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周德文乘車自費下鄉調研。 受訪者供圖
周德文
芳華語錄
★“這也許是區域經濟一種獨特的道路，蘊藏著無限生機，應該是我搞理論研究經濟探索的最好土壤。”
★“我堅持寫我看到的繁榮，我要為溫州經濟的活力鼓與呼。”
改革開放40年，改變了中國，更改變了浙江，太多的奇蹟發生在浙江大地上——中國第一個私營經濟試驗區在浙江誕生，第一個小商品市場在浙江成型，第一個民主懇談會在浙江召開……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浙江率先嶄露頭角，帶著時代的印記，創造了不凡成就。這期間，推進這些“第一”的青年不能忽視，回想當年風華正茂，銳意進取、破冰前行。在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在又一個五四青年節到來的今天，我們走近他們，一起盤點浙江這40年，是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也是為了讓明天更美好……
中國經濟看浙江，浙江經濟看溫州。溫州創造了多少經濟現象、經濟奇蹟不好統計，但“溫州模式”一直被討論、被注視，多次因為靈活而成為先行者，成為兄弟城市學習的對象。
著名經濟學家、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終身名譽會長周德文初到溫州時，還是二十出頭的小年輕，這位“溫州模式”的見證者，每每談起這個模式都覺得“充滿力氣”，他說：“正是溫州的這種活力，讓我選擇留在溫州，觀察溫州。”此後的35年，他穿梭於商海，見證了溫州經濟的起伏。
獨特經濟環境吸引年輕學子
熟悉溫州的人會說：溫州，地方不大，名氣不少。
改革開放之前，溫州的名氣是“亂”。
溫州地處浙江東南沿海，從古至今的特點就是資源少，“人口最多，人均耕地最少。”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說。
有數據顯示，1978年溫州市的工農業總產值僅為25億元，財政收入1.3億元，農民年人均收入113元，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33元）。“僅靠種地無法養家餬口，窮怕了的溫州人悄悄拾起祖業。”楊軼清說。鞋、紐扣、線圈、低壓電器、補鞋、彈棉花，走街串巷地收破爛，正是溫商的啟幕階段。
改革開放之後，溫州的名氣是“活”。
1983年夏天，22歲的江山小夥周德文和400多個年輕人一同來到溫州，他們都是當年畢業分配到溫州的大學生。騎著借來的自行車，周德文在溫州城區轉了一圈又一圈：不一樣，這裡的經濟和課本上學到的不一樣。
“溫州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家庭工廠就是起點。”周德文回憶，“一臺機器、兩三個人，家家戶戶就這樣辦起工廠。”
日後成為大集團的一些企業也在那時萌芽生根：康奈集團1980年還是紅象皮鞋作坊，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還在走著“尋常路”，正泰集團到了1984年才以永精開關廠的名字成立。這一切都讓周德文感到無比新鮮，“這也許是區域經濟一種獨特的道路，蘊藏著無限生機，應該是我搞理論研究經濟探索的最好土壤。”
走街串巷深挖“溫州模式”
學校裡學的是“計劃經濟”，眼下看到的卻是“市場活力”，周德文展開對這個“溫州現象”的研究。
“那時，還有很多和我一樣的年輕人，著迷於這種課本外的經濟形式。”那是1984年，周德文組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及青年企業家，創辦了溫州青年經濟與管理科學協會，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深入農村、工廠調研，撰寫論文。在周德文看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家庭工廠迅速走向聯合，出現了資本、勞動的分工合作，這也是股份合作制的雛形，這種最早出現在家族內部的股份合作，也是日後溫州家族企業的雛形。
這些由市場自發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經濟模式，在農民手中誕生了，這讓青年學者們覺得欣喜。他們記錄、探討、總結，最多的時候100多名會員在全國發表了130多篇論文。
“都是關於溫州經濟的，包括致富典型、模式等，這些文章引起了省內外的關注。”周德文說。
1985年，《解放日報》記者循著這些線索到了溫州，周德文帶著記者看溫州正在興起的家庭工業、個體私營經濟，提供了大量的調研材料，才有了《鄉鎮企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報道。“當時，《解放日報》稱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的發展道路，是廣大農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溫州模式，還配發評論員文章《溫州啟示》，為後來的私營經濟試驗區建立打開了輿論面。”
為溫州經濟的活力鼓與呼
然而當時，針對個體、私營經濟是否資本主義的爭論一直都在，周德文又一再宣揚“溫州模式”，有人來找周德文，希望他低調一點，當年一起進行研究的同路人也有不少退出。談及此，周德文突然身體前傾，“我堅持寫我看到的繁榮，我要為溫州經濟的活力鼓與呼。”
時任溫州市委書記的董朝才在溫州調研了很多地方，包括國有企業、私營企業。1986年5月，董朝才在溫州市委常委會議、溫州市三級幹部動員大會上做了工作報告，強調國有、集體、個體要一起上，對所有經濟形式都支持。
1987年2月，中央文件正式宣佈了溫州成為私營經濟試驗區，這意味著溫州突破了計劃經濟的藩籬，幾十萬的溫州家庭工業者“名正言順”了。
有段時間，董朝才幾乎每個週日都會把周德文這個小老鄉接到家裡吃飯，一起討論溫州的經濟，周德文會把調研看到的情況盡數講給董朝才，供他分析研究。
溫州模式的發揚離不開“人和”
對於“溫州模式”的產生，楊軼清認為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他說，這其中，溫州幹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楊軼清的印象中，溫州的幹部一直務實、開明且理性。董朝才也是以思想超前、支持新事物出名的。在他的支持和保護下，催生了溫州一系列領全國風氣之先的首創。
周德文說，董朝才有一段話至今讓他震撼。董朝才曾說：溫州這樣一個沒有任何資源、沒有國家投資、耕地少、交通差的貧窮的地方，只有改革、只有調動老百姓的創業熱情、只有大力發展個私經濟，才能殺出一條血路，才能走出一條區域經濟的發展道路來。
正是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讓“溫州模式”得以繼續。
溫州模式已走到頭？會再騰飛
1992年是轉機之年。有一件事，周德文此後在很多場合都提及過。
一個溫州工廠的老闆，在北京開往瀋陽的列車上，聽到了廣播中播放的鄧小平南方講話，當場就喊“我要發財了”，還叫列車員把餐車推過來，“要請全車廂的人吃東西。”
那段時間，周德文也深切感受到了這種“甦醒”，他和一些研究溫州經濟現象的學者一起，配合政府做制度建設。“引導企業走向現代企業制度，參照西方股份制形式，制定了股份合作制企業章程等規範性材料。”
數據顯示，從1986年到1996年，溫州國民生產總值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增長率，其中，最低的1989年為10.5％，最高的1993年為42％。同期全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最高的1992年也僅為14.2％。
此後的溫州經濟一路飛奔。
經歷過高潮，自然也有平坡和低谷。2007年、2008年，溫州一些中小企業面臨生產、銷售等困難，甚至有人懷疑“溫州模式”已走到盡頭。周德文卻堅定地認為，雖然溫州經濟的發展處於轉型陣痛期，但聰明的溫州人會讓溫州經濟再次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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