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軍進入中原並不是大明滅亡的原因，而是闖王高迎祥、李自成他們推翻了明朝，建立大順政權，然後吳三桂才引狼入室滅了大順。當時大明國力衰敗又逢各種自然災害不斷，大明不撥款救濟災民，反而還要“三餉加派”，刮取更高的田稅，這樣勢必造成大規模的農戶破產，形成農民起義。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明軍的表現比面對外族時更加曖昧，軍官貪汙，士兵又都來自底層，和起義的農民其實是骨肉同胞。李自成的軍隊並沒有什麼戰鬥力，甚至可以說連正規軍都算不上，但明軍就是節節敗退，這不是戰鬥力的體現，而是明軍根本不想打。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大順永昌元年，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年），闖軍攻入北京，明軍四散而逃，只剩下御馬監的騰驤四衛、旗軍、勇衛營這些皇帝私軍以及一些魏忠賢當年訓練的淨軍還在為皇帝浴血奮戰。不過大勢已去，御馬監就算真的有孫悟空，也擋不住大軍壓城。明思宗自縊煤山（在今北京市景山公園內），臨死前拋下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我固然是個德行涼薄的人，以至遭到上天懲處，但也是被諸臣所誤。）確實，明思宗所遇天時不利，但如果諸臣用心，能與社稷共渡難關，也未必不可支撐到貴金屬流通增速趨於平緩或者地球氣溫轉暖。所以，根本問題還是在於自身，不能怨天尤人。
明思宗為帝十七年，兢兢業業，據說從來沒有出過北京，每天焦頭爛額地忙到深夜。官員們也每天陪著他忙忙碌碌，但就是不見工作有什麼成效。不過他自己也明白，其實他就缺一樣——錢，只要有一點點錢，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不需要太多，真的只需要一點點，少一點可以充作軍費鎮壓起義治標，多一點則可以賑濟災民治本，但就是沒有。抄貪官的家撈點錢就別想了，現在只能重操朱家的舊業——化緣。明思宗幾乎是放下帝王之尊，每天帶著哭腔，像當年朱重八當和尚討飯時一樣，求高官富戶們出一點點錢與國家共渡難關，但他們就是不給。他們對這個腐敗的體系徹底失去了信任。之前明思宗已經掏空了內帑，但是投進去的錢如同光粒進了黑洞，連湮滅能都探測不到一電子伏特，那我們再出錢不也是喂貪官嗎？
在整個大明逐漸崩潰時，幾乎全社會都採取了同一個態度——坐視。大家已經嫌棄這個腐敗透頂的政府，都不在乎改朝換代了。但改朝換代總是對國家、民族、社會的巨大傷害，挺過去或許就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挺不過去被趁虛而入就完蛋了，大多數人的想法還是過於意氣用事了。果然，大順政權猶如為搖搖欲墜的危牆，瞬間就被清軍擊潰，中國進入清代。這時國人突然又都表現出一種極其血性的反抗精神，史可法、張煌言、李定國、張同敞、柳如是、夏完淳、鄭成功……這些人原本有的是官，有的是民，有的是妓女，有的是闖賊，有的甚至是海盜，此時全都不計前嫌，紛紛拋頭顱、灑熱血，無數感人事蹟不斷湧現，名動青史，但是，為時已晚，人雖上億，金銀如海，更兼氣血如虹，但卻沒有一個朝廷統一組織，只能被高度組織化的清軍愉快地收割。
明朝的那些王爺們，想效仿南宋，史稱“南明”。但幹這事兒的不止一個藩王，不同的大臣擁立了不同的藩王。然而就在這種天下危亡之際，某些人還沒改掉黨爭的習氣，依然鬥得不亦樂乎。魏忠賢覆滅時，這位由東林黨轉投閹黨的叛徒並未受到清算，只是免官回家。
當時兵勢大亂，很多將領打了敗仗，殘部逃到某個地方，跟兵部聯繫上就號稱重新召集“義軍”再戰，要求重新授官。阮大鋮不辨真偽，只要有賄賂就一律大授高官，時人稱“職方不如狗，都督滿地走”。（兵部職方司本是任免武官的部門，但現在還不如狗，都督到處都是。）清軍攻至南京，他帶著一幫官員乞降於江邊，隨後又跟著清軍向南進攻，死於路途。家鄉人恥於阮大鋮的人品，都不承認他是本地人。桐城和懷寧（均屬今安徽安慶）人都極力考證他是對方而非本縣人，阮大鋮的籍貫竟成懸案，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貪官。
清朝統治中國後，開始進入一個長期的低迷期，整個社會形態都發生了劇變。雖然大明有很多的措施，比如火耗、漂沒、三餉加派等等。但清朝卻將這些措施都定為制度，固定徵收，然後宣佈這個徵收比例再也不能變了，號稱“永不加賦”。尤其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三餉加派”中的“遼餉”分明就是針對他們自己的，現在他都當政了還要收剿他自己的稅？但總之就是那四個字——為時已晚。
王朝的腐敗，讓全天下都對它失去信任，人民必將背棄，甚至有可能背棄它就會得到一個更壞的選擇，當發現新的選擇更壞時為時已晚，這是歷史最大的悲劇。秦檜、袁崇煥的例子重重地警醒著每一個為政者：無論官位高低、權力大小，貪腐不分輕重，合起來就能剮盡骨血，讓百姓徹底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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