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倡导“一带一路”的今天，我们都重新重视起历史上的中外交往，相关史书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呈现在历史最表面的还是大家常见的遣唐高僧，著名传教士等等，然而，幽隐在表面之下的民间中外交往，实际上也丰富而灿烂，细品之下，似乎能看出一种不同于官方交往的烟火气和生命的韵味。我们本文就从古代江南小城海宁说起，看一看多样化的中外民间交往史。
位处长江三角洲南部，富足的杭嘉湖平原上的海宁，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城市。它虽小，但水源充沛，地理优越，东临于海，钱塘江横穿而过，京杭大运河支流亦从它地界纵贯而上。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古代，这种区位优势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
交通便利带来了经济繁荣，海宁成为了漕运出杭州的第一站，运输业、盐业、造船业汇集于此；经济繁荣又带来了文脉兴昌，海宁一地人才辈出，僧俗共嘉。这种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让海宁得到了长久繁华，也获得了中外交流的可能。
一、史海钩沉——运河要道下隐藏的中外交往痕迹
海宁位于杭州东北，是杭州北上水陆通道上的重镇。早在春秋时期杭州嘉兴海宁一带便开始挖凿运河，后经秦始皇等陆续开发拓宽，直到隋代，越水道和陵水道贯通，江南运河正式形成，成为大运河的一段。
三国之后经济中心南向转移，日益发达的江南地区便通过这条运河把物资有效地补给北方，也加速了中国南北各个层面的交流。具有“一坝三闸”的大运河海宁长安部分则成为了大运河江南段的咽喉，这种优势下，海宁也迎来了海外的来客。
明代海禁之后，海外贸易几乎中断，而为了应对这种损害经济贸易的情况，正如学者李金明所言，明朝“实行了一种招徕海外诸国入明朝贡贸易的制度，准许这些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随带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这种贸易，在海禁严厉的时候，几乎成为海外唯一的贸易渠道”。
在朝贡的话语体系中，这种贸易注定是不公平的，明政府需要支付高昂的价格作为“朝贡”的回馈，以至于日本、朝鲜、琉球乐此不疲，蜂拥而至。在此情况下，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其中就有制定“朝贡”路线一条。
据《日中文化交流史》记载，日本“朝贡”船队在宁波舟山停泊集结，收缴武器，然后携带货物过钱塘江入杭州，从而进入运河运输体系，向北通过运河嘉兴段，一路辗转水陆，最后进入北京。这其中嘉兴段运河，自离不开紧要之道海宁部分。琉球等的“朝贡”在进入杭州后，采用的也是同样路径前往京城。
在这种贸易中，海宁长安的水利设施和闸口，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水闸的调度和拖船，为过往的贸易船只提供着服务，也让运河边的长安驿注定繁忙。中外文化于此会和，虽然并没有更多的海宁沿岸记录，但是这无疑是海宁中外经济交流的一个重要起源，于后世有着重要意义。
海宁长安坝 拖运船只
二、禅意于此起——向日韩传播佛教的起点
海宁佛教昌明，丛林广厚，不仅历史源远流长，名刹宝寺林立，高僧大德也世代辈出。其中唐代“悟空大师”齐安禅师不仅自身嗣法洪州宗的祖师马祖道一，禅律皆通。更因其在海宁海昌院弘法，使四方慕名来习，在开明的唐代，让海宁与朝鲜、日本也结下了佛法交流之缘，并且难得是，这种交流对二国的佛教发展还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大和五年（831年），新罗国崛山开山祖梵日法师（一称品日法师），谥号通晓大师，赴唐朝至盐官求法。师从齐安禅师得法后，于唐大中元年（847年）回国，建立崛山寺，开创阇崛山禅门，传授禅法，得到新罗国景文王等数位王者的认可和礼敬。其宗阇崛山禅门后与其他八个禅宗法门并称为朝鲜的“九山禅门”，至今仍然是朝鲜半岛佛教的重要组成。
东瀛之国日本佛教亦来自于中国东传，其中海宁佛教做出了贡献。据《和刻本佛祖统纪》记载，日本文德天皇时期，日本僧人慧萼奉日本桔太后的旨意，进入大唐来到盐官镇国海昌院，向齐安大师探求佛法，求取禅修法门。齐安派师弟道防、弟子义空随慧萼东渡日本传法，桔太后非常高兴，为他们修建了禅林寺。从那时起，可算作中国禅宗开始传入日本，后世日本禅宗的发达就是以此为基础。所以这次海宁僧人东渡对于日本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古代，国家间文化的交流往往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佛教的交流也让中外其他各种文化产生共振，海宁作为这种交流的重要渡口，向外输送了自己的优秀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认可，其价值不言而喻。
三、从宗教到文化——传教士带来的民间文化互动
据载，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于唐朝年间便出现于我国西安地区，带来了西方的一些文化，也将中国的文化传播了出去。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的传教士甚至担任了皇帝的侍讲。
作为东部杭州之侧的海宁，自然也少不了传教士踏足。虽然第一座教堂直到近代后才树立起来，不过在近代以前，也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历经康熙雍正，到了乾隆年间，传教士在华活动范围扩大，伴随着一些传教士和百姓士绅的冲突，这种情况引起了乾隆的注意，为了防止出现更多意外，乾隆皇帝对传教士活动采取了严控的措施。
黄爱平在其《西学与清代文化》一书中写道：
“在福建地区的查禁活动深入进行的同时，全国各地也相继卷入由此引发的禁教风暴之中。自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谕令‘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实心查拿’之后，各地督抚均不敢怠慢，先后开始查禁。”
直到当年年底，在全国如天津、湖南、山东、贵州等地，都查出了有传习天主教的事情。而且在浙江海宁、甘肃兰州等地，还查出了“雍正年间传教士在当地传教时遗留下的十字架、图像、经卷等物”。
此外，海宁又是皮影戏的发源地之一。18世纪法国传教士把皮影戏传回到法国，鼓噪一时，以当时传教士海陆而来的习惯看，或许其接触的就是地处沿海的海宁地区的皮影戏。不过关于此并无更多史料记载，只能作此一断。近代以后，传教士在海宁地区活动日益频繁：设立教堂，招收信徒，必不是无源之水，自有其历史。
四、别样的“交往”——海宁抵抗倭寇的斗争
严格来说，倭寇侵犯并不算是交流，只能算是中外文明的野蛮接触。但是毕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后世也起到了警示和反省的作用。
海宁石墩镇是明代的海防要地。嘉靖年间曾设置巡检司于此处，而倭寇多次攻破石墩，辗转硖石、袁花、长安等地烧杀抢掠。 杭州府亦拨发军队抵抗，浙江都司佥书周应祯在海宁境内力战，身负重伤，牺牲于袁花崇教寺，至今当地还留有对其祭祀而产生的风俗。
《黄湾抗倭传奇》记载：
“明万历末年（1620年）督杭准众请愿，建庙于黄山岭上纪念他，称周都司是‘殷宇雄踞山岭，宛若将军英灵威震海偶’。”
从那时起，每年的端午节，黄湾老百姓都要举行盛大的周都司庙会；不但如此，到了端午节的午时，家家户户还会在各自门前或室内熏烧“闷烟”，来纪念杀倭的胜利。
日本倭寇被铲除，战争过后，海宁官民的抵抗让这片土地上不屈的精神之树更加繁密。
结语：
历史中的故事不仅属于那些名人，更属于创造历史的百姓。海宁作为一个江南小镇，历史中隐藏着中外交往的诸多痕迹，随着时代的变迁，似乎雨打风吹去，然而，一颗包容的种子却植根于民间从未停止生长。如今的海宁，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重镇，无数货物从这里走向世界，又有无数不同肤色的人儿，走进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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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
黄爱平：《西学与清代文化》
朱关良：《黄湾抗倭传奇》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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