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乾隆治國六十年，竟發生了各類打擊社會底層的文字言論，“小案”四十二起，計分四類：炫才邀恩十六起；妖言案九起；憤怒謗議八起；僭妄犯諱九起。 民間修譜在我國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在清朝的時候對於這種行為有了不一樣的看法，也就是說，在乾隆執政期間曾經禁止民間修譜，這也是民間修譜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情。
在一開始的時候，清朝作為少數政權，為了維護對民間的秩序以及宗族倫理，他們對民間修譜這件事行為是持肯定態度的。但是，在乾隆做皇帝以後朝廷的態度就開始有所轉變，他們對於民間修譜的內容跟格式制定了嚴格的規定，這也是這件事情發生的導火索。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事情，主要是由之前我們都知道的文字獄以及滿漢之間的爭端所造成的，因為，這種種原因使得乾隆對於族譜這個問題非常關注。
一開始，朝廷對於修譜只是小範圍的禁止，全國範圍內的正式禁止民間修譜在乾隆二十九年開始。
那個時候江西的巡撫在調查時發現，江西有很多同樣姓氏，但是，並非一個宗族的家族合在一起修建宗祠，而且，他們的家譜是隨意寫的。於是，這個巡撫就請奏皇上調查這個問題，乾隆對這個問題十分關注，就要求各個地方的巡撫都要注意這個問題，一旦發現問題要立刻整頓。從這以後，在民間修譜上有了政策，這個政策執行的範圍從一個省份擴張到了全國。
這個政策要求對各個宗族譜系中的胡亂編造祖宗的現象進行了規範，到了最後全國各地的修譜活動都必須受到嚴格的管制，不能私自進行。
到了乾隆中後期的時候，對民間實施修譜的禁令越加嚴格，這項禁令的內容也不斷擴充變得更為詳細，到《四庫全書》編纂的時候到達了頂峰。在這個時候，當時的統治政府藉著這次編書的活動，對於全國上下的所有書籍進行徹底清查。並且，在這次清查中，有好多書籍都被摧毀了，包括全國各個地方的譜牒跟地方誌等。
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由於侵犯這項禁令而受到嚴厲懲罰的人並不在少數。比如說，在乾隆三十年的時候，福建的胡學成兄弟於家中修譜一案：兄弟倆於乾隆十九年刊修家譜，內有“太祖”、“昭穆”、“武宮”、“煬宮”、“世室”、“升遐”、“籠罩天下”、“親賢樂利”等“僭妄”字句。二人卒後，奸人胡作梅因圖產不遂，便控告胡氏家譜有上述“悖謬之詞”。
那麼，當時的統治者為什麼對於民間修譜有這麼忌憚的心理？其實，主要的原因還是為了維護當時的政府統治。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崇拜祖先，每個家族的宗族制度都有自己的一套規則，所以，只要維護全國的宗法制度，就能夠增強當時的政府統治。
從這項制度的執行程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各個地方的實施程度都存在著不同的差異。有的家族因為這次禁令而變得家破人亡，家族也毀於一旦，但是，有的家族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對於自家的家譜進行重新編撰，使得家譜符合當時的禁令。一般情況下，第二種比較多見，當然這也不僅僅跟當地政府的執行力度有關，最主要的還是跟各個家族的態度不同有關。
在譜禁政策必須要嚴格遵守的情況下，一個家族如果能主動配合當地政府進行對家譜的重新編寫，也許就能夠逃過這一次劫難，是不會產生嚴重後果的。比如說，全力配合這次譜禁活動的家族，有徽州的張家跟鄧家。這幾個家族在當地都屬於大的宗族，家族之中對於家譜則看得非常重要，但就是這樣的家族在譜禁政策發下來之後，卻能夠嚴格遵守執行，全力配合當地政府的行動重新編寫家譜。
所以，他們的家譜能夠得以保存，家族也不會因此毀於一旦。
最後還有一點我們需要提醒一下，這項譜禁政策看起來必須要嚴格執行，所以，因此造成的不良後果也有很多，但也並非全是一無是處的。對一個家族而言，編寫家譜就必須符合事實，必須要客觀，不能隨便認祖宗。但是，在民間修譜的活動中，時不時的會出現一些隨意攀附的陋習，把一些名人當做自己的祖宗。
其實，在江西各族譜中，始祖推到唐、宋，已屬近代，而以兩漢之前，三皇五帝為始祖者，比比皆是，甚至，已遠涉到盤古帝皇。在乾隆年間實施地這項譜禁政策很好的遏制住了這個趨勢，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可以說，這對於提高全國各個宗族的家譜質量有一定的意義。
並且，這項譜禁政策的實行影響到了整個國家的族譜編寫規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民間修譜也起到了規範的作用，至少，人們在編寫家譜時再也不能私自將名人作為自己的祖宗了。並且，這項政策在對於家譜祖先的輩分上限有了明確的規範，大多是五世祖或者是遷祖，再也不能隨便亂造，援引到幾百或者幾千年以前了。
『《文字獄的巔峰》、《清乾隆朝譜禁與徽州宗譜之重修實踐》、《史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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