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2月13日，南京天氣陰。1937年的今天，這座六朝古都淪為人間煉獄，30萬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慘遭侵華日軍屠殺。
活埋、槍殺、焚燒、刀刺、淹死、姦殺......人間一切血腥殘忍全都在這裡上演。無論是襁褓之中的嬰兒、柔弱無助的婦女還是癱瘓在床的老人，也全都逃不過日軍獸行。
大屠殺持續了6周，整個南京成為一座“死城”。然而，災難才剛剛開始。南京淪陷後，日軍把早在華北、東北推行的鴉片放任政策“複製粘貼”到南京，使這座曾經的“全國禁菸模範都市”淪為鴉片肆虐的“毒城”。
作為六朝古都，南京文化積澱深厚，知識階層觀念先進，因而民眾多自覺“拒菸”。加之作為中華民國首都，國民政府在此執行“禁菸令”尤嚴，因而南京儼然成為眾多城市中的一股“清流”。
早在1922年，日本所謂“關東廳”事務官員滕原鐵太郎在調查南京鴉片制度和貿易情況後驚訝地寫道：“南京呈現出的狀況迥然不同，煙館經營和鴉片買賣等一切均無，吸鴉片者幾乎不存在。據聞如果吸鴉片而為人所知，則社會摒棄之，恥於與其為伍。”
當時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德士博士說：“1937年七七事變以前約10年間，沒有公開銷售公開使用的情況，吸鴉片時都在裡面的房間，吸者大多為老人。既無公開吸的情況，也不在年輕人面前吸。”“我1920年至1937年在南京期間，既未看到過鴉片，也分辨不出鴉片煙味是何種味道。”
然而“七七事變”後，南京的情況急轉直下。在日本扶植下成立於1938年3月的南京偽維新政府“仿效華北臨時政府之例”，廢除國民政府推行多年的鴉片禁令，實行所謂專賣制，以對吸菸者進行登記管理為幌子，允許鴉片公開買賣和吸用。
1939年6月，在所謂“興亞院”(日本統治中國淪陷區的中央機構)的指導下，偽維新政府於內政部下設立戒菸總局，同時設立鴉片專賣公司華中宏濟善堂，在南京、蘇州、杭州等地設地方戒菸局，並且實施戒菸暫行條例。
然而，所謂“戒菸暫行條例”不過是擺設而已，偽政府實行的戒菸從來是“只徵不禁”——即只管徵收鴉片稅，並不關心禁菸。而由興亞院一手控制的華中宏濟善堂及其遍佈於各地的支行則扮演者鴉片供銷網的角色。因此，南京市區和農村很快到處設立煙館，吸菸者比比皆是。
到1940年，南京可謂是煙館遍佈的“毒城”，不僅有專供吸毒的煙館，許多旅館也發展成了吸毒中心。在登記在冊的吸毒者中，50歲以下的青壯年竟佔到80%。
更可怕的是，海洛因也開始在南京風靡。日本軍方在華北經營毒品工廠由來已久，華中淪陷後，他們又利用軍方手段把海洛因運到南京。由於海洛因相比鴉片價格便宜、容易獲得且使用方便，因此以驚人速度在南京蔓延，甚至大有蓋過鴉片之勢。1940年的南京市立戒菸醫院中，海洛因上癮者反而佔到了84%。
這裡有必要介紹一下最早有組織把鴉片引入南京的“第一人”——日軍南京特務機關特務小島友宇。小島最初奉命用7萬元法幣在上海購得伊朗鴉片5捆(每捆280兩)，之後用火車運到南京。貨到後在工廠分小包包裝，再投向市場——“由於價廉物美,立刻賣完”。
此後，特務機關將銷售款用作下一次進貨資金，如此反覆多次，才一個月多不僅有了贏餘，還一下子還了借款。從1938年初開始，日本特務機關就這樣源源不斷地將鴉片堂而皇之運進了南京並且光天化日出現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
貝德士教授說：“1938年，我多次聽到許多可憐的難民說，商販們來給他們鴉片，告訴他們吸的話身體就會好。不久，海洛因也同樣被兜售。商販們告訴人，只要來一點，就會消除疲勞，精力充沛得可以翻山越嶺。又過了不久，有關這種毒品的買賣成了公益事業。並且是由傀儡政府出面經營，鴉片在公家店內即政府的商店內出售，鴉片窟的廣告還登到了南京唯一的報紙、即政府的報紙上。”
就這樣，在鴉片和海洛因等毒品夾攻下，南京市民大量中毒，“每天可以看到二、三十具中毒者的屍體”。南京成了名副其實的“毒城”，人民在鴉片和海洛因中一邊醉生夢死一邊呻吟呼號，最終倒在家裡、醫院甚至街頭，成為一具具冰冷的屍體。
南京淪陷了，人們知道那場持續6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卻未必知道一場更持久更險惡的“毒城計劃”。這是一場慢性的大屠殺，它不僅消滅了南京市民的肉體，更在精神上把他們麻痺，使之成為一具具行屍走肉。
80年後的今天，我們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並且不忘歷史奮起自強。然而請不要忘記，除了大屠殺，南京還曾有過一段血淚“毒史”。毒品並不會自動成為歷史，它仍在給民眾帶來巨大災難。我們要做的，是珍愛生命遠離毒品，不讓歷史悲劇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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