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疫情急轉直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顧問委員會一名委員Seyed Mohammad Mir-Mohammadi因感染新冠肺炎於2日不治身亡，而伊朗也成為除中國外，世界第四大疫情感染國，其染病人數也不斷上漲。
這時候，“好心好意”的美國粉墨登場，表達了“隔空問候”。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聲稱要向伊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幫助控制疫情。但隨後，蓬佩奧話鋒一轉，又對伊朗的政權進行了一連串攻擊，諷刺伊朗是“邪惡國家”，大有盛氣凌人之勢。
對於美國的“好意”，伊朗外交部發言人伊朗外交部發言人斷然拒絕，毫不留情面地指出懷疑美國進行“援助”的真正目的，也不願意接受僅以“口頭修辭”形式提供的“援助”，更不需要美國的“乞憐”打擊伊朗的抗疫士氣。
不指望、不接受、不認同，這“三不”政策，讓美國“熱臉貼上了冷屁股”，尷尬萬分。
為什麼伊朗如此“不近人情”，對美國的“好意”給出瞭如此冷淡的回應呢？原因很簡單，伊朗心知肚明，美國所謂的“人道主義救援”，本就不懷疑好意，披著含情脈脈的“人道”外衣，但實際上背地裡卻做著擴張霸權的勾當。
美國這次所謂的“人道主義救援”，真的“人道”嗎？未必！此前，美國公然刺殺伊朗國家高級領袖蘇萊曼尼，造成了中東的局勢愈發動盪。在此之後，美伊兩國關係迅速惡化，特別是在伊朗襲擊了美軍駐伊拉克軍事基地後，特朗普更是揚言要“給伊朗不成比例的嚴厲報復”。就是這樣色厲內荏的威脅，就怎會讓伊朗相信美國一夜之間突然“變臉”，能夠給伊朗帶來“愛和溫暖”？
伊朗心裡很清楚，如今整個國家之所以變得四分五裂、一度達到崩潰邊緣，完全是拜美國所賜。二戰後，地處波斯灣的伊朗成為了中東石油大國，也因此成為了美國眼裡的“肥肉”。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公開與美國扶持的傀儡政權撕破臉皮，也導致了美伊兩國之間長達40年的“恩怨史”。
40年的制裁，讓伊朗從一箇中東富國，淪為了美國眼中的“失敗國家”和“邪惡軸心”，失業率20%以上，而且還在不斷增長。大量的年輕人沒有工作崗位從而參與叛亂，這成為伊朗動亂的最直接原因。同時，伊朗的經濟萎縮達到30%以上，通貨膨脹率超過35%，也因為美國的經濟制裁和石油禁運政策，導致伊朗每年的石油受益減少達萬億美元之巨，高達數千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也在美國的主導下被凍結，完全把伊朗逼向了國家崩潰的邊緣，也令伊朗進入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國家衰退期。
這樣的深仇大恨，伊朗能“說忘就忘”？更何況制裁的舊疤未愈，又填刺殺蘇萊曼尼的新傷，伊朗又怎會“好了傷疤忘了疼”，立即和美國“冰釋前嫌”？
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很清楚美國所謂的“援助”到底葫蘆裡賣的什麼藥。儘管美國口口聲聲地鼓吹，自己的“慷慨援助”協助解決了受災國的非傳統安全問題，穩定了地區的局勢，維護了區域的和平與安全。但是，伊朗卻很清楚，美國正是通過這種“打一巴掌給個蜜棗”的方式，在潛移默化中通過“軟權力”影響目標國家，由此建立認同感，還能夠藉機提升自己“樂善好施”的國際形象，以此達到了“一石三鳥”的目的。
事實上，在這樣的“援助”背後，都能看到美國“夾帶私貨”的影子。美國屢屢動用軍隊參與人道主義援助，美其名曰是“提高援助效率”，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一種“秀肌肉”的威懾方式，意在警告受援助國必須“言聽計從”，否則美國可能與之爆發軍事衝突。
讓軍隊堂而皇之地介入“人道主義救援”工作，很明顯是一種變相的軍事威脅，以根本目的在於維護美國的世界霸權和軍事影響力，從而強化地區控制，並讓人道主義援助和政治、軍事行動界限模糊。此外，摻雜了政治利益的“援助”，強化了受援國的依賴心理，也為美國日後的政治滲透大開方便之門。
只不過，美國的這種“人道主義援助”演技太過拙劣，所以屢屢露出馬腳。當初，美國單方面宣稱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存在與恐怖分子勾結並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的危險，於是大舉出兵挑起了伊拉克戰爭，攪亂了中東的政治秩序，控制了中東的石油運輸權。阿富汗戰爭結束後，美國“好心”地幫助阿富汗進行戰後重建，但聯合國直接質疑美軍大規模介入人道主義援助已經損害了國際非營利組織工作的中立性，而且還在空投的食品中夾帶傳單，甚至援助物資的包裝顏色與集束炸彈的顏色都極為相近，實在難以讓人信服美國“不藏二心”。
奉勸美國，還是收起這幅“人道主義救援”的偽善嘴臉，擦乾鱷魚的眼淚。因為，這樣拙劣的演技，真的沒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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