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津居住了八年，古文化街應該算是我最為留連忘返之地，已經記不清來這裡有過多少回。雖然離津之後還來過此街幾次，但細想之下，距上一次前來此處至少相隔了十五年。這麼長的時段內，雖然也多次回到天津，但卻並沒有再次踏入這條最愛之街。這其中的原因雖然有多種，然而最重要的一條則是有朋友告訴我，這條街在天津整治海河的宏大工程中被拆掉了。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當然有些失落，但想一想，一切都在變化之中，似乎這條街的消失也是一種命中註定。
此次到天津參加《今晚報》舉辦的“第三屆閱讀推廣天津論壇”，事先我給該論壇的組織者王振良先生打了個電話，問到他天津的古舊書街的留存。他提到幾個地點，其中之一就是古文化街。與之一番交談，我才明白自己以前得到的信息並不準確，天津古文化街只是進行了升級改造，並未徹底拆除。而我來天津拍照古舊書街，這裡當然是首選之地。
乘高鐵來到天津，天津站內排隊打車之人，其隊伍之長不在北京南站之下。雖然乘車地點是在樓下，但此處卻是露天的廣場，今日陽光充足，至少被曝曬了二十多分鐘才乘上出租車。然而僅僅是起步價就開到了古文化街的入口處，雖然在津這麼多年，但我卻沒有從天津站直接乘車到古文化街的經歷，以至於並未留意兩者之間這麼近，這麼近的距離讓我大感不好意思，畢竟這位出租司機也在車站排了老半天的隊。於是遞給他二十塊錢，告訴他不用找了。
古文化街入口處
停車之處並非我來此街的常入之口，因為天津的街道大多隨著海河的彎度繞來繞去，故天津人指路少有按東南西北所言者，所以我也搞不清古文化街另一側的入口是否是該街的西口，如果這種推斷不錯的話，我的常入之口應該在東口，而那一側是與水閣大街相交。我對這條街名字記憶深刻的原因，是因為當地人有著特殊的發音，他們讀“閣”為“稿”。也許是這條街的路牌我未曾看到的原因，所以在水稿大街往返過很多回，直到離津前的不久，我才知道這條街名原來是個“閣”字。
名字刻入了石頭上
可能是升級改造的原因，我站在古文化街的西口，卻有些茫然，因為在記憶中實在沒有眼前的景象。然而此街入口處的正中所擺放的一塊大石頭上，卻明確地刻著天津古文化街的字樣。石頭的後方則是一架製作頗為精美的石木牌坊，透過牌坊望過去，街內仍然是有著不少的遊客，但跟十幾年前比起來，顯然不到那時的幾分之一。人的心理就是怪：以前我來此街，總嫌這裡遊客太多，因我走路速度快，穿入此街中總會碰撞到其他的人，而此街內的兩家古籍書店卻是處在該街的近中段，故無論從哪個方向穿入，都會跟行人們發生衝突。而今，街內行人稀少，又讓我感嘆商業的不景氣。真不知道應當是怎樣的不胖不瘦，才能符合自己的審美要求。
滿地是錢
耳朵眼炸糕店
在入口處右手的位置，有一個長長的門面房，以商業眼光來看，這處門面房應當處在該街的黃金地段，古人說“買賣只差寸地”，哪怕兩家相臨的商鋪，其業態的興隆程度也會有很大的差異，而眼前處在黃金位置的這家商店，竟然是“耳朵眼炸糕”。此物乃是天津的名品，被稱為天津三大小吃之一，我印象中該店的原位置距這裡還有一站地的距離，不知是否為我記憶所誤。但此店飄出的香味，卻勾起了我的懷舊味蕾，於是我走上前買了四塊，而這四塊卻是四個口味。於是我站在這大街之中，相機挎在身後，雙手捧著耳朵眼炸糕，十分暢快地吞食掉其中的兩塊。
熟悉的招牌
遊客比以前少了許多
人的記憶確實是很頑固，雖然我已知道古文化街進行過改造，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從記憶深處勾勒出當年的形象。顯然記憶中的殘留無法與當下的所見能夠疊合，但陽光下的“果仁張”、“泥人張”等招牌還是讓自己有著莫名的親切。而今的古文化街有如各地旅遊景點前的特色商品街：所售之物除了個別名店之外，剩下大多雷同。看來創新是何等之不易，誰不願意出奇制勝地製造出暢銷商品呢？但現實的骨感依然說明，突破思想的疆域是何等之不易。
修復的老街
合影
邊走邊看，來到了古文化街的中心位置，直到此時，才喚起我當年的記憶。因為這裡有一個廣場，而廣場的正前方就是著名的天后宮。不知什麼原因，這麼多年來我卻從未走入此宮，然而來這一帶的次數卻很多，因為天后宮正門左手的位置，就是當年的天津市文物商店，而我在此店買過一些古代的字畫。
繼續前行
天后宮入口
天后宮門前的廣場
曾經有一次，我為自己的誠實付出過不小的代價，當年在這裡的字畫堆中，挑出了一幅齊白石的立軸，此畫的內容是花卉蟲草，而其標價僅160元。當時我向一位先生請教，為什麼齊白石的真跡標如此便宜之價格，他告訴我說這是木板水印，然而我對木板水印卻有著很強的直觀感受力，然眼前所見的這一幅顯然是齊白石的真跡。而15、6年前，齊白石所畫的一紙三裁，其價格已在20萬元上下。於是我跟店員說，自己買下這幅作品，他問我何必要買這樣的仿物，我直率地告訴他這是真跡，很有可能就是該畫木板水印的底本。
另一側街區
我的這番話瞬間令自己失去了撿便宜的機會，店員告訴我，這幅畫的價籤搞錯了，正確者應當是16萬元，因為160元后面的那個“0”字本應當寫作“萬”。一瞬間的變化令我大感不舒服，於是一賭氣我就以16萬元買下了這幅畫。而今站在天后宮的門前，眼望當年的文物商店，此店已看不到了蹤跡，而那段買畫的經歷卻讓我不能忘記。而身後的天后宮卻同樣沒有看到入內的遊客，看來是10元的門票擋住了遊客的步伐。我不記得自己這麼多年來為什麼沒有進過天后宮，也記不起是否有收門票的因素在，但每想到這一層，我都會嘲笑自己對待金錢的荒謬：10塊錢的門票要節約，而多花十幾萬買一張原本被稱為木板水印的繪畫卻在所不惜。
文運堂原在這裡
從天后宮門前飄過繼續前行，不遠處應當就是當年的文運堂，而文運堂正是天津古籍書店下屬的門市部。而今，此家書店已無痕跡，但當年的記憶卻未曾磨滅。那時文運堂的經理乃是高夢龍先生，如何結識高經理者，我已不能憶起，然而我對他的形象卻記憶深刻，因為我在此店買過不少線裝書，而有些殘破之書都是他給我重新做了金鑲玉。頗為難得者，他能給新作金鑲玉之書書寫上標準的書根。用毛筆寫出標準的印刷體，並且每一冊的書名不差分毫，這種本領直到今天我都認為很神奇。而我所見古書中雖然有如此書根者並不在少數，但我總覺得那是另一個世紀的妙手所為，直到後來王洪剛先生給我發來了一張圖片，我才第一次直觀地看到，古人書寫書根時是有著怎樣的巧妙手段。
也正因為動手能力之拙，使得我對高夢龍的這套本領讚歎不已，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從他手中買了一些線裝書和碑帖。尤其此店的內側那間無窗的小辦公室，最是我當年神往之地。而我正是從此店瞭解到：擺在前堂架上的線裝書都是普通本，真正的好書都會放在內室。只有在經理的帶領之下，才有機會看到這些好書。而那時我詬病於小屋之內書架之昂，但今天看來，凡是在前店堂架子上買到的便宜書，基本上沒有什麼版本價值。
關於文運堂的來由，我是從雷夢辰原著，曹式哲整理的《津門書肆記》中得以瞭解。這件事要從文林閣講起，大概是民國初年，王桂林、李汝堃和王錫林共同在東門裡開設了文林閣。此店主營古舊書，當年生意情況很好，但不知什麼原因，到了民國十三年，文林閣卻停業了。此三人分產而後各自開辦了書店，王桂林開辦的書店名叫寶林堂，李汝堃則是培遠書莊，此書莊後來更名為宏雅堂，而王錫林則開辦了文運堂。1956年後，全國各地搞公私合營，文運堂也就並進了天津古籍書店。
但是，在民國年間，這三家書店均經營的有聲有色，王桂林所開辦的寶林堂，當年他帶出了五位弟子，比如他的長子王連弟就是其五位弟子之一。為了進一步提高業務水品，王連弟曾經拜北京文祿堂王晉卿為師，而文祿堂乃是琉璃廠專門經營善本書的著名堂號。也正因為如此，後來的寶林堂也是主營善本書。而當年“上第二子”袁寒雲所藏宋版書有多部都是寶林堂所售者。關於該店所經營的善本，雷夢辰在《津門書肆記》中寫道：“宋版《三國志》六十五卷，晉陳壽撰，蜀眉山大字體，雅雨堂藏（雅雨堂，盧見曾之室名，盧刻有《雅雨堂十種》），善價售予北京圖書館；宋版《無為集》十五卷，宋楊傑撰，訂四冊，前後各鈐有五璽，三冊有文淵閣印。又宋版《楚辭》一部，有抄補。以上二書，《天祿琳琅書目》已著錄。二書先後均以善價售予北京圖書館。”
李汝堃的培遠書莊後來開辦於東門裡大街，經過的近些年的改造，此街已經沒有了痕跡。李汝堃的弟子張樹森對版本頗為精通，他曾經夥同北京保萃齋韓鳳台在北京文奎堂花兩千元買下了宋版《禮記集說》一部三十二冊，而後以四千元售出。在民國三十三年，張樹森還通過封貨的方式買下了一批書。關於何為封貨，雷夢辰在文中作了如下解釋：“北京舊書店封貨一事，系業古舊書者所創，與天津拍賣行之拍賣形式相同。封貨之前，先將所封之書運往某地點，通知同業。所封之書大都三五種一號，十號二十號不等。封貨時，所到之同業，人人可查閱所封之書。欲購者，索其卡片填寫號數、欲購之價以及書店名稱、經手人等，填好密封，交與司管封事者。至日落時，當眾開封，誰價大即歸誰。”
看來，這是不錯的一種交易方式，以我的眼光來看，這應當是拍賣方式的前身。而今，日本同業間，依然使用這種方式交易書籍。但即使如此，這種交易方式也並非絕對公平。當時張樹森夥同北京文祿堂、松筠閣等六家舊書店參加了一批書的封貨，該批書有兩汽車之多，而張樹森經過一番運作，還是得到了不少的銀兩。
王錫林的文運堂培養出四位弟子，其中最有成就者乃是張振鐸。當年文運堂收到最著名的書乃是元刻本的《楚辭》和宋刻本的《孝經》，而這兩部書後來都賣給了天津大藏書家周叔弢。當年周叔弢得到這部《孝經》後十分高興，特意刻了一方“孝經一卷人家”的印章。雖然有人說這部《孝經》實際是元刻本，但即便如此周叔弢也對此書喜愛有加。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周叔弢跟張振鐸有著很好的關係。
文物商店曾經的位置
民國二十八年，王錫林的弟子之一楊永維開設了茹薌閣舊書店，張振鐸則開設了振古堂。後來張振鐸的振古堂遷到了天祥市場，再後來他成為了天津古籍書店的經理，而後在他的經營下，天津古籍書店成為了中國古籍書店系統中的名店。而我到天津古籍書店買書之時，張振鐸已退休，在他孫子結婚時，後來的繼任經理穆澤先生曾帶我到其家拜訪張振鐸老先生，而後我還參加了他孫子的婚宴。在此期間，我跟老先生請教了一些天津古舊書業的往事，而他均能以和藹的語言娓娓道來。
古籍書店舊址
由文運堂前行不足十米就是當年古籍書店的位置，而今這裡也同樣變成了賣旅遊紀念品的商店。在此店的正前方，有一條難得的長條凳，我坐在此凳上望著面目全非的古籍書店舊址，心裡多少有落寞，因為有一個時段我把大把的時間都消磨在了此店之中。而我第一次學習拓碑也正是在此店，坐在此處，當年的情形歷歷在目，而我就著礦泉水咀嚼著所剩兩塊耳朵眼炸糕，想起我當年為了在此看書，常常不吃午飯，大多的時候也是以一瓶礦泉水作為墊補。而今瓶水仍在手中，然這裡令自己喜愛的線裝書卻已經遷移他處了。而此時長凳另一側的一位小女孩問我，可否幫她拍張照片，而其所站的位置背影正是當年的古籍書店。面對此店，我感覺自己反應遲鈍，以至那位小女孩抱怨我為什麼拍照速度如此之慢。
關於天津古籍書店的來由，曹式哲在其整理的《津門書肆記》中引用了1990年所編印的《天津市古籍書店店史（討論稿）》中的所載：“1956年6月18日，對私營書店的公私合營改造基本完成，天津古舊書業進入以國營書店為流通主體的收售階段。1956年6月，新華書店天津分店古舊書門市部正式成立。與此同時，天津古舊書業還存在著兩傢俬營合作書店，即天祥市場合作書店（張璞臣任經理，李光育任副經理）、南市合作書店（寇松年任經理，張兆林任副經理）。1960年6月，天津古舊書業最後兩傢俬營合作書店併入新華書店天津分店古舊書門市部。”
古文化街的另一個入口
在走到古籍書店之前，旁邊有一個小叉口，拐入此巷其頂頭的位置是一個小廣場，而這當年是水閣醫院的位置，如今這個廣場上立著一尊新的雕像。從雕像的形式上看，站在這裡者應當就是天后。轉到正街，繼續前行，眼前所見就是我所熟悉的水閣大街，而今這條街也做了徹底的整修。街的左手位置就是海河邊，雖然這裡距海河不足30米遠，而我卻不願往此方向行走，因為當年我曾在河邊停車，而書包並未拿下，從書店返回時，車窗被撬，裡面的包不翼而飛，而書包內恰好有一冊元刻殘本。雖然是殘本，而那本書卻十分罕見。此書的丟失讓我急出了一頭汗，當時真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能夠通知那位偷包人：包內的錢全歸他，而那本書卻要還給我。而後的這些年也一直留意著古籍拍賣場和各地的書店，可惜二十年過去了，那冊元刻本卻從未出現在世面上。
來到了東門內大街
文廟原正門
出古文化街右轉，沿著水閣大街走到頂頭的位置，再往前的這段路就被稱為東門內大街。而該街的入口就是文廟，當年的文廟正是古籍書店的古舊書庫。對於這類的藏書現況，我卻未曾目睹，而當年古籍書店經理彭向陽先生多次向我描繪這裡堆書的盛況。而今我走到文廟門前，這裡面已經不可能有任何的古書在，可能是因為今天不是週日，文廟的周圍靜悄悄地沒有任何的聲響，我原本想走入院內，陶醉於一下當年的氛圍，可惜售票處卻未曾看到人影。而恰在此時，有一輛出租車停到了附近，於是我立即上車請其把我送到勸業場。
遠遠看到了勸業場
勸業場可謂近代天津最著名的標誌懷建築，金彭育在《法國建築師穆勒的建築作品》一文中說：“勸業場是當時華北地區規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綜合百貨商場，是一處標誌性建築，是中華著名的商業老字號。”這麼壯麗的一座大廈，在解放前這裡卻有著多家舊書店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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