過問州縣政務。而另一方面，根據宋朝“以文御武”的國策，秦大人又是要受知州管轄的。不過正因為其人“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久不易，則邊事盡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5），所以既能發揮御邊作用，又有利於中央集權。
不過話分兩說，這位秦大人雖然職位不高，但其官銜後面畢竟綴著一個“新浦奉使”的頭銜，這就非同小可，等於說是天子直接派來的，誰敢小覷於他呢？所以一旦大敵當前，其守土有責的政治責任感立刻強烈地展現出來。張餘兵臨城下之日，秦大人衣不解帶督促士卒晝夜守城，與張餘軍隊展開攻防拉鋸戰，若干回合下來，軍旗仍穩穩插在城頭上。但面對張餘軍隊強大的攻勢，城池被圍一久，情況就危急起來，天天都有貪生怕死的官吏偷偷出城投降保命。秦傳序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於是把部卒們召集起來誓師，慷慨激昂發表演講：“我秦某作為開州監軍，帶領大家守衛城池是我的職責，怎麼能貪一時之安，棄城投降以求免死呢？”由於城中糧食匱乏，秦傳序慷慨解囊，拿出自家的服飾珍玩，全都當了，買酒肉犒勞士兵。又逐一巡檢各作戰單位，輪番慰問勉勵。士卒們無不感動涕零，紛紛表示人在城在，誓死不當降卒。
秦傳序白天慷慨陳詞，夜來端坐城頭，暗暗盤算敵我實力，料定就自己這點兵力，恐怕很難堅守到援軍到來，就連夜寫了蠟書，派人抄小路，兼程倍道上報朝廷，說“我秦傳序將竭盡死力，決不向敵人投降”。到城池被攻破的那一天，秦傳序果然誓死不降，義無反顧投身火中，自焚殉國。
世事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悲劇從來是接連發生的。話說秦傳序入川擔任夔峽巡檢使的時候，他也是一介裸官，並沒帶上家眷，妻兒老小都寄住在湖北荊襄一帶。當開州城破的消息傳到荊楚地界的時候，他的長子秦奭立即動身溯三峽而上，前往尋找父親的屍骨。沒想到人還沒趕到開州，就遭遇了海損事故，翻船落水而亡。消息傳到京師，士大夫們無不扼腕痛惜，一致認為老子死於忠，兒子死於孝，實在是雙料佳話，可歌可泣。宋太宗趙光義聽到奏報，也噓唏良久，傳令速召秦傳序次子秦煦入朝，充任殿直之職，併發放十萬錢撫卹銀以示慰勉。到後來秦煦去世，又召秦煦的弟弟秦舫入朝，擔任三班奉職。
那麼文首提到的“新浦縣印”和“開州巡檢新浦奉使”等印鑑，跟發生在開州城的這場慘烈戰事有什麼關係呢？
據大清朝的知縣陳長墉考證分析：這6印1牌，應是這場戰火中遺留下來的。據陳大人推斷，新浦縣作為從古開州分出去的一個小縣，其城防設施和守戰實力遠遜監軍秦傳序坐鎮的開州古城，於是主官帶著一干人眾棄城而出，投奔百十里外的巡檢使秦大人，自是順理成章之事。而一旦發現開州城不保，巡檢使大人與知縣大人也就只好採取臨時應變措施了：或將官印拋入火中、水中，或將印鑑包起來埋進城郊莊稼地，都算是對久食朝廷俸祿有了一個交待吧。
陳長墉經過一番考辯之後，給上峰打了報告，大意是希望結合這段鄉土歷史，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申請立項建立國防教育基地，就是在開縣城內西街建立專祠，陳列出土文物，供奉秦傳序牌位，同時將明崇禎十四年正月為進剿“八大王”張獻忠而戰死在開縣城東郊黃陵城的明朝政府軍高級將領猛先捷、劉士傑一併納入供奉，同享“蒸嘗之祀”。這一處建築，就是清晚期開縣老百姓所熟知的“秦公祠”。為建此祠，陳長墉還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碑記。碑記的末尾這樣寫道：“宋初至今凡九百年，寶物忽然出土，安知非秦公冥漠之靈沉埋既久，特藉此示異於眾耶？餘承乏斯邦，迄今八載，睹此印牌，不覺心中惻然。爰申詳各憲，敬於西城內捐廉設立專祠，俾得與前明之猛將軍先捷、劉將軍士傑同享蒸嘗之祀，豈不足以酹忠魂而慰眾志哉！”
走筆至此，我們的視線似乎又應該回到那6印1牌上來，因為這裡有一堆問題需要解釋：第一，“太平興國”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新浦縣的知縣大印，會出現“太平興國”字樣？第二，新浦縣到底是怎樣一個縣？什麼時候出現的？又在什麼時候歸於消失？第三，為什麼新浦縣印的文字中間，要加一個“新”字？第四，為什麼知縣有了官印不算，還要配一塊銅牌，並寫明“牌入印出，印入牌出”？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比較簡單：“太平興國”就是北宋第二個皇帝太宗趙光義的一個年號，起始時間為976年。鑄印的時間“太平興國五年”，即是980年。後來太宗年號發生變化，新更年號叫“淳化”。秦傳序殉國的時間是北宋淳化五年，即994年。如果清知縣陳長墉的推斷是正確的，那麼這套官印前後使用的時間很短，滿打滿算不超過15年，然後就被埋進開縣城東郊的莊稼地將近9個世紀，直到清晚期才重見天日，亦屬可嘆。
其次，對於古歷史地名“新浦縣”，整合相關歷史資料，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新浦縣，始建於南北朝時期。南朝宋武帝永初年間，劉宋朝廷分漢豐縣（即今開縣）於今縣西北七里，置新浦縣，屬巴東郡。治所在今重慶開縣南門鎮新浦村徐家壩。西魏廢帝二年（553年）平蜀，新浦歸於開州開江郡，併為郡治。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屬周安郡。隋開皇三年（583年）改郡為州，新浦縣屬開州。隋大業二年（606年）廢開州，新浦縣屬巴東郡。大業七年（611年）新浦縣徙治於今開縣南門鄉蓮池村舊縣城。隋煬帝義寧二年（618年），屬萬州。同年，即唐武德元年（618年），改萬州為開州。天寶元年（742年）改為盛山郡，乾元元年（758年）復為開州，新浦縣先後屬之。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省新浦縣入開江縣。
我們綜合這段文字資料可知，直到北宋慶曆四年（就是范仲淹那個時代），新浦縣才被廢止而併入開江縣（今重慶開縣一部）。那麼從唐朝乾元元年以來，新浦縣在中國的行政版圖上一直是存在的。由此可以斷定，直到北宋建立的960年，新浦縣的縣印一直都在各種地方公文中使用。
這就牽涉到第三個問題，縣印上那個“新”字是怎麼回事呢？對此筆者無法做出詳考，僅作一點推測。查《中國歷史地圖冊》，新浦縣所屬的古開州一帶，北宋以前歸後蜀的孟昶政權節制。而北宋從地圖上抹去後蜀政權的時間，是965年。到太平興國四年即979年，宋太宗繼他的長兄趙匡胤之後，對漢族地區最後一個實力較強的割據政權——北漢發起最後攻勢，並一舉剪滅之，基本完成國家統一，奠定北宋疆域框架。查閱相關歷史資料，我們發現，在太平興國五年這一年，趙光義曾採納京西轉運使程能的建議，按財產多寡“定諸州戶為九等”，“一一著於戶籍”，並確定了新的差役法。那麼我們推測，在這樣一個政治背景下，由政府出面，在全國範圍統一鑄造一批新縣印，應是昭示新天子有新氣象的政治舉措。所以所謂“新縣印”的“新”，應是相對於此前趙匡胤時代所用的老縣印而言的。
另據網上資料顯示，今湖南常德博物館收藏有一塊“奉節縣印牌”，是1984年湖南桃源縣航運公司從河中發現的，此牌與新浦縣印牌雖然字體風格略有差異，其形制是完全相同的，上面都有“牌入印出，印入牌出”字樣，並都註明鑄造時間為“太平興國五年十月”。據此可知，北宋趙光義政權在980年確曾批量鑄造過新縣印。至於是全國範圍的大換印，還是專門針對渝東地區的小規模鑄印，尚待更多歷史資料來確證。
最後來說說印牌上“牌入印出，印入牌出”8個陰文鑄字的來歷與用意。
這似乎涉及到中國封建王朝官方印信管理中的一些規制。據《宋史·職官志》記載，宋朝的官印與印牌，下達鑄造任務的是工部；負責監鑄的是少府監；鑄好後的印與牌，要交給禮部，由禮部來負責印、牌使用與存放的監督管理。所謂“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一般學者的認為是：禮部將官印授給某地方的行政長官，即要把牌放在原來放印的地方，印收回之後，再把牌拿出來。
如果這個解釋是正確的，那麼可以確定：宋朝官印、印牌出入交接的地點，只能發生在禮部。尤其是印牌，理應深藏於禮部衙門的某個固若金湯的庫房之中。而現在不但新浦縣的印牌與官印在野外被雙雙發現，而且與新浦縣同屬渝東地區的奉節縣印牌也在野外被發現，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推測兩縣印、牌從朝廷禮部流出，無非兩種可能：其一是和平時期符合法規的有序流出，其二是動亂年代因政權被顛覆而無序流出。
就全國範圍來看，縣級印牌流落民間的現象甚少。從迄今只發現渝東地區流落民間的兩件來看，在國家級的動亂中由京城無序流出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新浦縣和奉節縣在宋朝也並非什麼重要地區，量不至於有人要專門強奪或騙取新浦縣印牌和奉節縣印牌出京。所以我們基本可以推定，這兩枚印牌是根據宋朝規制，隨履新地方官員合法帶入渝東地區上任使用的。如果這個推定成立，那麼前述學者們的解釋就是片面的甚或是錯誤的。印牌上“牌入印出，印入牌出”8個鑄字，就不是專為寫給禮部管印官員看的，而是為告誡攜印上任的官員到管轄地後要嚴格掌握印信，不得疏於管理而鑄制的。
事實上，在中國曆代官場中，持印官員到地方後疏於管理甚至丟失官印，被他人盜印文書、偷蓋圖章，造成惡劣政治影響的事件，確實屢見不鮮。那麼為那些可能存在的糊塗官鑄上8字警語以為用印的戒條，也就不足為怪了。
另一方面，從奉節縣印牌在上世紀80年代的被發現，似乎也可形成新的證據鏈，來證明清代知縣陳長墉對於新浦縣印來歷的推斷是正確的。試想在那動盪慘烈的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在農民起義的紛飛戰火中，今渝東地區當可能出現不止一位的七品縣官，眼見城池不保而選擇攜印出逃。或向北投奔城防相對堅固的中心城鎮，或化裝向南逃出刀兵水火之地，甚或隱姓埋名逃回老家，都是可能的。在潛逃過程中一旦發現大事不好，隨身的官印、縣牌等物，自然只好隨機處置，或順道埋入土中，或臨河棄於水中，其後果雖然都是難以向朝廷交差，但總比讓反賊搜出來拿去加蓋大紅官印到處發佈公文好吧。這樣的解釋不是比較合理嗎？
各位看到這裡，或許還有最後一個問題要問：那麼1844年出土的這批北宋新浦縣的文物，如今藏到哪裡去了呢？
據筆者所知，大約在2006年，網上曾出現過一個自稱是四川省開江縣人的文物騙子，不但私鑄了新浦縣印的仿製印章，謊稱這是北宋傳下來的珍貴文物，而且拍照後公然掛到互聯網上叫賣。推測其原因，大概是誤將唐、宋時期的開江縣當作了今天的開江縣，便以為“新浦縣新鑄印”是從今日開江縣的紅薯地裡刨出來的，欲製造贗品牟利而已。其實當然是大謬不然。
可以告慰大家的是，這批珍貴文物並沒有丟失。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已將6印1牌同時同批全部徵集收藏，現存湖南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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