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和孝的两全，似乎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如鲠在喉，无法权衡的重要因素。饱读儒家思想、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们，当遇到忠和孝相矛盾的问题时，不同的处理态度和方式，也就代表了他们不同的人生选择。
而我国至今流传的古代人们关忠和孝两个问题的选择故事，也丰富多彩，在忠孝难以两全的情况下，有些人选择终身仕君，也有的人愿意抛下荣华富贵，清贫一生照顾家人。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诸葛亮，后者的典型是李密，诸葛亮一生都在为蜀国的大业奉献，鞠躬尽瘁，身先士卒。而李密为了成全自己的孝心，在官府多次征召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在家侍奉祖母。这两段佳话分别记载在了《出师表》和《陈情表》中，因此后人便有“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的说法，可见当忠和孝有矛盾时，能够正确的做出选择并贯彻实施，也不失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处于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因此，能否正确做好忠和孝的抉择问题，便成为了历代知识分子要深思熟虑的头等大事。在古代，忠孝不仅可以体现一个人的人品，在某些时候还能够成为官府选拔人才的考核依据，其中，汉朝的选官制度就生动体现了这一点，也完美地解决了忠孝之间的矛盾问题。那么汉朝人的忠孝观念是怎样的？和选官制度又有怎样的联系？其产生原因又如何呢？我们在本文将一一揭开答案。
一、汉朝人眼中的忠孝观发展历程
汉朝人眼中的忠孝观念其实是直接来源于自先秦传承至汉朝的儒学思想。而忠孝观念是贯穿着整个儒学思想的支撑与核心，其中的忠和孝是针对于两个方面而言的。忠指的是为人处事中对于君王和朋友的忠诚，而孝则主要指的是与家人亲戚之间相处时的真诚和孝顺。一个是从社会层面，还有一个是从家庭层面，强调的都是个人的修养，而只有社会和家庭都能够和睦，才能够实现孔子所提倡的大同社会。
而孔子对于忠和孝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且在其流传下来的诸多文献当中，都能够看到忠孝的身影。其中，
《论语 学而篇》中就有“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路篇》中也曾经提到“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可见在孔子的心目当中，只要是符合忠孝这两个条件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是士。可见忠孝对于体现人本身的修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通过这些文字记载也能够看出，起码早在孔子及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忠孝观念，充其量只是儒家一个学派所提倡的思想，和其他学派，如道家、法家、墨家等所提倡的思想相比并没有出色之处。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观念，要成为整个社会思想中的一部分和普遍被大众所接受的伦理观念，还是要等到汉朝才形成。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蜂起，各个教派都宣扬自己的治国主张。然而发展到秦朝则出现了秦始皇，崇尚法家而其他学派式微的场景，但是法家崇尚的是严刑峻法，秦朝在王朝的末期不得民心，所以最后才有了楚汉之争和汉朝的建立。
此汉朝的统治者在意识到了，思想理念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之后，在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就联合了晁错、贾谊、董仲舒等人，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整个国家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而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又以其实用性强的特点，受到了大家的青睐。由于儒家思想中本身就是以忠孝观念作为整个理论的核心支撑，因此汉朝统治者在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以适应本帝国发展的过程中就加重了对忠和孝等两个思想的加工。为了体现统治阶级对于忠孝观念的重视，刘邦在创立汉朝之后不久，还亲自带头孝亲，垂范天下。
如陆贾就曾经在其著作《新语·至德》就有“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的记载，由此可以看出在汉初时所提倡的忠孝观，还是兼顾家庭和仕途，发展到后来，就开始片面强调“忠君”思想了，这也是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忠孝观不同的地方。孔子设立忠孝观念最初是要求人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要遵循忠诚的原则，而对于自己的言行也要从忠这一角度出发，在仕君方面的要求则是不管是言行还是思想都更要体现“忠君”的理念。
因此总的来说，汉朝的忠孝观念的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基础之上，再融合了儒学思想家们为了国家的统治，对忠孝观念进行二次加工，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二、忠孝观念在汉朝的表现与特点。
既然忠孝观念在汉朝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有了新的发展与进步，那么汉朝的人们又是如何践行这一观念的？这一观念在汉朝的发展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简单来说，汉朝对于忠孝观念的重视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察举制度的推行。察举制度也叫举孝廉，是汉代的选官制度，其运行模式非常简单，就是在汉朝划分的州郡里，定期由当地的长官，根据民意选举一些品德出众，尤其是孝顺的人到中央做官。统治者和政府，对于百姓的孝顺也是持支持的态度，皇帝也经常通过赏赐爵位和丝帛等形式来对孝廉者进行嘉奖，而这一举措无形当中也促使了社会孝悌风气的形成。
如汉宣帝在位期间，就曾经下旨“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对孝悌者进行赏赐。而察举制度的推行，就讲一个人是否忠诚孝顺，纳入了考核为官的标准，也有许多人凭着这一条途径青云之上。
忠孝观念在汉朝的特点之一，就是统治者率先垂范，给百姓们做了一个良好的示例。 在引导臣民百姓们树立忠君的观念方面，刘邦是通过对季布和丁公的不同处理方法来达到目的的，季布和丁公曾经都是项羽手下的两员大将，但是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季布曾经对刘邦是毫不手软地穷追猛打，誓要将项羽的命令执行到底，而丁公则相对来说较为温和，甚至还多次悄悄帮助刘邦。但是刘邦在建立了西汉王朝之后，却立刻处死了丁公，对于季布反而手下留情。虽然很多人对于刘邦的这一做法持批判性的态度，毕竟从某些方面来说，恩将仇报并不是君子的风度。
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刘邦在建立王朝的初期，对于树立整个国家臣民心目中忠诚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 在于塑造臣民们对孝悌观念方面，汉朝的统治者也是不遗余力的。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自汉高祖刘邦之后，几乎所有的皇帝在谥号方面，都以“孝”字开头，对此，《汉书 惠帝纪》是这样解释的“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刘邦也身体力行的贯彻者，孝悌这一原则，在他称帝后不久，他便尊称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再见面时还向父亲行礼，而太上皇也在百官的提醒之下，见到刘邦后应先行君臣之礼。
除此之外，《二十四孝》中就记载了汉文帝刘恒在其母薄太后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亲尝汤药的故事，可见汉统治者大多都是以仁孝治天下。除了统治者自己率先作范例，向民间展示忠孝的重要程度以外，他们还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推动整个社会忠孝风气的形成。如前面所提到的察举制，就是专门为了鼓励社会孝悌行为和风气而为汉朝国情量身定制的政策。历代汉朝统治者们对于特别孝顺的人也多次给予经济和其他社会地位上的特殊待遇，为了确保这一制度能够顺利推行，选拔出更多孝悌之人，皇帝往往会通过颁布诏书的形式来体现出政府对此事的重视。
忠孝观念在汉朝的特点之二，就是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与第一大特点是环环相扣的，正是因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才能够在整个社会都形成忠诚孝顺的优良风气，因此纵观我国古代社会，关于孝顺的民间故事，也是以汉朝时期居多。比如董永，人们大多只知道他和天上的七仙女之间浪漫的爱情故事，却少有人知道，董永也是一个事父至孝的人，因为在二十四孝中，有着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据说董永年幼丧母，父亲带着他在战乱年代颠沛流离，迁居安陆。
后来父亲不幸病逝，董永为了支付高昂的丧葬费用，把自己变卖给一富家人为奴。在给富家人打工的路上，有一次董永路过一棵槐树，看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说自己无家可归，董永便和她说自己的遭遇，两人结为夫妇。女子终日为董永织布，一个月内织好三百匹绸缎为他赎身，后来女子直言自己本非凡人，而是天帝的女儿，天帝感慨董永的孝心，特命他下凡，前来帮助董永，如今董永赎身成功，她的使命完成，所以要重返天庭。自女子离开后，原本的槐荫也改名为了孝感，就是为了纪念董永的孝心。
当然除了董永的故事以外，还有很多跟孝顺有关的故事也都是发生在汉朝，如东汉时期丁兰刻木事亲，江革行佣供母，都是在汉朝比较著名的孝子孝女。而这么多孝顺的故事能够产生的重要原因，不仅仅是统治者的大力推崇，还在于民间教育中对于孝悌思想的渗透，也是做的比较全面的。
忠孝观念在汉朝的特点之三，是大量的相关理论书籍和理论体系的产生。其中又以《孝经》为典型，它篇幅虽然较为短小，也不过1000来字，放到现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论文，但是由于其产生背景的特殊性，汉朝词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孝悌之道，因此孝经的产生，真可谓是满足了统治者的需要，同时也为整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孝顺这一美德的传承与发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汉朝时期，忠孝观念对后世及当时的影响
毋庸置疑的是，忠孝观念在汉朝时期的推崇，无疑能够对当时统治者的统治起到良好的维系和巩固作用。从个人层面来说，忠孝观念的形成，有利于个人品德修养的塑造，从社会和家庭层面来说，一个有着忠孝观念的人，他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也会更加注重交往的品质和家庭氛围的塑造。从国家层面来说，只有臣民们都遵循着忠诚忠贞的原则，这个国家才能够形成一股凝聚力和向心力，由此获得更长远的发展。
但是忠孝观念在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那就是有一些人由于把握不好忠孝的尺度，容易走向愚忠和愚孝的极端。
四、结语
忠诚和孝悌，不仅仅是古代专有，放到现代社会依然可以成为我们对个人品德的要求和行为的规范。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与人的交际上，又或者是对个人的要求上，忠诚应该放在我们的第一顺位，而在个体的小家当中，又应该以孝顺为原则对待父母和其他长辈。只有家庭的和睦，才能够促使人内心的愉悦，
个体内心的愉悦，才能够使得在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营造出良好的氛围，由此促进更好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閱讀更多 夜蘭清幽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