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麟（1937- ），被譽為功底最紮實、思想最深厚的中國作曲家之一。1936年生於河南開封一個國民黨中層官員之家。1957年，考入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1962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先後師從劉莊、丁善德、瞿維、陳銘志。1963年利用中央廣播交響樂團的民族音樂資料創作出第三部作品《雲南音詩》，時隔15年後於1978年首演，其中的第四樂章《火把節》已成為最膾炙人口的，世界上演奏最多、最受歡迎的中國交響作品之一。
王西麟
2012年1月19日，《南方週末》報導了被國際音樂界稱為“中國最好的作曲家”王西麟的悲慘人生，他不但屢遭迫害，至今他人在大陸，“作品可以演，話卻不要說”。每每在夢中大喊大叫的他，依然生活在沉重的精神創傷中，以至於有人說他是個瘋子。
《南方週末》記者石巖對王西麟進行了深入的採訪，並取名《中國病人——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文章詳細披露了這位中國當代古典音樂作曲家過去75年的悲苦歲月，和他卓越驚人的音樂才華：在生存都難以保證的惡劣環境下，他還能憑藉自學，在國際交響樂壇佔據重要位置。
1995年，彼得格勒交響樂團首席指揮雷洛夫說：“如果一百年前有外星人來到地球，要用一個小時瞭解人類歷史，請他們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如果現在又有外星人來到地球要了解人類歷史，請他們聽王西麟《第三交響曲》。”專業界對王西麟音樂作品的評價之高，由此可見一斑。這位幾乎沒有公開出版過唱片的中國作曲家創作過7部交響樂、5部交響組曲、10部交響詩、13部室內樂作品和若干聲樂、器樂作品，不過，王西麟的遭遇比貝多芬悲苦得多。
被陽謀引蛇出洞的“壞分子”
王西麟1937年出生於河南開封，父親曾當過國民政府的縣長。少年時代王西麟在教會學校學過手風琴，於是1949年12歲的他被西北野戰軍文工團看中，進入部隊後他開始接觸西洋古典音樂和樂理，後來又在北京以及上海音樂學院學習。
1962年，王西麟畢業後分配到中央廣播交響樂團。儘管他創作出第一交響曲，但這個名曰中國交響樂團卻以伴奏和配樂為主，根本不搞交響樂。1964年“給領導幹部下樓洗澡”的“社教運動”進入尾聲。經領導一再啟發，年輕的王西麟終於對廣播局“民族化、群眾化、廣播電視化”的文藝方針提出了不同意見。
“厥詞一出，先是開除共青團，下放郊區勞動一個月，繼而被定性為“內部專政人員”。28歲的王西麟嚇得瑟瑟發抖，自覺自願地深挖“陰暗心理”：看到紅色和毛主席像都害怕，睡夢中父親的幽靈突然出現在床頭……越交代越糟糕。此人不能在北京的喉舌部門工作，下放山西。“三千個農民才能培養一個大學生，我太糟糕了！”帶著洗心革面的決心，王西麟來到只有三、四十人的雁北文工團。無論王西麟如何努力改造自己，但他永遠被劃在了可靠人之外。
王西麟在下放山西雁北文工團時的留影。身後這間屋子，後來成為夜晚拷打他的地方。
1965年冬天，下放已整整一年，回北京的事卻沒人提，王西麟開始整宿說胡話，大喊大叫，被確診為“神經官能症”，住進醫院。住院第六個月，“文革”開始，王西麟的檔案被公佈。人們很快知道他攻擊過黨的文藝方針，是被北京的單位開除的。於是，批鬥、毒打、羞辱、一個接一個的批判會，王西麟的門牙被打掉，左耳喪失了30%的高頻聽力。直到1970年底，由於晉東南歌舞團要學樣板戲，卻找不到一個人會看譜，於是王西麟被調到山西長治，又重新開始搞音樂。“灰頭土臉了7年，王西麟又在人群中找到了跌碎已久的尊嚴。”
夢裡依然被批鬥 百口莫辯
然而接下來他的命運依然坎坷。早在25歲就創作出《雲南音詩》，中國著名指揮李德倫也推薦他到太原或西安等大一點的歌舞團去工作，但由於在檔案中屬於“內部專政分子”，誰也不要他。在心如死灰的38歲，王西麟結婚了。幾天後夫妻倆就開始吵架，丈夫還是想往高處走，妻子卻覺得長治不錯，何必折騰呢？
在山西下放14年後，王西麟才回到北京。42歲那年，王西麟開始自學現代作曲技巧，學勳伯格、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潘德列斯基……創作於1982年的交響組曲《太行山印象》第四樂章《殘碑》裡，12音體系已經運用自如：樂隊鋪墊出冷峻的背景音，巴松嗚咽吹出的哭墳調子，似乎隨時都會被冰冷的空氣凍住，被凜冽的山風吹散。這段音樂的靈感來自1970年代，王西麟在長治最偏僻的鄉下，看梆子老戲的經歷。
1981年，王西麟參加黃健中和陳凱歌執導的電影《一葉小舟》的拍攝。全劇組都知道：“王作曲”睡覺大喊大叫，跟人辯論，有人物，有情節，有高潮。他們不叫醒他，在他床頭圍了一圈，看他叫喊，長久作為笑談。
在人們的印象裡，王西麟不善言辭，“他特別敏感，別人眼神言語中一丁點不信任都會被他捕捉到。他極力想把話說明白，嗓門越升越高，話越說越急，越說越亂”，最後給人語無倫次的感覺。他情緒極易亢奮、焦躁，與人稍有齟齬，就彷彿回到百口莫辯的捱整時代。
《第三交響曲》 紀念被槍斃的老師
2009年底和2010年的春夏，王西麟像一個困獸，在家中反覆踱步，深夜給遠在德國的女兒和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打電話，訴說創作中的焦慮、得失：他想創作一部作品，紀念那個被槍斃的恩師：陸洪恩。
1957年在上海軍樂學校訓練班，陸洪恩教過王西麟半年鋼琴課。陸洪恩曾冒天下之大不韙直言“工農兵應該向貝多芬學習，而不是貝多芬向工農兵學習”，也曾直抒胸臆大罵“樣板戲是破爛女人搞的破爛玩意兒”，陸洪恩最後被槍斃了，死的時候儀態從容，高喊“赫魯曉夫萬歲”。什麼樣的音樂才配得上陸洪恩強大、純淨的內心？
林沖是他大腦中的第一道電光石火。林沖誤入白虎堂，一邊被拷打一邊甩著辮子唱“八十軍棍打得我沖天憤恨……”他還想起青少年時代聽過的秦腔老戲。年幼的他對《游龍戲鳳》一類貴族戲不感興趣，偏偏對苦戲記憶猶新。
“我常想，‘風蕭蕭兮易水寒’當年是用什麼調子唱出來的？今天的語言跟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呼喊是一樣的。”樂隊排山倒海地渲染鞭打，鋼琴是屈死的冤魂，中國戲曲特有的“復調”——繞弦和緊拉慢唱將兩者齧合在一起。為了創作，四個月草稿積了厚厚一疊，橡皮用掉八、九塊。十根油條、兩盒涼麵是他一天的伙食。等他寫出初稿，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第四交響曲》後 不該說的話
1999年，臺灣交響樂團團長陳澄雄邀請王西麟創作一首交響樂，表達他對即將過去的20世紀的看法。這是王西麟《第四交響曲》的由來。一切順利，北京市文化局也很支持，甚至給王西麟供職的北京交響樂團劃撥了40萬經費，要為王西麟辦一場個人專場音樂會。
不過在會上，王西麟即席演講，就“20世紀最大的悲劇”說了一句在別人看來“當時不該說的話”。他還在其它場合表示：“一個領袖一首簡譜歌的時代早該過去了……”“‘文革’已經過去34年了，和‘語錄歌’一樣代表‘文革’文化的‘黃鋼協’至今仍在演奏。中國音樂界40年拿不出一個新作品？這是我們所有人的羞恥。”
正由於這些大實話，王西麟一直沒有得到重用的機會，甚至多年來在國內音樂學院謀不到一個哪怕是講師的教職，從1990年代開始，王西麟教過不少“黑課”，很多音樂學院的年輕人上門拜師，但這些人極少在公開場合說自己是王西麟的學生，論文中也絕口不提王西麟的名字。
“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建基於歐洲的先鋒派。中國的作曲家和世界隔離了數十年，而王西麟能不受限於他國家的主流樂風找到自己獨特的語言，他值得成為格拉維委音樂獎這樣嚴肅獎項的得主。”十年前，當代大師波蘭作曲家潘德列斯基曾這樣評價王西麟的《第四交響曲》。“這是大師的作品……充滿火焰般的力量。”六年前俄羅斯作曲大師索菲亞?古柏多琳娜對《四重奏》和《鑄劍二章》讚不絕口。
但“牆內開花牆外香”、“出口轉內銷”的成功路徑，在王西麟身上並不起作用，至今，王西麟在中國普通民眾的認知範圍內，還是一個陌生的作曲家。人們不禁要問：中國還有多少人才被這樣扼殺窒息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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