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 吉鴻昌留給後人的碗,有多“名貴”?

說起抗日民族英雄吉鴻昌的故事,大家應該並不陌生。上世紀30年代,他胸前懸掛“我是中國人”的木牌昂首闊步走在紐約街頭;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他大義凜然、威武不屈,寫下浩然正氣的《就義詩》;他還把“做官即不許發財”引為一生的座右銘……吉鴻昌的英雄事蹟可歌可泣,也深深影響了他的家人和後輩,形成了醇厚的愛國清正家風。

家風 | 吉鴻昌留給後人的碗,有多“名貴”?

“做官即不許發財”

走進吉鴻昌外孫女鄭吉安的家中,客廳玻璃櫃裡擺放的一隻白色瓷碗格外引人注目。雖然這隻瓷碗質地很普通,但碗上印著的七個黑色的小字——“做官即不許發財”卻發人深省。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告訴記者,這隻瓷碗是姥爺吉鴻昌留下來的傳家寶,碗上面的字“做官即不許發財”是姥爺留下的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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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這隻碗的來源,還要從吉鴻昌的父親吉茂松說起。吉鴻昌出生在河南省扶溝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親吉茂松性格豁達,為人豪爽,治家頗嚴,常常以“人窮志不窮”等做人道理教育子弟。父親的教誨、生活的磨練,養成了吉鴻昌剛直倔強、富有正義感的性格。1913年,不滿18歲的吉鴻昌來到馮玉祥的隊伍當兵。25歲時,吉鴻昌就當上了營長。那一年,父親吉茂松得了重病,在病床前,吉茂松對回家探望的兒子吉鴻昌語重心長地說了一番話。“父親就對他說,你在外為人正直、英勇作戰這一點為父放心,但是有一點我要提醒你,當官不能發財,當官是要為老百姓辦事的,不能想著發財,他就把他的父親對他的教誨牢牢的記在心裡頭。”

吉鴻昌回到軍隊先是把“做官不許發財”這七個字寫在紙上,放在床頭,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後來,在吉鴻昌當團長那一年,他又把這七個字燒製在碗上,發給全團官兵。在發放儀式上,他說:“我吉鴻昌雖為長官,但我絕不欺壓民眾,掠取民財,我要牢記家父的教誨,做官不為發財,要為天下窮人辦好事,請諸位監督。”在當時社會腐敗、貪官汙吏盛行的情況下,吉鴻昌能始終恪守著“做官不發財”的信條,實在難能可貴。

“我是中國人 我覺得做中國人光榮”

由於吃苦耐勞、作戰勇敢,吉鴻昌在軍隊提升很快,34歲就擔任軍長、省主席。官越做越大,地位越來越高,但吉鴻昌一直沒有改變“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心。然而征戰沙場多年,他發現老百姓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從那時起,吉鴻昌開始尋找信仰。

1930年正值中原大戰爆發,由於馮玉祥的西北軍戰敗,吉鴻昌為了保存實力,接受蔣介石改編,不久被派往進攻鄂豫皖蘇區。正是這一仗,讓吉鴻昌找到了信仰。吉鴻昌的外孫女被鄭吉安說:“他當時的隊伍號稱是鐵軍,沒有打過敗仗,但是跟工農紅軍這一仗,他損失了一個團。當時他就在想:是什麼樣的隊伍能打敗我?帶著這個疑問,他喬裝打扮,暗訪了蘇區,當時蘇區軍民魚水情誼深的這一番景象讓他很受震動,而且當地的老百姓向他介紹到工農紅軍是為我們老百姓打仗,是為我們老百姓謀幸福的。這正是他所向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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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那時起,吉鴻昌就下定決心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只要是和紅軍作戰,他都把武器丟下。當時蘇區有民謠唱道“吉君來打仗,朝天放空槍,走時丟武器,送給共產黨”。吉鴻昌的這一表現被蔣介石發覺後,先是解除了他的兵權,隨後強令他出國考察。說是出國考察,其實就是流放海外。在美國紐約時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吉鴻昌在美國紐約的一個郵局裡頭,在向國內寄包裹的時候,當時郵局的美國職員竟說不知道中國,吉鴻昌聽了以後非常的氣憤,這時候旁邊他的隨從人員就說,你只要說你是日本人就能受到禮遇。吉鴻昌聽了以後更家氣憤了,他說你覺得做中國人恥辱,我覺得做中國人光榮。隨後他就回到旅店,找來了一個木牌,上面寫著:我是中國人,還在下邊標註上英文。從此,每當他在大街上走的時候都要掛上這個牌子,昂首闊步地闖過人群,顯示出做一箇中國人的驕傲。

1932年,上海一 二八事件爆發,吉鴻昌排除萬難毅然回國,居住在天津,也是在這一年,吉鴻昌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一名舊軍人到一名共產黨員的轉變。而吉鴻昌的的第一筆黨費就交了整整6萬大洋。吉鴻昌的外孫女鄭吉安說,“他回國之後,在張家口和幾個西北軍當時的將領成立了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因為是民眾組織,所以武器彈藥就得自己籌集。這樣他就用他一次交的黨費6萬大洋,購買槍支彈藥用於抗日武裝。之後需要武器的時候,又讓我的姥姥又把家裡僅有的存款取用來購買槍支彈藥,當時存款可能還有兩天就到期了,到期之後就能有利息可以貼補家用,但是當時我的姥姥姥爺為了抗日一刻也不能等,沒有利息也取出來。”

1933年,吉鴻昌率領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從偽軍的手中奪回了康保、寶昌、沽源、多倫這四個張家口的重鎮。這也是九一八以來首次從日本侵略者手中奪回失地的壯舉。

由於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同盟軍遭到了扼殺。1934年,吉鴻昌回到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同年11月9日,吉鴻昌在法租界秘密開會時遭軍統特務暗殺受傷。11月24日,吉鴻昌英勇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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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鴻昌被捕的地點——國民飯店

“雖然姥爺只有兩年的黨齡,但是他對黨忠誠,他就在審判會上說,我能夠成為一名共產黨員,能夠為我們主義而奮鬥,是我一生最大的光榮。這樣國民黨蔣介石他們下令要對他執行槍決。到刑場上,他就以樹枝作筆,以大地為紙,寫下了浩然正氣的就義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鄭吉安說。

後人不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

吉鴻昌的孩子們從沒有以革命功臣子弟自居。吉鴻昌之子吉蘭泰,出生於1930年,他退休前在天津當普通教師,為人一向低調,不願拋頭露面。而吉鴻昌就義時,年僅兩歲半的女兒吉瑞芝一直隨母親隱姓埋名,直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才恢復吉姓。由於生活所迫,吉瑞芝還曾在1947年輟學做了小工。1952年,吉瑞芝考入當時的天津師範學院,195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後調到天津市政協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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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鴻昌的女兒吉瑞芝(右二)

“我覺得父親從未真正離開過我。這要感謝我的母親,是母親日復一日的教誨,將父親的高大身軀、音容笑貌,連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深深地植根在我心裡”,吉瑞芝說。1950年,吉瑞芝陪母親回到河南扶溝縣老家,為父親移靈掃墓。面對數十萬父老鄉親,她第一次登臺講述了父親的事蹟,引起強烈共鳴。此後六十多年來,她數不清跑了多少地方,做了多少場演講。吉瑞芝感慨道,宣講父親的英雄事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已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吉瑞芝不光在天津宣講,也經常受邀去外地宣講,路途上的費用從來都是吉瑞芝自己墊付,有時候有些單位會提供勞務費,但吉瑞芝分文不取。她說“我宣講只為傳承”。吉瑞芝還將自己寫書賺來的稿費用來買書,捐贈給天津市的大中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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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鴻昌的女兒吉瑞芝

最近幾年,吉瑞芝因為年紀大了,行動不便,便將宣講的接力棒傳到了女兒鄭吉安的手中。鄭吉安如今在聯勤保障部隊天津康復療養中心工作,她說,自己當初選擇參軍也是受了外祖父的影響。“我從小聽姥姥講姥爺的故事,姥姥就說,姥爺戎馬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穿上工農紅軍的軍裝,我報名參軍也是為了彌補姥爺的遺憾。當兵幾年以後,很多戰友都轉業下海、出國,他們都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聽了也挺新鮮的,但是我就在想我穿這身軍裝,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使命,所以我想我還是堅守在部隊,穿好軍裝,當好軍人,傳承好姥爺的這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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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吉安在天津市逸陽梅江灣國際學校宣講

鄭吉安的女兒史如靜大學畢業後,循著太姥爺當年征戰的足跡,報名參加了共青團中央組織的西部支教活動,在甘肅省定西市的常川村小學當了一年的班主任。如今史如靜在本市某機關單位工作。在她看來,對家風最好的傳承就是儘自己的力量為社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太姥爺臨終前他自己也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能夠開發大西北。我覺得最大的踐行其實就是通過自己的自身的努力,身體力行地去做一些事情。習近平總書記也說過,作為共產黨員,應該去傳承紅色基因,傳承紅色精神,讓紅色精神永遠不斷地推進下去。作為烈士的後人,我更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多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不光自己做,而且帶動身邊的人一起去做,我認為這樣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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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如靜和支教的孩子們在一起

記者手記

在採訪吉鴻昌後人的過程中,記者感受最深的就是這一家人對於名利的淡泊。採訪鄭吉安時,記者提出想採訪一位她的同事,說說鄭吉安在工作中的表現,但被她拒絕了,她說:你問人家我的表現,人家肯定說我好。作為傳承者,我們所做的都是我們應該做的。不要宣傳我了,還是多宣揚烈士的事蹟吧!

鄭吉安的女兒史如靜,她去支教的學校位於甘肅省定西市下面的常川村,由於常年乾旱這個村子嚴重缺水,別說洗澡,平時喝水都是難題。考慮到女孩子比較愛乾淨,學校老師曾問她要不要換個條件好點的學校去支教,但史如靜說我就要去最艱苦的地方支教,而且在這個過程中絲毫沒有退縮。支教結束後,她依然和學校的老師、孩子們保持著聯繫,連續資助了一個孩子,每年還帶動身邊的親戚朋友給孩子們寄衣物、學習用品。我想,這應該就是最好的傳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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