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溫才妃
周洪宇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提出，改革下一步就是要再出發。如何再出發？政府職能轉變是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關鍵所在。
特別是在“放管服”改革中，要做到該管的管好，該放的放好，該服務的服務好。就高教領域而言，就是政府怎樣讓高校發揮辦學自主權，並讓辦學自主權發揮好、利用好。
這也是推進教育現代化的重要一環。
那麼，在這一過程中，該怎麼認識放、管、服三者的關係？改革又有哪些突破口？
為此，記者採訪了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
解決權力配置的科學性與效率性問題
《中國科學報》：在教育現代化的進程中，您最看重、最期待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周洪宇：
黨的十九大強調優先發展教育事業，開啟了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的新徵程。
我關注了教育治理現代化，即在先進的教育治理理念引導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治理主體通過科學有效的治理方式，使教育思想觀念、教育內容、方法與手段等逐步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推動教育改革與發展。
教育治理現代化是教育現代化的基本內容和重要基礎，而教育現代化的核心是實現人的現代化，是從知識體系、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到行為方式的全面發展與升級，隨之而來的教育治理方式的轉變是根本性、全局性和深刻性的。
用行政管理缺位、越位、錯位制約學校辦學的積極性，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中國科學報》：在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周洪宇：
首先要解決的是教育行政權力配置的科學性與效率性問題。
權力下放不充分，則抑制教育發展活力；財權、人權、事權不匹配，則制約教育改革。
要真正釋放基層教育改革的活力和創造力，就要敢於自我革命，要積極實行簡政放權，把該放的放掉，把該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構建“政府管教育、學校辦教育、社會評教育”的新型關係。
《中國科學報》：在教育領域簡政放權的同時，需要做好哪些工作？
周洪宇：
在教育領域簡政放權的同時，也需要“放管結合”，即在“放”的基礎上，對“管”進行變革和創新。
著力破解體制機制弊端，提高公共教育服務水平，滿足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已成為當前政府和民眾的普遍共識。這就需要深入推進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
“放”是政府部門角色定位問題，就是要釐清政府、學校、社會的邊界和相互關係，重點是如何補缺位、糾錯位、控越位，讓政府歸位，考驗的是政府定力和推動改革的動力。
“管”的核心是政府監管轉型問題，監管變革要適應經濟社會新常態、科技新進展和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勢，涉及管理體制、政府層級、部門職責、運行機制、法制保障等方方面面，目的是激發學校的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服”的核心是政府通過樹立教育治理理念、構建有效教育治理機制和體制，全面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不斷優化教育服務水平。
依法利用好“三個清單”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深化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其突破口在哪裡？
周洪宇：
如何推進放管服，突破口在於進一步明晰政府、高校、社會的權力邊界。
《高教法》中雖然講明瞭高校有哪些權力，但是政府、高校和社會之間，權力的邊界尚不明確。原則上說，政府該管的管好，但是政府該管的又是哪些？
比如，高校設置的問題，《高教法》中講得很明確，在省一級政府的領導下，根據本省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以及實施的可能性，來批准、設置本省高校。
然而，一所高校成立不只需要向省政府申報，還得向教育部行政部門備案。備案時，教育行政部門會考慮本地、本省有沒有實力設置這樣一所高校，無形中把備案權變成了審批權。
為此，要把權力邊界劃清楚，理清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就需要政府進一步列出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
《中國科學報》：在您看來，如何開出這三份清單？
周洪宇：
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總體上的“管”，關鍵在於依法利用好“三個清單”，依法管好“看得見的手”、用好“看不見的手”、擋住“尋租的黑手”。具體包括：
第一，實施教育“權力清單”。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實行權責法定，推行權力清單制度。所謂權力清單，就是要以政府和部門清單的形式，依法界定各級政府和部門實施審批的事項、依據、內容和程序，向社會公佈，接受社會監督，明確政府權力的邊界，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
在教育方面，國家沒有授權的，政府不得法外設定教育權力（越位）；凡是權力清單規定應該作為的，不允許政府推諉扯皮和敷衍塞責（缺位）。
第二，釐清政府的教育“責任清單”。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政府機關要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勇於負責、勇於擔當，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決克服懶政、怠政，堅決懲處失職、瀆職。
就教育來說，對基本公共教育服務，政府依法全面負責並直接提供，主要通過財政向公辦教育機構撥款，或者向需要資助的群體直接提供資助。對非基本公共服務，政府依法承擔有限責任，通過統籌常規撥款、專項資助和專門補貼等多種方式，將其作為重點放在符合條件的處境不利群體中，以及市場機制不易調節的領域；對絕大多數非公共服務，主要靠人力資源市場信號對供需關係進行調節，政府不承擔直接資助和辦學的責任，但必須建立健全准入標準和競爭規則，依法加強行政監管，並強化行業自律，對社會效益好的辦學行為給予鼓勵或獎勵，對違法違規及失信行為進行懲戒處置。
第三，實行“負面清單”制度。
負面清單所載明的就是底線、禁區。
教育領域實行負面清單模式，清單之外的政府不再審批，各類主體都可依法進入，這樣就可儘量縮小政府審批的範圍，加上清單相對明確和透明，有利於減少審批自由裁量權，防止不當限制和行政壟斷。
因此，要對教育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定價或指導價服務性收費、職業資格、教育公共服務事項等，實行目錄清單管理，實現清單之外無權力、清單之內必須為。
轉變行政職能與削減審批事項
《中國科學報》：除此之外，您認為政府轉變職能，有所為有所不為，還應該做些什麼？
周洪宇：
還應做到兩點：著力推進政府轉變教育行政職能、大力削減教育行政審批事項。
實施簡政放權，首先就需要對政府角色進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再壟斷學校管理權，而是與社會、學校合理分權，只保留對教育事業發展起決定性作用的重要事項的決策權和控制權，把原先由它獨立承擔的一些責任，轉移給社會和學校，將強勢政府對學校的單方面控制轉變為政府、學校、市場、第三部門以及教師、學生、家長、社區等共同參與的多方共同治理。
比如，在教育體系構建方面，政府重點是對教育規模、結構、佈局等方面進行宏觀管理，核心是調整教育結構。
徹底改變許多地方存在的重視公辦教育、輕視民辦教育，重視普通教育、輕視職業教育，重視正規教育、輕視非正規教育的做法，增進教育類型多樣性。
全面清理規範性文件，儘可能減少對學校辦學行為的行政干預，在已有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系統清理有關教育規章和規範性文件，或宣佈失效，或廢止，或修改；減少教育行政審批申請材料，凡是不合法、不合理的申請材料，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大道至簡的智慧，堅定不移把教育行政審批改革推向深入，一律清理取消；減少辦理環節，凡是不合法、不必要的辦理程序，要進一步減少；減少辦理時間，嚴重影響行政審批整體效率、無法明確規定的部分環節的辦理時限，要下決心明確和統一；減少自由裁量權，概念模糊、邊界不清、自由裁量空間大的部分審批要素，要逐一細化和規範。
《中國科學報》 (2019-04-03 第4版 觀點 原題《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周洪宇：教育領域“放管服”要用好“三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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