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我们说到苏轼在前往汝州的路上路过金陵，特意拜见了王安石，他对王安石和变法有了新的认识。不过，也许连苏轼自己也想不到，这一场会面，对他曲折坎坷的人生中，会有什么影响，对北宋官场新旧党争，又将意味着什么。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说说苏轼命运的再一次大起大落、大悲大喜。
权利的天平微微倾斜
在金陵短暂停留的日子里，苏轼的儿子苏遯患病夭折。这个苏遯，苏轼曾经为了他的出生，写下了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很不幸，苏遯已经既没机会“无灾无难到公卿”，也没机会被聪明误一生了。
苏轼从金陵走到泗州，家人接连病重，钱也几乎花光了。苏轼向朝廷请求，说自己实在去不了汝州，希望就近安置在常州。
但接下来，事情竟然有了转机。首先，对于苏轼的申请，朝廷的批复体现出足够的善意，不久之后还传来了苏辙被重新起用，做了绩溪县令的消息。一切迹象都在显示，权力的天平正在向着旧党的一边微微倾斜。
谁也不曾料到的是，就在这个时间里，宋神宗忽然英年早逝，权力中心立即发生了地震。继位的太子，也就是宋哲宗，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宋神宗的母亲高氏垂帘听政。
高太后早就恨透了新党，所以才一掌权就开始着手废止新法。司马光进京给宋神宗奔丧，京城震动，人民群众不让他走。高太后乐得顺应人心，马上重用司马光，眼看着在野的旧党名人就要以燎原之势卷土重来。
果然，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轼的升迁来得接二连三，一路杀进权力中心，担任翰林学士，负责拟定最重要的中央公文。苏辙也被迅速起用，担任右司谏，这是重要的言官岗位。废除新法的工作在紧锣密鼓当中进行着，苏辙不断弹劾新党官员，高太后和司马光迅速决议批准，苏轼起草公文。新法一件件废止，新党官员一个个落马。因为宋哲宗即位以后以元祐为年号，所以这段时间里的政坛大动作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这四个字很有深意。年号之所以叫“元祐”，据说是在宋神宗的年号“元丰”和宋仁宗的年号“嘉祐”当中各取一个字组合来的，意思是：元丰年间的新法有很多弊端，要用嘉祐时代的政策来做补救。“更化”就是“改革”的意思，但元祐更化并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只是清除所谓坏人坏事。坏人就是新党官员，坏事就是王安石变法搞出来的各种制度创新。
虽然主持元祐更化的司马光有着坚定的儒家立场，但这样的改革策略其实正是《庄子》哲学的体现。《庄子》的政治哲学既很简单又很困难，说它简单，是因为它的原则只有一条，就是什么有害就消灭什么，说它困难，是因为到底什么才有害，其实不容易看得清。
在政治哲学上，道家和儒家恰好相反：道家做减法，儒家做加法；道家消极，儒家积极；道家搞破坏，儒家搞建设。道家相信搞建设的下场注定是事与愿违，而只要把一切有害的东西破坏掉，社会自然就会变好。在今天的经济学概念里，儒家属于重商主义，道家属于自由主义。
所以从道家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变法纯属无事生非，那么，要想拨乱反正的话，似乎也很简单，一切照旧就可以了。司马光和高太后正是这么做的，王安石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里，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来的改革成果烟消云散而黯然离世的。
但问题马上来了。首先，道家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那就是尊重传统。这一点很像英国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之所以尊重传统，仅仅出于一个常识：船大不好掉头。社会好比一只超级大船，惯性太大，又好比一架结构复杂的机器，牵一发而动全局，如果逆着惯性去“牵一发”，天知道会惹出多少麻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时确实有人提出建议，认为废除新法不能太仓促，要慢慢来。但司马光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做法就像医生给人治病，既不让病人赶快痊愈，还不肯把病根除了，这只会对医生有利，对病人绝对不是好事。（《上哲宗乞议革新法之不便者》）
为王安石辩护
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司马光显然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如果我们从道家哲学和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无论新法有多糟糕，但它好歹已经实施了那么多年，磨合了那么多年，让苏轼从青年熬成中年，让王安石从中年熬成垂暮，或多或少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些惯性，这时候要想一举尽废，必然又会搞出乱子。
司马光虽然也说过，新法当中凡是便民利国的就应当保留下来，凡是祸国殃民的就该废除，但到底哪些才是便民利国的，哪些才是祸国殃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至少司马光和苏轼的看法就很不一样。在司马光眼里，新法值得保留的项目少之又少，苏轼却开始充当起王安石的辩护人了。
我们之所以说苏轼和王安石金陵的会面非常重要，绝不仅仅是会面为文学史贡献了几首唱和往来的诗，而是它对于苏轼政治观点的动摇。
面对着司马光的雷厉风行，苏轼开始感到不安了。金陵之行让苏轼对王安石变法产生出同情的理解，而且在新法实施的过程里，苏轼比司马光有着更多的基层经验。他已经可以客观地看待新法了，而一旦抛开成见，就会发现新法虽然招致了天怒人怨，但也并不全是坏的，所以废除新法并不应该一刀切。
更重要的是，当初王安石变法，初衷是要解决那些人人看得见，人人也都知道不尽早解决就会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端，而如果让一切复原的话，那么新法的弊端虽然没了，实行新法之前的那些弊端马上就会卷土重来。这样搞更化，不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吗？
假如苏轼没有途经金陵，不曾和王安石抛开成见，达成和解的话，他也许就不会和司马光产生那么多的矛盾，直到闹得不可开交了。
于是，以司马光那样的忠厚长者，也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争执当中对苏轼怒不可遏，甚至想要把他赶出朝廷。
眼看着两个人的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司马光忽然一病不起，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人世。但是，苏轼的仕途危机非但并没有因此而解除，反而更加严峻起来。
司马光的病故，给朝廷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谁来做司马光的接班人？
苏轼显然会在候选人的名单里。他不但有资历，有声望，而且年富力强，但是，他在一年来的政治表现，他和司马光的各种政见不合，难免让旧党人士心生疑虑。
就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的当月，监察御史孙升在奏章里边指名道姓，论证苏轼为什么不堪重用。孙升列举了赵普、王旦、韩琦这三位宋代开国以来最有声望的宰执大臣，说他们既没有文采，也谈不上什么学问，但有非凡的品格、气量和见识。
再看王安石，论文章，论学问，不愧为一代宗师，但做事做得一塌糊涂，这是有目共睹的。苏轼也是这种人，论文章，论学问，没人不服气，但品格、气量和见识都是他的短板。这是一个“不能自重”的人，所以才会在先朝获罪贬官。
如今让他重返朝廷，做个翰林学士也就算人尽其才了，如果让他执掌大权，绝对不是国家之幸，王安石就是前车之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8）
讨论
显然，孙升的这些意见，对苏轼的政治才能是个极大的否定。你是怎么理解孙升对苏轼的评价呢？
今天看来，这种惹是生非的性格，算不算职场上的短板？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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