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讲了正道章的第一节。今天我们接着讲《素书》的第二章，正道章的剩下两节。之前有同道反映，结合生活中的例子来阐释，虽然看起来更加的生动形象，但在义理上会弱化，多谢这位同道的建议，后面我们会义理和事理结合得更平衡一些。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在上一讲，我们讲了俊士。在俊之上是英，英之上是贤，贤之上是圣。自上而下的加起来，便是圣贤英俊豪杰。《素书》中把其中的三个省略掉了，只讲了俊士豪士和杰士。
俊士一节的后面两句是，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鉴古是为了能通晓历史上的盛衰兴替之道，沿袭先圣之法。然后再以此为参考，对照当前之世，对现行的国家制度，进行校验，以使其合乎大道。
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困惑，老子孔子庄子屈原孟子荀子这些人，为什么都一定要追溯到上古之道，来为其当前的社会，寻找治国之道的依准呢？难道后来的人，就不能重新发明一套完全不一样的新道术吗？
我们来解释一下。首先，任何事物，都是从完好的状态，逐渐变旧，走向衰败和病亡。人生下来是健康的，随着他的年纪增大，他生病了。对于一个生病的人来说，他之前健康的状态，就意味着是一种相对而言，古老的阶段。如果按照现在的人一些观念，人生病是不应该治的，因为病是人的发展，而康复则是人的复古。复古是对发展的否定，所以复古是错误的。认同这种作为垃圾智力活动的发展史观，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疾病，对精神病人，不可以言道。
其次，道是亘古不变的，制度礼仪根据时代和习俗不断改变。久而久之，人们拘泥于法与礼，而忘记了道，以至于当时代和习俗再次发生改变时，旧的制度和礼仪崩溃后，负责治国的贤人们，他们就失去了应物通权的心智，无法通过革新，救治亡道之世。于是被新时代所击败。要能在新的时代和习俗面前，找到应对之道，为新的时代制定新的制度和礼仪，必须要复归于道，才能重新居高临下的解决当前更低层级的问题。
行足以为仪表
这里的仪表，不仅是指能够为人师表，成为社会的行为楷模，更是指可以为社会提供行为规范的一套准则。更侧重于指制度。没有仪表规矩，任何组织都会难以维系。所以，行足以为仪表，是说能够为社会建立制度和规矩的人，才能领导一个庞大的组织。
有人说了，建立制度简单，我随便建一个不就行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和人之间就没有区别了，也就没有了贤与不肖之分。
贤人之所以是贤人，是因为他们建立制度，是效法道而建立的。只有这样的制度和礼仪，才能让所有的人都觉得适宜，使万物各得其所欲。才能得人，才能安物。
而一个不好的制度则相反，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不适宜，都深受其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样的制度不合乎大道。所以后来一些朝代的制度，要经常频繁的改来改去，因为不够贤能，设计的东西全是低劣之法，用一阵子就会崩溃。等崩溃了，再问题导向，赶紧救火一般的就行补救。出现这种状况，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设计制度的人，不够贤能。
制度的有效期，取决于建立制度的人的贤能程度。在上古时期，一套制度可以用上千年。后来，夏商周三王，德不足以盖过三皇五帝，所以后面他们建立的制度，只能维系不足千年。
后来秦朝创立了新的制度，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是后来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在沿用秦制。由此可见，参与设计秦朝制度的一些贤人，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的贤能程度非常之高。荀子虽然没有亲自参与，但是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两个弟子。
秦朝之后的朝代，只是在大框架下面，缝缝补补，来修改一些细节。再也没有能出现超过三皇五帝、三王、周孔、商鞅荀子韩非这样的上贤之人。
智足以决嫌疑
这里的嫌疑，不是指嫌疑犯里的嫌疑那个意思。也不是平时生活里，互相嫌疑对方的那个意思。而是另有深意。
我们讲信，信在言先，真人真言，言与理相合，才为信。如果说道是铁轨，制度是火车，火车需要在铁轨上行驶，这个才可以称为信。
如果火车脱轨了怎么办呢？贴合不上了，制度失去了道这个锚，就成了无水之源无根之木，也就不足以为信。
脱轨了怎么办呢？不信则为嫌。嫌则疑，疑则迷，迷则惑。人一到了迷惑的地步，就如同两眼一抹黑，出了轨之后，在稻田地里开火车。最后必然是以车毁人亡来收场。对应在治国上，则是亡国。对应在治家上，则是家破。对应在企业管理上，则是破产。
这时候，贤人和愚人之间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一旦火车出现运行故障，他首先能够第一时间认识到火车运行出现了故障。其次，他能马上知道是出了什么故障。再次，他能很快的排除故障，把火车修理好。
开火车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单一系统操控。而对于治国来说，则是包罗万象高度复杂的复合系统的操控，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可见，这需要极其高超的心智，才能管理一个国家。这便是智足以决嫌疑的意思。
信可以使守约
智足以决嫌疑，主要讲的是应变。好比说是我们开车拐弯，经过路过，礼让其他车辆和行人，减速和加速，这些都是需要应变。
信可以使守约，这个则是在不需要应变的情况下，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要开启定速巡航。
再比如，我们讲萧规曹随。萧何为大贤之才，才足以为天下立法，建立起一套适宜天下万物的制度。而曹参才智不如萧何，不足以通权达变。所以在萧何过世之后，他只能接过萧何交给他的火车，沿着萧何铺设好的铁路，一板一眼丝毫不差的往前开。
该变通的时候要变通，不该变通的时候，不能为了变通而变通。比如在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上，路上没人和没车，也没有拐弯没有信号指示，非要一直不停的转弯，这反而会把车开翻。如果在一条路况特别好的高速公路上，有人非要高喊着不转弯只有死路一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为转弯而转弯，为改革而改革，不停的左打轮右打轮，不用多久，他就会车毁人亡。
智为应变，信为守约，穷则应之以智，通则应之以信。两者缺一不可。这是信可以使守约的深义。
廉可以使分财
我们现在的人讲管理，要让人积极进取，要让人攻城略地。一群雄心勃勃的人在外面打天下，在自己的后方大本营，管后勤和行政的人，如果也是一群同样的雄心勃勃的人，会出现什么状况？
前面拼搏开拓的人还没回来，发现战利品，已经被后方的这些同样雄心勃勃的人分光了。
所以圣人用人，要分材兼用。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职位。如果让富有进取心的人管后勤，他一定会变成贪污犯，因为他看着钱，就会躁动，钱会激发他的进取心和斗志。
管财务的人，这就需要一个廉洁之人。廉士无贪心无贪欲，其进取不足，故可以使分财。-
此人之豪也
能立法，能变通，能守约，能分财。此四者，能具备其中之一，已经是人中之良才了。如果能四者兼具，能立能变能守能分，则是人中之豪。具有这样才德的人，治国可以为贤臣。用来管理企业，可以做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身边的企业管理，或者是政府行政管理，企业里的中高层管理者们，国家省部级的官员们，他们真的具备了豪士的才德了吗？并没有。一些资质平平之人，都能成为中上之人。可见，只要足够贤能，具备了豪士的德才和素养，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是非常容易的事。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守职而不废
国家制度和管理系统设计好了，接下来，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一个好的系统，关键在于各个模块，都能运行良好，并且不会干扰其他的模块。所有模块连成一体，整个系统也都运行良好，这才是好的设计和管理。
作为国家的工作人员，或者作为企业的工作人员，一个优秀的人才，关键在于一方面能够胜任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对上下衔接的其他环节，也能够进行按时按质按量的优质输出。
处职而不废，既是对管理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工作者的要求。如果系统设计的很糟糕，再好的人才放进去也不行。如果是系统设计的优秀，人才不足以胜任也不行。
在设计优良的管理系统中，大家各司其职，能做到互不相干，互不相害，互不相败，这样才能各安其宜，相得益彰。整个系统的总效用，才能远大于各个工作者分效用的加总。这便是制度和管理的价值，贤人管理者和愚人管理者的区别。
圣人善用人，臣民善守职。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君臣之间，才能长久得相看两不厌。同理，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和员工之间，在这样的环境中，也能做到久处不厌。
处义而不回
我们前面讲了，义者，人之所宜。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系统中，每个人都能被安排到一个最适宜自己的位置。要让万物各得其欲，需要根据他们的才德，来任用他们。怎么才能让千差万别的人，都能感到适宜呢？人有万殊，而能通于一德。这个德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天性。能适宜人天性禀赋的管理，才是最适宜的管理。
天性是从何而来呢？循天而行，可得道。得其天性，则为德。可见，仁义只是道德之末，道德方为仁义之本。
处义而不回，说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要求贤人君子，能够反己自正。怎样才能反己自正呢？不失其本，不乱期末。本，道德也。末，仁义也。本末皆守，则万物不失其准绳。
而失去根本的人，他们意识不到作为万物之准绳的义和法。他们会通过对其他人的观察和对比，来获得自己的行为依准。以比为义，则义失其本。
见嫌而不茍免
在一个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了故障，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故障。每个环节技能输出的提高，又能推动系统的整体效能的提高。对于每一个工作者来说，优秀的人，和普通的人，他们的差别，也体现在对待工作挑战之上。
有的人觉得，每个月怎么干都是拿这么多钱，所以他畏惧钻研，畏惧主动的提高自己的才智和技能，认为自己只要做到及格就行了。而优秀的人才，他们则是看到问题，看到困难，向饥饿的人扑在食物上一样。这样，他们则能主动的提高自己，让自己变的善于工作。
当年胡惟庸是怎么脱颖而出的呢？因为他做工作很用心，对自己的工作钻研的非常深，非常善于工作。他主管修城墙时，在每块城砖上，都刻上生产厂家和姓名。这样如果以后质量出了问题，就可以精准追责和返工。这个细节，让朱元璋看到了之后，眼前一亮，于是本来只是个小官的胡惟庸如同坐上了火箭一般，一路晋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善于管理的人，永远都会对善于工作的人，如饥似渴。拈轻怕重的人，投机钻营的人，也许会某个时间能取巧成功，但是长期看，只有一身真本事的人，才能挑得起更大的担子。挑得起担子，才会被委以重任，才能有机会成功。
嫌，这里不是指人和人之间的揣测和勾心斗角。而是指需要使用才智，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
见利而不茍得
君子与小人，在对待利上面，是截然不同的。小人是先求利而后进其能，君子是先立其贤而名自随，先处其义而利自归。
类似于孙子兵法里面讲，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的做法类似于小人，胜兵的做法类似于贤人君子。小人是追逐名利，贤人君子是被名利所追逐。
当年始皇帝看了韩非子的一篇文章，彻底被韩非子的才华征服了。为了得到韩非子，不惜发动一张战争。为了得一个人，发动一场战争。这便是先立贤，名利自归的典型例子。
小人见利而苟得，在利益面前，言无常理，行无长义。不能常守长持，其才德必不能日有增益，必败于器小。对于善于管理的圣主来说，这样的人会被视为祸害，不可能会获得什么样的成就。相反，贤人君子守义自处，反己自正，持守常德必能成大器。
此人之杰也
能守职不废，处义不回，见嫌不苟免，见利不苟得。这样的贤人君子，便是人之杰，也就是杰士。
贤人君子，英俊豪杰，我们都讲完了。为什么要讲英俊豪杰呢？再杰出的领导者，都不可能靠一个人做出什么事业。所谓事业，所谓成功，对于治国平天下的圣王来说，在于用天下之力，用天下之人，用天下之物。而圣人用天下，关键就在于以贤臣辅佐自己。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宜，则万物必乐于相奉。我们前面说了，人才是一切的根本，通过对英俊豪杰的管理，再通过英俊豪杰来管理天下之人。天下之人，再济物成事。
英俊豪杰，有大材有小材。大材大用，小材小用。使他们各得其位，各安其所宜。以本制末，以重制轻，上下相随，同心同德，是以圣人举贤以立功，以安天下。
附《素书》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茍免，见利而不茍得，此人之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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