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紀錄片《美國工廠》裡，因通用汽車倒閉而失業的普通工薪階層白人。）
一直以來，都有人羨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富裕、先進，殊不知近些年，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隨之而來的，是美國社會日益民粹化、極端化的趨勢。
近幾年，政治立場完全不同的美國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都不約而同的將目光聚焦在美國當今巨大的貧富差距上。一方面，美國的經濟一直在發展，兩黨建制派共同支持的全球化和WTO框架下的自由貿易，讓世界經濟在1970年之後的40年間總額翻了四倍。美國在此期間聚累了許多財富，高新科技得以迅速發展。另一方面，美國的知識分子和經濟學家，選擇了從製造業經濟轉向後工業時代的服務業主導的經濟。伴隨著這樣的產業結構性調整和升級，還有自動化興起造成的機器取代人工，結果變成，工薪階層經過兩代人之後，出現一大群未充分就業和技能缺失的人。
就業機會的不充分和工作技能缺失，給老百姓的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直接體現在具體的數字上：1940年出生的美國人，還有92%的概率能實現收入超過父母輩（折除通貨膨脹因素）；到了
1990年出生的一輩人，這個比例已經只有50%；往後可能更加低。59%的美國人付不起四百美元的生活應急費，依賴每個月發工資才能揭鍋。美國新增加的工作中，94%屬於沒有福利的合同工。那種一個公司幹上幾十年的穩定生活光輝不再。雖然失業率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得到控制，但是過去十年美國的勞動參與率恢復緩慢，這個數據裡包藏著大量脫離就業市場再也不找工作的人。儘管美國簽署的每個自由貿易協議都帶著再就業培訓的條款，然而事實上，大部分再就業培訓成功率只有0-15%。伴隨著自動化淘汰人工、全球化產業外遷、外包行業輸送國外人取代美國本土人工作等做法，是越來越多的對傳統美國政治不再買賬的失落的人。這種失落，清楚地反映在他們手中的選票上。一直以來，美國人的投票選擇，有兩大驅動力，經濟和文化。文化因素在左，主要包括少數族裔權利（以非裔為代表）、女權、LGBTQ（性取向平等）和環保主義；在右則是民族主義、擁槍權利、反對墮胎、以及維護宗教信仰（主要指基督教）等。選民可能會因為文化因素，而做出與自身經濟利益有衝突的選擇。上世紀30年代，南方鄉村的白人曾是民主黨福利改革倡議的主要支持者，例如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力挺羅斯福。而現在，儘管社保福利和奧巴馬醫保符合南方農村白人的經濟利益，但是他們大部分成為特朗普支持者。而當
政府政策沒能有效保護足夠多的人的經濟利益的時候，經濟因素會成為左右選情的主導。時間長了，還會導致政治精英與選民溝通失靈的狀態。這時候，兩黨選民會各自擁抱或左或右的變革思潮。近期美國大選選情很能體現這一變化。從民主黨選情變化來看，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左翼進步派上升勢頭強勁。最新發布的2019年第三季度各候選人籌款數字顯示，兩位左翼進步派獲得了最多捐款，超過了建制派的候選人；在各種預測榜單上，民主黨政治素人的Andrew Yang更是不斷打破各種預測，從年初民調0%的淒涼狀態下一鳴驚人，強勢上升，躋身前五；楊團隊第三季度的籌款增長達到225%，居黨內第一。這個趨勢恰好說明，現在美國的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決被忽視的民眾的困窘生活。社會階級固化成為選舉的核心焦點，超越了其他例如性別、種族、民族、性取向、地緣等分歧，主導選舉的議程。正因如此，民主黨內經濟左翼很有市場。因此，只要美國國內貧富差距過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美國政治選舉中左翼進步派就會擁有支持的力量，而且還存在日益偏激的可能。當然，也會有投機分子利用選民的不滿乘虛而入，兜售一些偏激煽動的政策，甚至改變美國民主的本質。
（參見：《美國政治走向：民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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