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臣是宋仁宗時期的一名文人士大夫，他以進士高科入仕，在北宋前期的政治舞臺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其仕宦生涯前期，王堯臣主要在州縣地方及臺諫任職，而安撫陝西是王堯臣仕宦生涯中的"高光時刻"！
王堯臣安撫陝西的仕宦經歷開始於慶曆元年正月出任陝西體量安撫使，至同年八月回朝，擔任這一職務大約半年多。這一時期正值宋夏戰爭的緊張階段，王堯臣在任職期間力保韓範，初次對陝西防務提出系統建議，並指出延州等三次戰役失敗原因，建議以守代攻。後來事實證明了這些建議是深諳陝西防務現實的真知灼見。
西夏國源於唐末拓跋思恭所建夏州地方割據政權，自宋太祖時李繼捧納土歸降，西夏便一直被視為北宋附屬。宋仁宗寶元元年十月，西夏國主元昊正式稱帝建國，北宋政府對此態度強硬，"詔陝西、河東緣邊舊與元吳界互市處，皆禁絕之，"對西夏實行經濟制裁，隨之雙方關係急速降溫。
至次年正月，元昊再次向北宋上表，"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已明顯對宋有不臣之心。宋政府詔削元吳官爵，募人擒元吳，宋夏從此開始進入戰爭狀態，但在開戰初期，宋軍累戰不利。
當時的陝西路是宋太宗至道三年所設十五路之一，治所在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市)，在當時是對西夏作戰的前線，形勢不容樂觀。就在王堯臣赴陝西次月，元昊寇渭州，在好水川大敗宋軍，宋將任福等戰死。當時作為主帥的韓琦被追究戰敗責任，最終被奪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一職，貶知秦州。
這時陝西前線另一主帥范仲淹，因為擅自回覆元昊書信而沒有事前奏聞朝廷而獲罪，被奪去陝西招討副使一職，貶知耀州。陝西前線兩名主帥同時被貶，這無疑會影響邊防形勢的穩固。針對韓範二人應負罪責問題，朝廷內部展開了激烈爭論。
在任福兵敗好水川之後，韓琦主動向朝廷上書請罪，諫官孫沔等主張削減韓琦三五考官資，以觀後效。這時經略安撫使夏竦上奏，說韓琦在戰前曾以檄文戒喻任福，讓其不要貪功冒進，並且事後在任福的衣帶中拿到了韓琦當初所發檄文，因而戰敗罪責不在於韓琦。
當初范仲淹派韓周等人進入西夏與元吳談判，事前並沒有奏聞朝廷，後來又因為元吳言辭傲慢而擅自焚燬回信。朝中大臣認為范仲淹此舉是擅權自專，在宰相呂夷簡詰問下，韓周把罪責都推到了范仲淹身上，宋庠向宋仁宗上言請求處斬范仲淹。而杜衍認為范仲淹本意是要招撫叛羌，不能過度責罰，呂夷簡、孫沔等也站在了杜衍這一邊。
當時剛剛上任不久的王堯臣即刻向朝廷上奏，認為此二人是天下之選，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能因為小的過失就將其罷免。並指出好水川之敗，是因為任福不聽從韓琦節制所致，韓琦不應當承擔戰敗責任。王堯臣既然是奉旨體量安撫陝西，對前線將帥任免自然有話語權。最終在朝中夏竦、杜衍等人幫助下，韓範二人被從輕發落。宋仁宗以手詔撫慰韓琦，韓琦雖被貶而仍能掌管軍務，也帶職如故，朝廷對他只作出了輕度處罰。不久之後韓範二人相繼復任邊帥，得以繼續主持西北軍務。
應該指出，王堯臣的進諫是深合時宜的，因為自韓琦和范仲淹主持邊防以來，積極整頓防務、訓練士卒，在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宋軍不利形勢，使西夏不敢輕易進犯。二人合稱"韓範"，是西北軍民抵抗西夏的一面精神旗幟，若因小過被罷，必定會動搖前線人心。
可見王堯臣對陝西邊防形勢是有深刻認識的，安撫陝西期間能處處從大局著眼，可以說是典型的“文臣知兵”的典型，為扭轉邊陝西路防形勢做了較大的貢獻，是宋夏戰爭中的幕後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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