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相国
清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落幕3年后的1844年，一场即将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被史学家称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全国性乱局，正由一位落第秀才和几个烧炭党人主导着，在中国西南的广西桂平县悄悄酝酿。而与此同时，同为西南地区的四川开县，在距县城东1里许的一块红薯地里，几个辛勤耕稼的农夫却在为突然刨出了几件绿锈斑驳的宝物而奔走相告，欣喜不已。闻讯赶到的知县陈长墉满脸圣人般的严肃，小心翼翼将那个装宝贝的朽烂漆盒摊开在路边的青石板上，缓缓揭开发霉的绸布，隐约露出的“太平兴国”几个小字立刻让知县大人颧骨高耸的脸颊活泛起来。这些好奇的农夫虽然大字不识一斗，好歹也是城厢圈子边长大的，他们都知道这个外道来的中年县太爷虽然功名不高，倒是个极其热爱历史文化和公益事业的主儿。比如那城外盛字山脚唤作“培俊堂”的新办官学，就是这个拔贡出身的广东佬建起来的，为此一县的绅粮子弟都在念他的好呢。不过县大老爷浓重的揭阳口音实在是诘屈聱牙得古怪，好在几个随行的轿夫跟着知县老爷跑了七八年，多少能听懂他的岭南官话。他们围着鼻尖冻得通红的知县老爷一阵叽里呱啦，大家才算明白过来：这一堆霉起了冬瓜灰的古旧玩意儿，和城根老茶馆秦瘪嘴儿讲的《七侠五义》和《杨家将》一样，竟然都是大宋朝的啊！
要细说那一盒子古董，份量其实很轻，不过是6枚小小的铜印和1块铜牌。其中最为醒目的一枚印鉴上，赫然铸着“开州巡检新浦奉使”字样，似乎颇有点钦差出巡的意思。此外又有“新浦县新铸印”和“新浦县尉朱记”各1枚，陈大人蜷着手指将它们拈起来，凑到眼前细细打量，心里便猜想这“新浦县新铸印”铸得四方四正的，看来果真是大宋朝的县级“正印官”——一县之长使用的啊，而那枚“新浦县尉朱记”（“朱记”是唐以后官印的一种，印文中有“朱记”字样,一般为副职印鉴）呢，自然是县尉使用的了。这两枚印章的铸造工艺似乎不低，均为阳文篆书。而那“新浦县新铸印”的背面，分明还铸有“太平兴国五年十月铸”及“上”等几个小字；而那枚“新浦县印牌”的铭文两侧，也从右到左铸有“太平兴国五年十月铸”字样，背面则有“牌入印出，印入牌出”8个阴文铸字，可见是跟新县印配套使用的。至于此外的“澧源库官”之类的印鉴，大约是办理粮储的武职小官使用的东西吧，广东来的陈老爷对着发了一会儿懵，实在也搞不清其所以然。不过清中期那会儿的读书人，对于历代帝王世系之类，一般都是了然于胸的，比如那铜疙瘩上的“太平兴国”4字，陈大人一望便知是大宋朝那个太宗皇帝赵光义的年号，于今也有八、九百年了。至于“新浦县”的县名，国朝皇清的版图上，似乎现在而今眼目下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县级建制，但陈大人既已来此僻远之地呆了多年，本地的建制沿革还是有过一番研究的，他知道在古开州的历史上，确曾有几个时期出现过一个叫作“新浦县”的行政单位。不过那废县治所的遗址所在，听说是在浦里方向南门乡新浦村的徐家坝，怎么县大老爷的关防大印，竟跑到这开州城下来了呢？即便是在隋朝的大业年间搬过一次家，新县城的故址不也是在南门乡的莲池村么？陈大人将那一堆古董摆弄了老半天，不觉大摇起头来，遂站直身子吩咐跟班道：“拿马粪纸裹起来，带回县衙翻老书去吧！”
陈知县回城，连夜细细查了一遍新版的《宋纪纲目》。这不查不要紧，一查竟查出古开州历史上一段惨烈的故事和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来。那英雄的名字，便是北宋初年太宗赵光义时期的开州监军秦传序。
话说北宋初年虽然天下初定，但因太祖赵匡胤当皇帝玩的是“黄袍加身”的把戏，体制上并无什么革命性举措，社会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便成了大宋王朝与生俱来的一个痼疾。豪强大地主们你追我赶兼并农民的土地，逐渐发展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川峡地区的土地多被官僚、豪强、寺观霸占，阶级矛盾尖锐，王朝的历史尚未衍进到中期，农民却有80%的人家失地而沦为赤贫的“客籍”。到993年5月，赵家天子的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呢，有个叫王小波的青城县民就扯起“均贫富”的大旗，在都江堰西边造起反来，响应者多达万人，很快占领了青城和彭山。但不久王小波就战死了，他的妻弟舅老倌李顺继为首领。994年，一举攻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并迅速控制了四川大部。宋朝中央政府心急火燎，赶紧派大军入境镇压，一番你争我夺之后，官军收复成都，李顺遇害。奇怪的是这支起于草莽的农民队伍后发优势惊人。不久，李顺余部中一个叫作张余的又挂起帅旗，在退出成都之后，突然变成了脱缰的野马和战神金刚，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到一年，先后攻陷嘉州（四川省乐山市）、戎州（四川省宜宾市）、泸州（四川省泸州市）、渝州（重庆市）、涪州（重庆市涪陵区）、忠州（重庆市忠县）、万州（重庆市万州区）、开州（重庆市开县），战火烧遍巴蜀大地，真是称得上轰轰烈烈。
按照我们时下流行的学术观点，农民战争虽具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天然正义性，但一旦发作起来，其滥杀无辜的革命盲动性和对生产力摧枯拉朽的极度破坏力，也是不可低估的。张余鞭锋所及，处于渝东大巴山南麓的古开州，顿时陷入了一片刀山火海血泊之中。
那么秦传序是个什么人呢？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宋史》有他的传略。据《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忠义》篇记载，秦传序为江宁人，也就是南京人，淳化五年（994年）充任夔峡巡检使。张余的部队兵临开州城下的时候，他的阵前身份是开州监军。
那么“巡检”和“巡检使”又分别是多高品级的官员呢？据笔者查阅资料所知，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唐朝中叶。到唐末五代乱世，巡检们主要是担负监督地方军镇势力的职能，地位渐趋紧要。而到了宋代，巡检的设置就变得更为普遍与复杂，已渐渐转化为中央集权的重要表征之一。北宋太祖、太宗两朝，出于防患五代时期藩镇割据的重现，特意选任了一批熟识边防事务的武职官员充任巡检，到地方去招募士兵，用以强化治安，监督境内地方军，因而具有很强的军事性质。按照当时州县基层的分工，大致是县尉负责县城和集镇治安，而巡检则负责维持乡村治安，对付大股盗匪。不过作为武职官吏，巡检又被明令“不得与闻州县事”，也就是不准插手地方事务。笔者查阅宋朝官制，得知基层巡检的品级大约是从九品，也就是相当于如今一名科级干部的职务。而秦传序作为基层巡检的上司，其地位虽与知州不相上下，但既是“开州监军”，便不得过问州县政务。而另一方面，根据宋朝“以文御武”的国策，秦大人又是要受知州管辖的。不过正因为其人“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所以既能发挥御边作用，又有利于中央集权。
不过话分两说，这位秦大人虽然职位不高，但其官衔后面毕竟缀着一个“新浦奉使”的头衔，这就非同小可，等于说是天子直接派来的，谁敢小觑于他呢？所以一旦大敌当前，其守土有责的政治责任感立刻强烈地展现出来。张余兵临城下之日，秦大人衣不解带督促士卒昼夜守城，与张余军队展开攻防拉锯战，若干回合下来，军旗仍稳稳插在城头上。但面对张余军队强大的攻势，城池被围一久，情况就危急起来，天天都有贪生怕死的官吏偷偷出城投降保命。秦传序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于是把部卒们召集起来誓师，慷慨激昂发表演讲：“我秦某作为开州监军，带领大家守卫城池是我的职责，怎么能贪一时之安，弃城投降以求免死呢？”由于城中粮食匮乏，秦传序慷慨解囊，拿出自家的服饰珍玩，全都当了，买酒肉犒劳士兵。又逐一巡检各作战单位，轮番慰问勉励。士卒们无不感动涕零，纷纷表示人在城在，誓死不当降卒。
秦传序白天慷慨陈词，夜来端坐城头，暗暗盘算敌我实力，料定就自己这点兵力，恐怕很难坚守到援军到来，就连夜写了蜡书，派人抄小路，兼程倍道上报朝廷，说“我秦传序将竭尽死力，决不向敌人投降”。到城池被攻破的那一天，秦传序果然誓死不降，义无反顾投身火中，自焚殉国。
世事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悲剧从来是接连发生的。话说秦传序入川担任夔峡巡检使的时候，他也是一介裸官，并没带上家眷，妻儿老小都寄住在湖北荆襄一带。当开州城破的消息传到荆楚地界的时候，他的长子秦奭立即动身溯三峡而上，前往寻找父亲的尸骨。没想到人还没赶到开州，就遭遇了海损事故，翻船落水而亡。消息传到京师，士大夫们无不扼腕痛惜，一致认为老子死于忠，儿子死于孝，实在是双料佳话，可歌可泣。宋太宗赵光义听到奏报，也嘘唏良久，传令速召秦传序次子秦煦入朝，充任殿直之职，并发放十万钱抚恤银以示慰勉。到后来秦煦去世，又召秦煦的弟弟秦舫入朝，担任三班奉职。
那么文首提到的“新浦县印”和“开州巡检新浦奉使”等印鉴，跟发生在开州城的这场惨烈战事有什么关系呢？
据大清朝的知县陈长墉考证分析：这6印1牌，应是这场战火中遗留下来的。据陈大人推断，新浦县作为从古开州分出去的一个小县，其城防设施和守战实力远逊监军秦传序坐镇的开州古城，于是主官带着一干人众弃城而出，投奔百十里外的巡检使秦大人，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一旦发现开州城不保，巡检使大人与知县大人也就只好采取临时应变措施了：或将官印抛入火中、水中，或将印鉴包起来埋进城郊庄稼地，都算是对久食朝廷俸禄有了一个交待吧。
陈长墉经过一番考辩之后，给上峰打了报告，大意是希望结合这段乡土历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申请立项建立国防教育基地，就是在开县城内西街建立专祠，陈列出土文物，供奉秦传序牌位，同时将明崇祯十四年正月为进剿“八大王”张献忠而战死在开县城东郊黄陵城的明朝政府军高级将领猛先捷、刘士杰一并纳入供奉，同享“蒸尝之祀”。这一处建筑，就是清晚期开县老百姓所熟知的“秦公祠”。为建此祠，陈长墉还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碑记。碑记的末尾这样写道：“宋初至今凡九百年，宝物忽然出土，安知非秦公冥漠之灵沉埋既久，特藉此示异于众耶？余承乏斯邦，迄今八载，睹此印牌，不觉心中恻然。爰申详各宪，敬于西城内捐廉设立专祠，俾得与前明之猛将军先捷、刘将军士杰同享蒸尝之祀，岂不足以酹忠魂而慰众志哉！”
走笔至此，我们的视线似乎又应该回到那6印1牌上来，因为这里有一堆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太平兴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新浦县的知县大印，会出现“太平兴国”字样？第二，新浦县到底是怎样一个县？什么时候出现的？又在什么时候归于消失？第三，为什么新浦县印的文字中间，要加一个“新”字？第四，为什么知县有了官印不算，还要配一块铜牌，并写明“牌入印出，印入牌出”？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太平兴国”就是北宋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的一个年号，起始时间为976年。铸印的时间“太平兴国五年”，即是980年。后来太宗年号发生变化，新更年号叫“淳化”。秦传序殉国的时间是北宋淳化五年，即994年。如果清知县陈长墉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这套官印前后使用的时间很短，满打满算不超过15年，然后就被埋进开县城东郊的庄稼地将近9个世纪，直到清晚期才重见天日，亦属可叹。
其次，对于古历史地名“新浦县”，整合相关历史资料，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新浦县，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武帝永初年间，刘宋朝廷分汉丰县（即今开县）于今县西北七里，置新浦县，属巴东郡。治所在今重庆开县南门镇新浦村徐家坝。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平蜀，新浦归于开州开江郡，并为郡治。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属周安郡。隋开皇三年（583年）改郡为州，新浦县属开州。隋大业二年（606年）废开州，新浦县属巴东郡。大业七年（611年）新浦县徙治于今开县南门乡莲池村旧县城。隋炀帝义宁二年（618年），属万州。同年，即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万州为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盛山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开州，新浦县先后属之。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省新浦县入开江县。
我们综合这段文字资料可知，直到北宋庆历四年（就是范仲淹那个时代），新浦县才被废止而并入开江县（今重庆开县一部）。那么从唐朝乾元元年以来，新浦县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一直是存在的。由此可以断定，直到北宋建立的960年，新浦县的县印一直都在各种地方公文中使用。
这就牵涉到第三个问题，县印上那个“新”字是怎么回事呢？对此笔者无法做出详考，仅作一点推测。查《中国历史地图册》，新浦县所属的古开州一带，北宋以前归后蜀的孟昶政权节制。而北宋从地图上抹去后蜀政权的时间，是965年。到太平兴国四年即979年，宋太宗继他的长兄赵匡胤之后，对汉族地区最后一个实力较强的割据政权——北汉发起最后攻势，并一举剪灭之，基本完成国家统一，奠定北宋疆域框架。查阅相关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在太平兴国五年这一年，赵光义曾采纳京西转运使程能的建议，按财产多寡“定诸州户为九等”，“一一著于户籍”，并确定了新的差役法。那么我们推测，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由政府出面，在全国范围统一铸造一批新县印，应是昭示新天子有新气象的政治举措。所以所谓“新县印”的“新”，应是相对于此前赵匡胤时代所用的老县印而言的。
另据网上资料显示，今湖南常德博物馆收藏有一块“奉节县印牌”，是1984年湖南桃源县航运公司从河中发现的，此牌与新浦县印牌虽然字体风格略有差异，其形制是完全相同的，上面都有“牌入印出，印入牌出”字样，并都注明铸造时间为“太平兴国五年十月”。据此可知，北宋赵光义政权在980年确曾批量铸造过新县印。至于是全国范围的大换印，还是专门针对渝东地区的小规模铸印，尚待更多历史资料来确证。
最后来说说印牌上“牌入印出，印入牌出”8个阴文铸字的来历与用意。
这似乎涉及到中国封建王朝官方印信管理中的一些规制。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朝的官印与印牌，下达铸造任务的是工部；负责监铸的是少府监；铸好后的印与牌，要交给礼部，由礼部来负责印、牌使用与存放的监督管理。所谓“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一般学者的认为是：礼部将官印授给某地方的行政长官，即要把牌放在原来放印的地方，印收回之后，再把牌拿出来。
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可以确定：宋朝官印、印牌出入交接的地点，只能发生在礼部。尤其是印牌，理应深藏于礼部衙门的某个固若金汤的库房之中。而现在不但新浦县的印牌与官印在野外被双双发现，而且与新浦县同属渝东地区的奉节县印牌也在野外被发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推测两县印、牌从朝廷礼部流出，无非两种可能：其一是和平时期符合法规的有序流出，其二是动乱年代因政权被颠覆而无序流出。
就全国范围来看，县级印牌流落民间的现象甚少。从迄今只发现渝东地区流落民间的两件来看，在国家级的动乱中由京城无序流出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新浦县和奉节县在宋朝也并非什么重要地区，量不至于有人要专门强夺或骗取新浦县印牌和奉节县印牌出京。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推定，这两枚印牌是根据宋朝规制，随履新地方官员合法带入渝东地区上任使用的。如果这个推定成立，那么前述学者们的解释就是片面的甚或是错误的。印牌上“牌入印出，印入牌出”8个铸字，就不是专为写给礼部管印官员看的，而是为告诫携印上任的官员到管辖地后要严格掌握印信，不得疏于管理而铸制的。
事实上，在中国历代官场中，持印官员到地方后疏于管理甚至丢失官印，被他人盗印文书、偷盖图章，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事件，确实屡见不鲜。那么为那些可能存在的糊涂官铸上8字警语以为用印的戒条，也就不足为怪了。
另一方面，从奉节县印牌在上世纪80年代的被发现，似乎也可形成新的证据链，来证明清代知县陈长墉对于新浦县印来历的推断是正确的。试想在那动荡惨烈的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在农民起义的纷飞战火中，今渝东地区当可能出现不止一位的七品县官，眼见城池不保而选择携印出逃。或向北投奔城防相对坚固的中心城镇，或化装向南逃出刀兵水火之地，甚或隐姓埋名逃回老家，都是可能的。在潜逃过程中一旦发现大事不好，随身的官印、县牌等物，自然只好随机处置，或顺道埋入土中，或临河弃于水中，其后果虽然都是难以向朝廷交差，但总比让反贼搜出来拿去加盖大红官印到处发布公文好吧。这样的解释不是比较合理吗？
各位看到这里，或许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那么1844年出土的这批北宋新浦县的文物，如今藏到哪里去了呢？
据笔者所知，大约在2006年，网上曾出现过一个自称是四川省开江县人的文物骗子，不但私铸了新浦县印的仿制印章，谎称这是北宋传下来的珍贵文物，而且拍照后公然挂到互联网上叫卖。推测其原因，大概是误将唐、宋时期的开江县当作了今天的开江县，便以为“新浦县新铸印”是从今日开江县的红薯地里刨出来的，欲制造赝品牟利而已。其实当然是大谬不然。
可以告慰大家的是，这批珍贵文物并没有丢失。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已将6印1牌同时同批全部征集收藏，现存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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