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尾聲，曾遭數次逮捕的前日產汽車董事長卡洛斯·戈恩在保釋期間，以他自己的方式離開日本，回到了老家——黎巴嫩。
何種方式？是《金蟬脫殼》還是《肖生克的救贖》？恐怕目前只有戈恩自己知道。但，除了滿足人們的獵奇心，這已經沒有那麼重要。因為，黎巴嫩和日本之間沒有引渡協議，而黎巴嫩外交部當即發聲：戈恩合法入境。也就是說，戈恩在黎巴嫩境內不會面臨任何法律訴訟，至於戈恩與日產汽車間的關係已畫上句號，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
20年前，面對日產向雷諾拋來的橄欖枝，時任雷諾副總裁的戈恩認為是“蒼天有眼”。當時，他曾說：“就我個人而言，對於與日產合作的問題絲毫沒有不安感。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的確，在過去近20年間，戈恩這位“成本殺手”將日產從生死邊緣拉回扭虧為盈，而後又將雷諾-日產-三菱送上全球第一大汽車製造商的寶座……但20年後，當初那個偉大機遇，讓自己在一夜之間淪為了“階下囚”。
針對戈恩在日本漏報鉅額收入、向日產轉嫁個人投資損失等4項指控，日本法院原定2020年4月開庭審理此案。但如今看來，連續數次被捕的戈恩，似乎已對訴訟失去了信心。2019年12月31日，戈恩發聲證實他已經身處黎巴嫩，並表示：“不會再被人為操縱的日本司法系統挾持。在日本司法系統裡，充斥著有罪推定、歧視猖獗、基本人權被剝奪的情況。”
當然，戈恩走得並不體面。
“救世主”淪為“階下囚”：戈恩究竟做錯了什麼？
圍繞日產與雷諾的合作，集權者戈恩觸碰了太多人的“奶酪”
時間回到一年多前，戈恩被捕的時間節點，有外媒消息爆出：戈恩計劃在近期的董事會上撤換日產汽車CEO西川廣人的職務，而裁撤的目的是掃除雷諾和日產合併的最大阻礙。有分析認為，西川廣人不得不先下手為強，不僅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也是為了保住日產的利益。
可以看到，在戈恩被捕當天（2018年11月19日），日產在發佈的公告中針對戈恩的罪行中寫道“over many years……”（很多年來……），戈恩在東京證券交易所證券報告中的報酬遠低於實際報酬，而這一狀況已經持續數年。這似乎預示著，戈恩事件的爆發並非偶然，為了這一刻，日產早有準備。西川廣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表情凝重地說：戈恩的行為，難以原諒。
10個月後，諷刺的一幕出現。2019年9月，昔日的“反貪大將”西川廣人下臺，原因同樣是財務不當。而此前與戈恩一同淪為被告的日產汽車前董事雷格·凱利曾向外界揭發西川廣人，稱其在2013年故意改變與個人薪酬掛鉤的股票出售日期來為自己謀利。
很難再說，戈恩事件只是一場單純的“反貪風暴”。
其實，從合作之初，從挽救日產的那一刻起，戈恩就為今天的遭遇埋下了伏筆。
彼時，日產缺乏資金，而雷諾缺乏市場。最終，日產在向戴姆勒、福特示好無果後，選擇了牽手雷諾。由於身背鉅額債務，虧損61億美元的日產在合作中成為弱勢的一方。日產僅獲得雷諾15%股權（沒有投票權），而雷諾則持有日產43.4%股份（有投票權）。兩者交叉持股，組建雷諾-日產聯盟。由此，戈恩進入日產，並在2001年成為公司首席執行官。
臨危受命的戈恩提出“日產重振計劃”，開始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他關閉了5家工廠，3年內裁員2.1萬人，削減20%的銷售成本和管理成本，將1300家零部件供應商減少到600家左右。戈恩還賣掉所有與汽車生產無關的產業，包括航天部門……雷厲風行的戈恩，曾抱怨為適應日本企業“操練30到60度鞠躬”，認為“修理公司”才是自己接手日產的理由。他無視日本的商業傳統，對習慣於“和風細雨”式改革的日本人，一連串的動作使日產汽車公司感到了壓力甚至痛苦。
但是一年後，日產扭虧為盈，實現利潤27億美元。
在隨後的發展中，日產發展勢頭超過了雷諾。從戈恩被捕前一年的雷諾公佈的2017年財報來看，在合併淨利潤中，日產的貢獻率佔到50%左右。而且最近幾年來，雷諾5成以上的利潤均來自日產。對雷諾來說，這是當初投資的回報，但對日產來說，又怎願割自己的肉養肥他人？
從企業到國家，戈恩已進退維谷
聯盟間的博弈，從雷諾扭虧為盈的之時起便已開始，直到2015年，雙方關係真正出現裂痕。
2015年，法國政府一度將雷諾的持股比例由15%提高至19.7%，使其在雷諾-日產聯盟股東大會上的投票權翻倍。主導推動法國政府增持雷諾股份，以期加大對日產經營的影響力。
當時，戈恩阻止法國政府加大對日產經營幹涉。戈恩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達了對於政府的不滿，他表示，“顯而易見，法國政府才是目前雷諾-日產聯盟關係向前推進的最大障礙，畢竟對於變化萬千的商業市場，有著政府背景的企業顯然不利於商業競爭環境。”
後來，法國政府迫於壓力最後三方達成和解，法國政府減持到15%。然而，在2018年2月戈恩再次獲聘雷諾首席執行官時，遭法方要求“準備決定性對策，以切斷解散（雷諾—日產）聯盟的後路”。同年5月戈恩表示，將在未來一年內下達建立全新合作聯盟的決定。他表示現有的雷諾-日產-三菱聯盟面臨多個選項，其中就包括相互合併以使得三者之間的關係轉變為“不可逆的合作關係”。
而，在這一聯盟關係中，話語權最大的仍是雷諾，且雷諾對日產持股或許會更多。而，雷諾部分股權歸法國國有，日本企業如何願意看到自己的命脈被他國企業所掌控。一名不願公開姓名的日產高層曾向日本共同社透露，由於收到戈恩最快會在2018年推動兩家企業合併的消息，日產方面加緊與日本檢方合作，推動針對戈恩不法行為的內部調查。
自此，戈恩不僅成為日產眼中的隱患，也因早前阻止法國政府幹涉日產經營，成為法國政府實現雷諾-日產聯盟道路上的障礙。所以，戈恩的處境其實早已進退維谷。
戈恩被捕後，法國財長勒梅爾對法國電臺Info表示：“卡洛斯·戈恩不再處於能夠領導雷諾的位置。”此外，勒梅爾還聲稱，政府將保障雷諾汽車的長期生存能力。因為法國政府是雷諾的大股東。
這，或許也是戈恩離開日本後，將目的地選在黎巴嫩，而非法國的原因之一。
戈恩“下課”後，贏家何在？
雷諾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日產汽車會長、社長兼首席執行官、三菱汽車董事長、雷諾日產三菱聯盟首席執行官，毫無疑問，曾今身兼數職的戈恩是雷諾日產聯盟的靈魂人物。在2017年，戈恩被捕的前一年，該聯盟以1061萬輛的銷售業績打敗大眾汽車，成為了全球第一大汽車製造商。但時間過去兩年半，2019年上半年，雷諾-日產-三菱聯盟銷量減至521.3萬輛，不敵大眾、豐田。
而眼下，日產汽車全年利潤預期已下調至11年來最低水平。日產汽車承受著來自銷量、利潤、股價等方面的壓力。
根據2019年11月日產汽車公佈的最新季度財報，日產在全球的汽車銷量下降7.5%至127萬輛，公司營業利潤為3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9億元，相比上年同期下滑約70%，並且大幅低於此前市場預期。同時，2019年11月日產下調業績預期，預計2020年3月期的合併純利潤將同比減少66%，為1100億日元。預計2020年3月期的營業利潤率為1.4%。這，是戈恩履新日產的2000年3月期相同的水平。
“戈恩被捕和內部經營混亂損害了日產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經銷商高管向日媒透露說，日產此前在戈恩體制下並沒有太多新車上市（日產市場），市場佔有率持續下滑，經銷商團體的焦慮情緒也日益高漲。
雷諾也不例外。此前，雷諾官方進一步下調了其2019年的營收預期和盈利預測。雷諾方面表示，集團2019年的營業收入將下降3%-4%；營業利潤率應約為5％。此外，雷諾2019年第三季度的營業收入約為113億歐元，同比下降1.6%。
股價方面，在彭博全球汽車製造商指數中，日產、雷諾兩家公司成為2019年股價表現最差的汽車製造商，分別下跌了23%和28%。而作為三方聯盟之一的三菱汽車處境同樣不好，2019年股價重挫24%，估在截至今年3月底的年度獲利將大減75%。
分析指出，日產目前的困境也凸顯出前董事長戈恩被解職後，公司所面臨的混亂局面。目前，雷諾-日產聯盟迫切的需要力挽狂瀾的鐵腕人物。
根據計劃，日產將於12月1日正式實行由內田誠擔任首席執行官（CEO）的新體制，在日產新任CEO內田誠上任後，日產方面同樣釋放出挽救聯盟的信號，內田誠公開表示：“日產正在復甦的正確道路上，而當務之急就是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對業務竭盡全力。”內田誠還承諾將與雷諾重新組建一個充滿活力的聯盟。
但他否認了兩家公司合併的可能性，內田誠提到：“與雷諾的聯盟是日產重要的競爭優勢，我們希望在保持公司獨立性的同時，推動進一步的合作。”
應該說，戈恩的離去，內田誠對兩家公司獨立性的堅持，日產與雷諾的博弈始終存在。但雙方要想重新回到正軌，必須儘早結束內耗。所謂，過程可以博弈，但結果必須共贏。有分析指出，在過去一年間日產內部很大精力都用在調查醜聞、應對事件影響上，無暇顧及產品和市場。同時，日產在歐洲方面捲入了由歐盟委員會主導的反壟斷調查，懷疑其在諮詢公司埃森哲的協助下，與另外四家企業相互勾結，將汽車零件的價格提高25%。
戈恩，回家
戈恩現年65歲，黎巴嫩裔，出生在巴西，求學於法國，從業於巴西、北美、日本，獲得法國和黎巴嫩國籍。
他是黎巴嫩的驕傲，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街頭還能看到寫著“We are all Carlos Ghosn”的大型人像廣告。甚至坊間有傳聞稱，很多黎巴嫩民眾擁護戈恩甚至希望他成為總統候選人。
據英國《金融時報》1月2日報道，黎巴嫩政府此前一直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將戈恩釋放回國。而就事發前的一個星期，黎巴嫩總統奧恩曾要求日本外務副大臣鈴木馨祐釋放戈恩。至於後來戈恩是如何在保釋期間離開日本回到家鄉的，黎巴嫩外交部表示“這是(戈恩的)個人問題，我們不清楚”。
無論如何，這場圍繞戈恩的“反貪風暴”終歸可能要草草收場。究竟孰是孰非，恐怕將成為汽車界的又一樁“羅生門”。儘管，眼下日方表示掌握了戈恩充分的“犯罪證據”，儘管戈恩表示要公開自證清白。但因雙方帶有各自利益色彩的證詞，難以保證不出現局部真實，整體失實的情況。更何況，期間牽涉的利益關係錯綜複雜。
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雷諾與日產合作的最開始，時任雷諾副總裁的戈恩不是沒有擔心，他曾說：投資到日產是場可怕的賭博。但膽小鬼只能在夢中成為明星，我們沒有深思熟慮的多餘時間。我們必須冒一次險。
事實證明，那次冒險是值得的，但戈恩對風險的考量是不全面的。或者說，戈恩只將業績當作了衡量風險的唯一標準。
這，或許與戈恩的成長經歷有關。青年時的戈恩憑藉出色的工作表現，成為米其林最年輕的CEO，也打破記錄成為雷諾公司史上最年輕的非法國血統的副總裁。
哪怕是在童年。據戈恩回憶：在別人的印象中，我是一個十足的淘氣包。我之所以沒有被勒令退學，是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很好。我從小競爭意識就非常強，不論什麼比賽我都一定參加，而且還會取得很好的成績。學校為此常常表揚我，說我是通過努力最大限度地發揮出自己才能的學生，也因此對我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
顯然，這一次戈恩沒有因為好成績而得到寬容的態度。因為，他需要平衡的關係太過龐雜，不只是三家企業的利益，甚至還是兩個國家間的利益。
儘管戈恩此番回家顯得多少有些倉促甚至狼狽。但回家或許原本也是他內心認定的歸宿。“不論在什麼地方生活，黎巴嫩人的家族之間永遠都存在著斬不斷的感情，他們對家庭的責任感很重。這種家庭觀念是黎巴嫩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在自傳中，戈恩曾這樣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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