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你每日所看到的官方信息发布背后，几乎每项信息的报送都与成都公卫中心的医务科团队有关。作为此次疫情中的“信息员”，他们虽然没像临床医生一样直面前线，但在前线背后，他们通过一通通电话，一份份准确的信息传递，为整个疫情防控起到了关键的决策作用。
疫情信息员
脑中随时记着各种数据
从1月13日开始，作为医务科的主心骨，副科长冯琛已连续在岗53天。
回想起疫情初期时的情景，冯琛脑袋现在都还疼，这里的疼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的生理疼痛。
冯琛正在工作
冯琛的手机被打报废了
疫情每天都在变化，作为“信息队队长”，他每天的电话量也最多，并随着疫情的发展随之增加，从最初的一天100多通，到200多，最多的时候甚至达到300+，“每天睡着了都习惯性地摸着手机，生怕错过一个电话。”而长时间、大量地接打电话，连续加班第9天，他手机的电池就直接“罢工”，不到40天，他才买一年的手机就已报废。
冯琛说，虽然现在疫情形势慢慢向好，电话量也在减少，但一拿起电话，身体就会条件反射地“回想”起因大量接听电话，耳朵嗡嗡作响的感受。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大家都不陌生，这个位于成都东三环的传染病医院，平时就肩负着30多种传染病的诊疗工作。而此次新冠疫情来袭，这里作为确诊患者的定点收治医疗机构，“成都90%以上的确诊患者都在这里接受治疗。”截至3月5日18时，已收治120人，在院51人，解除隔离66人……而这些数据，在冯琛脑海中都能准确记忆，以保证在需要时能脱口而出。
总结医务科工作：
“人少事多，没人负责就是我们负责”
冯琛除了担任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同时也是医院新冠综合协调组、医疗救治组副组长，他和科室另外5名同事肩负着的，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地区新冠疫情信息汇总、上报工作，“有了准确的信息作为基础，才能让决策更有力。乐观的他简单粗暴地形容了自己的工作，“人少事多，没人负责就是我们负责，就像学校的教务处一样。”
在一份2月25日的信息报送表中记者看到，医务科每日固定报送的条目达17条，从每日早上8点把前一日转运患者的信息报送至卫健委应急办，再到第二天凌晨1点上报关于前一天新冠肺炎的个案信息，一天十多个小时都有需要轮流报送的数据。而这仅仅是固定信息，“每天还会有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数据需求。”除开固定报送，在当日的动态报送信息中，记者发现他们需要收集的信息条目也有8条，包括组织院内会诊、增加一名医生到病房开展工作等等，可以说事无巨细。
冯琛说，他们的工作没办法具体量化，随时都在各方沟通、收集信息。比如今天会诊的专家需要一份某天、某个病人在某个时间点的氧饱和度情况，以更准确的给出治疗方案，他就得朝病房打电话，“但病房的医生并不是随时在线。”医生进入负压病房操作不能带手机，他就只能等。如果时间紧迫，他还必须利用外面的对讲机同里面的医生喊话，“有时为了收集一个数据，往往一天都陷在里面了。”而这样的收集数据的方式，他和同事几乎每天都会上演。
连轴转 皮鞋走开了口
不仅要在办公室打电话，遇到紧急情况，他还要出门到省、市各部门沟通。在疫情最紧张的几天里，他每天的微信步数都在3万步以上。而在他的朋友圈中，他的一双皮鞋也因此被他走得开了口。
在他连续工作23天后，他还是坚持不住了，吃了两包中药后，第二天他又继续出现在工作岗位上。
敏锐察觉疫情严重性
拉响院内应急警报
今年38岁的他，自2006年在公卫中心参加工作以来，已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他是医三代，其父亲和爷爷都是外科医生，用他的话来说，自己从小就是在医院里长大的。而从小的经历，也让他有了很高的职业敏感性，2003年，他从父亲所在的医院了解到SARS，到后来在工作后亲自迎战“甲流”、“H7N9”，从一个个爆发的疫情中，积累了不少经验。
1月中旬，在网上流传着“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相关消息时，他心里那根弦再次绷紧，“跟当年SARS很像，会不会愈演愈烈？”随即他开始向院内领导建议启动应急程序，并立即通知院内40余名应急队员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也提前给准备过年休假的同事打了可能会紧急加班的“预防针”，1月16日，在医院收治成都首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后，1月19日，医务科全科人员就取消春节休假、完成当日退票、24小时待命。
后来证明他的猜想是正确的，因为疫情的确变得越发严重，为了打有准备的仗，确保应急救治流程畅通，在医务科和其他科室的配合下，院内一场呼吸道烈性传染病的应急演练随即拉开。紧接着，医院又出台院内第一个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为抗击疫情打下扎实基础。现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已到第七版，而每一版，他们科室都需要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学习。
随着医院接收的病人越来越多，医务人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看着在病房连续工作多日的医务人员体力不支，他又得尽快协调人员进行补充。而在考虑到一线医护人员及家人心理压力大，他又邀请了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专科医生提前介入进行心理疏导。此外，冯琛还通过朋友联系到通威集团，给医院一千多名医务人员提供每人2000元的慰问品。
有人说医务科的工作就像医务人员的“保姆”一样，“啥都要管。”但冯琛说，比起在一线奋战的他们，当好“保姆”也是应该的。
夫妻都是医务工作者
儿子亲戚朋友轮流带
他的沟通还包括对患者的沟通。1月下旬，成都迎来部分外地来蓉确诊病例，一位来自北方的患者由于刚到成都就被隔离，非常不适应，“生活不习惯，不能理解被隔离，并拒绝配合治疗。”学医事法律专业出生的他除了尽可能的解决患者所面临的问题外，还要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患者进行耐心地劝导、解释，而最终他的做法也得到患者认同，避免了医患不配合的事情发生。
50多天的轮轴转有时也让他有点体力不支，自疫情发生以来，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冯琛基本无暇顾及家庭，冯琛的妻子也在市公卫中心负责新冠肺炎的中医药救治工作，在疫情发生后也第一时间冲到抗疫最前线。一次两人偶然在电梯间碰面，也来不及彼此问候，相视一眼便匆匆投入各自工作中，随行的医院总会计师打趣道：“一个疫情致两夫妻见面都无时间对言了。”
2月15日，儿子早上被接走时，亲戚拍下的照片
而让他和妻子最愧疚的，还是3岁的儿子，由于冯琛父母已离世，岳父岳母年龄大、住得远，家中3岁的儿子也只能临时送至亲戚、朋友家暂时看管，“都送了5处了，都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冯琛说，他们一般早上上班时送去，晚上下班早再接回来。“但一般都是他们送娃上门，因为我下班实在太晚了，孩子到家都只能先由他妈妈带着。”他还记得，每次十点、十一点过下班回家孩子都睡着了，直到连续加班第26天他早一点回家，他才有机会抱了一下还没睡着的儿子，而听话的儿子也总对他说，“爸爸你好久可以休息？好久可以带我出去耍呢？”他也只能回答“快了快了。”冯琛对帮忙照管孩子的亲戚、朋友充满感激和愧疚，“毕竟3岁的孩子正是皮的时候。”
他告诉记者，此次战斗并不是他一个人，他很感谢科室的同事们，6个人的科室几乎扛起了全省、市的疫情上报工作，“没有他们的配合与支持，我一个人肯定拿不下来。”3月5日下午，冯琛办公桌上还有一大堆数据等着他去“打理”。而在与记者说话的间隙，桌上的电话又响起了，办公室里又开始忙碌起来……
一通通电话上下沟通，一份份数据报表来来去去，正因他们不停地连轴对接，也确保了成都公卫中心作为成都主战场在医疗上报信息方面的准确性。
截至3月4日24时，成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4例，累计出院97人，死亡3人，其余44人（其中危重2人）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57名密切接触者也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章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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