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之风兴起之后，帝王们在讲究墓葬防盗技术的同时，制定出一系列律令法规惩治盗墓，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而引发的盗墓行为，王侯们不得不以“严威重罪禁之”。《吕氏春秋》的记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制裁盗墓者的措施在先秦已经产生。
到了汉代，民间盗墓比较普遍，禁绝盗墓的措施严厉起来，“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此执政之所司也”（《淮南子·氾论）。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二年律令》汉简，这是公元前186年（吕后二年）颁布的法律，其中《盗律》中明确规定，盗发墓冢与伤人致残、讹诈、杀人及拐卖人口等同罪，都应处以磔刑。
公元458年冬天，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北巡到阴山脚下，发现了故冢毁废的情况，不禁忧从中来。想起“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的情况，他下诏：“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魏书·高宗纪》）。
在经历了纷乱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之后，唐代一方面形成了成熟的陵墓制度，相应也产生了比较完整的禁盗法律，把“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逆党”等列为最严重的罪等。并根据情节处以不同的刑罚。一是凡是盗墓者，罚处劳役，流放远方；二是挖开墓葬而没有打开棺椁的，判处三年徒刑；三是墓葬已被挖开，没有殡葬而盗掘损毁尸柩的，判处二年半徒刑；四是盗取死者衣服，罪减一等；五是盗取墓中器物、砖、版者，与一般盗窃罪同样处罚；六是把打开棺椁的，处以绞刑；七是损害陵园墓茔内草木的，处以徒二年和杖一百的刑罚（《唐律疏议》）。唐懿宗因迎取佛骨而减免天下刑囚时，作为重罪的“开劫坟墓”，不在减免之列。
元代，凡“发冢开棺伤尸，内应流者”，“杖一百七，发肇州屯种”。 《元史·刑法志》规定了对盗墓行为惩处的力度，犯“发冢”之罪与“强窃盗贼”、制造假币、劫掠拐卖人口以及“放火、犯奸”等同样处罚。同时规定，子孙辈“或因贫困，或信巫觋说诱，发掘祖宗坟墓，盗其财物，卖其茔地者”，按照情节轻重定罪。“移弃尸骸，不为祭祀者”，“为首同他盗发掘祖宗坟墓，盗取财物者”，视同“恶逆”定罪。即使遇到皇帝大赦天下，盗墓者仍要“刺字徙远方屯种”。
明代开国不久，朱元璋就总结历代法律施行的经验和教训，制定了详细规范的《大明律》。《大明律》：凡发掘坟冢见棺椁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开棺椁见尸者，绞；发而未至棺椁者，杖一百、徒三年（招魂而葬亦是）。若冢先穿陷或未殡埋，而盗尸柩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开棺椁见尸者，亦绞。其盗取器物砖石者，计赃，凡盗论，免剌。若卑幼发尊长坟冢者，同凡人论；开棺椁见尸者，斩；若弃尸卖坟地者，罪亦如之。买地人如知情，各杖八十，追价入官，地归同宗亲属，不知者不坐。若尊长发卑幼坟冢，开棺椁见尸者，缌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以上，各递减一等。发子孙坟冢、开棺椁见尸者，杖八十。其有故而依礼迁葬者，不犯法。若残毁他人死尸、弃尸水中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对盗掘帝陵的，处罚更为严厉。图谋损毁山陵的，以“大逆”罪论，不分主从，一律凌迟处死；盗大祀神祗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一律斩首；盗砍山陵内树木，斩首，家属充边等。
我们看到，逐步完善的禁盗法律体系，并没有完全阻止盗墓行为，特别是官毁民冢的行为往往不在制裁之列。这种情况，宋明时代尤甚。
閱讀更多 文蹤旅跡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