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似乎是我們國人永遠的痛，很多人把鍋甩給了清政府，甩給了北洋海軍以及李鴻章，這其實是有失公允的，不能把戰爭簡單歸因。戰爭所消耗的畢竟是兩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以及交戰過程中兩個國家的戰爭動員能力。在戰爭爆發初期，日本政府以及財界就為鉅額軍費籌措資金，有主張日本全民捐款的，也有主張發行國債的，還有主張在倫敦發行外債的。但是日本政府並沒有動員全體國民捐款，也沒有借外債，而是合理利用短期借貸，增加貨幣供應，發行國債以及很多近現代金融手段，籌措了大量資金支持戰爭。
日本打仗的錢是從哪兒來的
甲午戰爭開戰前，不僅僅是清朝，甚至國際輿論都認為，日本在財力上是遜於清朝的，因為日本整年的財政收入不到9000萬日元，摺合白銀不到7000萬兩白銀，要知道當時清政府僅鹽稅收入一項就5000萬兩白銀，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當時清廷盲目樂觀。即使如今，很多人還在宣稱甲午戰爭期間，是日本民眾以及財團無私地支援了戰爭，才讓日本成功籌措了戰爭所需要的經費。很明顯這是把感情因素加入戰爭當中，而忽視了政府利用財政金融工具的能力。
在甲午戰爭前一年，日本政府就已經開始為這場戰爭做準備了，在1894年10月23日，經國會審議通過政府提出的法案《臨時軍費預算》，天皇批准了總額為1.5億日元的軍費預算。這些軍費的來源主要有5種方式，正常預算中的準備金以及財政結餘、公債、銀行借款、國民捐款，佔領地雜項收入等組成。其中公債和財政結餘是日本軍費的主要來源，佔軍費的97.4%，其中公債佔整個軍費總額的51.9%，是日本戰時軍費的主要來源。有沒有國民捐款呢？確實有，但是所佔比例不到1%。
甲午戰爭軍費收支
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民眾的情緒確實非常高昂，被稱為日本近現代啟蒙之父的福澤諭吉宣稱：“我輩的生命不足惜應該戰死於征途中，戰死於北京城下；我輩的財產不足惜應當將其全部充作軍費。”鼓動民眾以及財團為戰爭捐款。要求全國人民捐納資金以贊助軍費，或是郵寄物品慰問軍人，僧侶等要為戰爭勝利祈禱，福澤諭吉認為軍費在千萬日元以上，因此要求日本民眾進行義捐。並且在當時日本發行量最大的《時事新報》發表了《大量籌措軍費》的社論。
伊藤博文以及同為長州藩出身的井上馨主張“捐款說”，要求民眾根據自身貧富狀況捐出百萬日元，或者十錢，認為4千萬日本人只要平均每人捐出1元，就能籌集到4千萬日元，但是整個募捐活動結束之後，捐出1萬日元以上者僅有5人，整個戰爭期間的捐款不到200萬日元。
福澤諭吉
而且當時日本政府也沒有強制民眾捐款，曾長期擔任大藏大臣並對日本財政金融狀況最為熟悉的松方正義堅決反對，他認為勸誘國民特別是富商捐款，勢必會引起經濟恐慌，他希望通過在國內發行公債的形式募集軍費。他認為不論國民愛國與否，都不會樂意把自己的辛苦錢捐出來，而且整個軍費也遠不止當時預算的4000萬日元，對大清國的戰爭至少不低於1億日元。
1894年8月份，天皇頒佈敕令，允許日本政府為籌措軍費，可以採取挪用、借款、發行公債等特殊手段。之後日本政府發行年利率6%的的軍事公債，共計5000萬日元。但是這5000萬日元僅能夠支撐半年的軍費，後來英國人提議，願意提供年利率4%的2億日元的貸款，儘管條件優厚，但是日本政府沒有接受這筆鉅額外債，不過在之後日俄戰爭當中，日本才向英國借出這筆鉅款。英國想利用日本，實現自己離岸制衡的戰略，實現對清朝的壓制。
松方正義
此後在1894年10月23日，天皇又批准了1.5億日元的軍費預算，到了1895年3月份，帝國議會又通過追加軍費預算1億日元，此時整個日本戰爭預算共計2.5億日元。實際上日本前三年的財政規模分別是1891年8000萬日元、1892年8700萬日元、1893年8500萬日元。這2.5億日元的預算無疑是天文數字。鉅額的國債募資對日本的金融市場也會帶來了巨大沖擊，大藏省也考慮到日本國內經濟承載能力有限，規定了分期付款的形式。
日本銀行的巨大作用
1885年尹藤博文與李鴻章在天津會面的時候，建議清廷鼓勵民營企業，建立銀行，可是當時的李鴻章不以為然，認為發展國有企業，戰爭期間只有國有企業才能夠為國家所用。可是真的等到戰爭打響，那些企業實際上都是地方政府的，更確切地說是地方總督的。地方總督雖然手裡有錢，比如金陵製造局，江南製造局都有很高的利潤，但是企業要發展，借不出任何錢給清政府。沒有現代的銀行系統，清朝政府無法在戰爭期間，短時間內融到足夠的資金。
李鴻章伊藤博文
日本的銀行是在1882年10月10日成立的，是在松方正義主導下設立類似於英格蘭銀行的中央銀行。在此之前日本實行分散的國立銀行體制，很多民間資本銀行在政府許可的情況下都可以發行貨幣。日本銀行最初的使命，是為了改善當時貨幣濫發的問題，松方正義通過設立日本銀行，整理貨幣以及通縮政策，不到2年的時間穩定了貨幣價值。
隨後1884年，又通過了《兌換銀行券條例》，日本銀行取代了原有的國立銀行，發行了可與金銀等硬通貨可自由兌換的貨幣，成為當時發行貨幣的唯一金融機構。在壟斷貨幣發行權以及自身白銀等硬通貨準備充足的情況下，日本銀行成為日本的金融中心。而且其發行的貨幣，在日本國內擁有極高的信用度。在對清朝作戰的軍費，難以通過發行公債募集的時候，日本政府通過向日本銀行短期借款的方式，來填補超支的戰爭軍費，同時日本銀行管理各地銀行的便利條件，臨時挪用了用於政府正常開支的收入。
日本利用短期的挪用，臨時代替預期的國債，由於當時國庫實際上也在日本銀行的管理之下，所以日本銀行可以利用收支的時間差，在一定時間內將閒置的資金補貼軍費需求。而且為了消除民間資本對公債信用的擔憂，日本銀行替公債進行擔保，而且日本政府規定，這些公債可抵貸款，相當於我們現在的不動產，每95元公債，可抵100元貸款，從而保證了公債的流動性。日本在戰爭期間發行了第二批公債，規定年息5%，應募總額居然高達9030萬日元，國債的發行空前成功。
反觀當時的清政府，甲午戰爭期間，息借商款共計1102萬兩白銀，而且還是官府強派勒索所得，實際上是強迫捐款，這讓廣大商人對清廷提供一定利息的募集金這種形式的公債極其反感。剛開始清朝的借款打算針對的是外商銀行，由布政司或者海關稅務司牽頭髮行，利息是按照外債年利率8%，而且還用海關稅收做擔保，無論從收益還是信用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翁同龢
但是戶部尚書翁同龢建議“開海軍報效之例”，也就是說報效國家的時刻到了，要求還款期限為20年，而且前幾年還息不還本，政府對商戶的借款實際成為變相的索款。而且戶部點名重點區域天津、廣東、山西等商埠，而且圈定重點大商賈，殷富紳民等，並且還有最低限額。直至戰爭結束，京師、直隸籌得200萬兩，山西40萬兩，相比於從戰爭期間從匯豐銀行借得1000萬兩白銀，以及300萬英鎊，可以說息借商款對清廷的幫助非常小。
日本銀行在戰爭期間，除了向政府提供短期借款以及挪用其他款項外，還積極向民間注入鉅額資金。雖然戰場在朝鮮和中國大陸，但是日本支出的大部分資金最後還是迴流到日本。而此時的盛宣懷還在利用國家力量，併購民營資本，打擊民營經濟。
盛宣懷
日本政府在非和平時期，利用財政金融工具，促使各界民眾在經濟上支持甲午戰爭，自戰爭爆發到對中國作戰結束的1895年4月為止，日本完全依靠國內力量及時籌措到鉅額軍費，支出高達1.17億日元。充分的資金保障，是日本取得對中國作戰勝利的核心因素之一。反觀清朝，沒有跨期的金融工具-國家銀行，導致其只能借債或者壓榨百姓，最終導致戰爭期間經費實質不敵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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