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豆儿豆儿

一，古代人口流动小，传染病一般就只在一个城市传播，相当于变相隔离。

二，实在是止不住的时候，屠城。

破晓修罗

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我也是听前辈老人们说的，在很早以前我们这里的邻村也发生过传染病疫情，那个时候传染也是很快的，医学不发达，不像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过去就只能靠自己了，主要就是隔离，因为旧社会交通不方便，没有车，只能靠两条腿，所以哪里一有传染病，外村的人自己就不去和他们接触了，所以隔离是最好的办法，在加上过去有些懂点医术的中医也会乡亲们出谋划用中药预防，总之能把疫情控制住就好！

农村老崔

办法很简单。古代人口流动性小，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出村，官府把关隘城门一关，疫情就控制住了，肯定不会发展成全国性的瘟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吃中药，药能治愈则治愈，如不然，就只能等瘟疫自己消散了。至于染病者能活下多少人，全看病毒有多强。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差异，因为很多人光靠自身免疫力就能顽强的活下来。

简而言之，古人对瘟疫的控制手段，就是简单的“防”和“堵”。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里推荐一部电影《大明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到了近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官府能做的工作比古代多了一点。但如果没有针对瘟疫的特效药发明，官府对瘟疫的控制，仍然只能是防堵为主，没有更好的办法。

举例子说——“1910年东北鼠疫事件”。

1910年10月底，黑龙江省满洲里的一家客栈连续出现客人突然暴死事件。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先发烧，然后咳嗽不止加吐血，最后因为呼吸困难而死。死掉的人，皮肤浑身都会呈现黑紫色，异常恐怖。

PS：这场鼠疫源自沙俄，但沙俄方面没做合理控制措施，导致不少中国矿工染病，所以最先出现鼠疫的地方就是位于两国边境线上的满洲里。

客栈老板被吓坏了，再加上客栈频繁的出现客人突然暴死的现象令客栈凶名大盛，无人再敢住。于是老板决定关店，先回家过年。

但是，最吊轨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客栈老板回家不久，也突然暴毙身亡。亲戚们为老板停尸五天，举办丧礼。结果丧礼还没办完，客栈老板老家村子里便不断有人病倒，乃至暴毙而亡。

最后，整个村子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就变成了鬼村，到处都是呈现黑紫色的尸体。

看到这里，现在正在家“闭关”的朋友应该都能猜到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由于这是传染病，每一个接触到感染者的人都有几率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所以这场瘟疫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就从满洲里，蔓延到了黑龙江全省。

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两天后，工人死亡，事后被确诊为鼠疫。

由于该名工人生前与很多人都接触过，所以不久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好多哈尔滨家庭都是全家突然暴毙。就连负责维护现场和处理案件的警察、医护人员也纷纷染病倒下。

转瞬之间，鼠疫就像是开闸了的洪水，迅速在哈尔滨蔓延开来。

截止到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

注意，这只是一天的死亡人数。

哈尔滨“沦陷”不久后，1911年1月初，长春和沈阳先后“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更可怕的是，由于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瘟疫可以沿着铁道网迅速蔓延到关内。所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希望朝廷赶紧想办法，否则过不了多久，京城就沦陷了。

疫情如此凶险，势不可挡，清政府高层当然不敢怠慢。所以没过多久，由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极力推荐的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博士便成为了治理这场鼠疫的总负责人。以全权总医官身份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先生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当天夜里，他就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进行深入调查。

其实早在1910年11月8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后，死者那极其明显的死状立刻就让在哈尔滨工作的沙俄和日本医学专家联想到了鼠疫。并且次日通过化验也确认了这一结果。

所以此时此刻，摆在伍连德面前的，不是确定这场瘟疫是否是鼠疫，而是鼠疫到底是从何而来？又应该如何防堵？

不找到鼠疫根源，防疫就无从谈起。

在伍连德调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前，东北当地政府听从了日、俄医学专家的意见，全东北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老鼠行动。因为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普遍都认为鼠疫是跳蚤从老鼠身上再传播给人类的，比如当年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就是这么传播的。所以日、俄专家便认为只要打死老鼠，就能掐断瘟疫源头。

然而事实证明，日、俄专家搞错了方向。东三省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可瘟疫蔓延的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

瘟疫源头不是老鼠，那又是什么呢？

后来伍连德通过实地了解，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很多人与患者没有发生过身体接触，可依然会被感染。

前面说了，传统鼠疫是通过跳蚤这个中介间接传染到人体身上的，所以传统鼠疫要想扩散开来，被感染者与源头感染者之间，一定会有身体接触。可是，伍连德现在发现的信息却推翻了这一结论。于是这让伍连德开始有了一种猜测——这不是一般的鼠疫，而是一种变异过的，更凶险的鼠疫，它脱离了接触传播的限制，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

而且伍连德通过对傅家甸区域的土拨鼠皮毛采样化验，也证明了自己的猜测。这就是新型鼠疫，而不是传统鼠疫。

PS：沙俄人和东北人都喜爱穿貂皮，但野生貂太少，于是就有很多人用土拨鼠的毛皮来代替貂皮。伍连德经过化验，得出了这场鼠疫的源头就是来自土拨鼠的皮毛。

有了调查结果，伍连德很快就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比如做隔离，给每个医护人员配发口罩等。

然而，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却受到了日、俄专家的反驳。他们认为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人与人之间没有身体接触也能传染上鼠疫？开什么玩笑？

为了反驳伍连德，法国医学专家梅斯尼决定进行实地调查。他于1911年1月5日前往中东铁路医院探视鼠疫患者。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并未戴口罩，就直接对四名患者进行了诊察。他绝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或唾沫传染。按传统鼠疫的传播方式，他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结论就是对的，这就是一种经过变异后的新型鼠疫。梅斯尼在接触患者后不到三天，就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次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尽管梅斯尼第一时间入院治疗，注射了抗鼠疫免疫血清，但仍然医治无效，最后暴毙而亡。

梅斯尼死后，整个世界医学界哗然，大家都不敢再质疑伍连德，于是关于控制鼠疫，也就按照伍连德的方案正式全面展开了。

首先，清政府下令，封锁山海关，并在山海关外设立三道军事防线。从1911年1月13日开始，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要先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待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鼠疫的观察期是五天）。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其次，东三省总督下令，从1911年1月14日开始，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停止运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

其三，所有人都配发口罩（伍连德发明了一种因地制宜的棉纱口罩，佩戴方法和如今流行的主流口罩基本相同），而且强制要求佩戴，不戴口罩者直接抓捕。

其四，严格控制人员窜门现象，尤其是哈尔滨鼠疫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被划分为了四个小片区，这四个片区的老百姓分别配发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口罩。警察通过口罩颜色不同，控制不同区域内的老百姓相互窜门。

应该说，这是非常科学的防疫制度。

不过，尽管当时在伍连德布置并实施了各种科学的防疫措施，但疫情没有得到遏制，继续愈演愈烈。

防治措施没有效？老百姓纷纷质疑，以至于人心惶惶。一种恐惧和绝望的心情在民众中间蔓延开来。

伍连德认真审视整个防控措施，终于发现还存在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尸体。因为鼠疫杆菌可以在尸身上存活很久，如果不把尸体处理好，鼠疫不会结束。

起先，伍连德想把尸体做深埋处理。但当时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积雪达七寸高，不可能挖开土地埋葬。而如果等着春天雪化了再让死者们入土为安，到时候鼠疫又会传播开来，导致东三省再度“沦陷”。

于是深思熟虑后，伍连德奏请朝廷，请求以焚烧尸体的方式彻底断绝鼠疫。

按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把遗体烧了，这是大不敬的事情。并且一次性要焚烧几千具尸体，这是绝对不能让人接受的事。

所以伍连德的这个提议一经传开，立即就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

不过好在当时远在京城的摄政王载沣没有犹豫，他准了伍连德的奏陈。于是在有了朝廷支持的情况下，东三省所有感染鼠疫的死难者遗体全部被焚烧。这是当地，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烈火足足烧了几天才熄灭。

遗体全部焚烧后，奇迹出现了。

从1911年2月20日开始，东北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下降。

这是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

到了1911年3月1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

此时距离而距离伍连德下令焚尸的那天，刚好过去一个月，距离清政府封锁山海关，过去了47天。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即说明，席卷了全东北，导致数万人死亡的鼠疫，得到了控制。

总体而言，传染病有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这两个要素，会因病毒的不同而不同。但不管是什么病毒，其对人类的伤害是一样的。

换而言之，如果出现传染病，你我他，大家都是易感人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所以一旦出现传染病，大家要做的就是尽量配合组织，一定要戴口罩，尽量不出门，切断传播途径。只要大家别瞎恐慌，听从安排，过了这个时期就行了。

千万别传谣，别传谣。也不要崇古贬今，觉得古人就能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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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疗水平非常落后，三年就有一次小瘟疫，十年就有一次大瘟疫，死亡率非常高，比如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因为瘟疫在一年中就死了五个。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

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其次，接种减毒疫苗。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疫苗和麻疹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第三，对传染病进行隔离。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

“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

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

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第四，建立防疫管理。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护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护要参加治疗。

第五，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

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第六，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

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第七，普及医学知识。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

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

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

第八，朝廷在疫区免租赈灾。

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九，重视灾后安置。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出现“万户萧条鬼唱歌”的悲惨状况。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

西汉时期，汉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

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

唐玄宗在大疫其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

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是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古代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由于中医的有效治疗及预防，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厚德载物49847

不要低估古代人的智慧，古代虽然医疗条件落后，但是也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对疫情进行控制的。

我国周代就对瘟疫有了记载，是世界上明确有文字记载瘟疫最早的国家之一

关于瘟疫在我国史料中很早就有了记载。

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中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我国史料及医书中记载的瘟疫实际上就是现在官方术语传染病。

疫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又称做瘟疫。瘟和疫同义，均指传染病。顾名思义“瘟”字与气候升温有关。

《黄帝内经》之《素问·本能病》篇说：“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

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可以说我国古代在很早就知道传染病的危害了，而且对其成因及危害有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对比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的时候大部分欧洲人认为是上帝的惩罚，高下立判。

古代医书对瘟疫的治疗及预防有详尽的描述

古代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

《黄帝内经》支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瘟疫虽然可怕，但只要提升人体免疫力，瘟疫病毒就难以攻破人体防线。同时还指出“避其毒气”，就是让我们要避免接触传染源。这些现在传染病的预防大同小异。

明朝医家吴又可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他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上面说的吴又可就是电影《大明劫》里的那个医生。

其实仔细翻看古代医书，对瘟疫有不少详尽的介绍以及方子，中医和现代医学是相辅相成，虽然有缺陷但也是不断进步和改进的。

古代官方及民间对瘟疫的防治手段

古代王朝在稳定阶段对于疫情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农耕社会，劳动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人口是最大的财富。

一、隔离法很早就被我国用于治疗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欧洲人才想到隔离患者，而我国在很早就用到了隔离法。

我国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可见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就对瘟疫采取了隔离法，可以说领先于当时各国。

二、用药剂诊疗。光隔离肯定是不行的，治疗瘟疫的药剂是少不了的，我国古代朝廷在瘟疫之年基本都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比如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临安出现瘟疫，朝廷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史载“活者甚众”。

再比如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效果也相当好。

三、将死者填埋，防治瘟疫扩散。在我国古代也很早就认识到死去的瘟疫患者也是传染源，这些人必须填满。一般就由当地官府出资，出钱让人填埋尸体。比如北宋仁宗年间，京城大疫，仁宗赵祯就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四、注意个人卫生，保护水源。说到这里我又要说道黑死病了，不是我黑当时的欧洲人，当时欧洲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瘟疫和水源污染，肮脏的动物有联系，而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就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

五、禁止食用病死、被污染等问题畜禽肉。早在我国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可见古代中国人是很智慧的，除了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外，对疫情的了解和控制实际上已经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

古代由于医疗技术、科技水平限制，大疫的破坏依然很严重，尤其是乱世中瘟疫杀伤力惊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科技、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疫情的危害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对疫情的控制也得心应手了。

我家的猫叫皮蛋

古代的医疗水平非常差，一旦爆发瘟疫，再加上交通落后，政府反应速度慢，在古代十室九空的现象就很容易发生。

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型瘟疫，也造就了很多名医，甚至一些医生在古代的药方在现代还在使用。

例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就描述了许多传染性疾病的不同治疗方法，直到现在，日本还在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疾病。

而导致疫情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大多数都在天灾发生之后还有战争等。

古代是怎么防止疫情的呢？

不治己病治未病

早在2000多年前诞生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己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就是在未发病之前先治病，这种治疗方法被现代医学家认定是最有效的预防疫情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10世纪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疫苗，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里的痘浆和痘疮结痂，或者是天花病人穿过的衣服去感染未患天花病的人，由于这种感染的天花比较弱，被接种人体内会对天花产生防御性反应，获得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方法后来传进西欧，促进了现代免疫医学的诞生。

卫生

古人非常注重卫生，秦朝就曾有刑法规定:不允许随地扔垃圾，衣冠不整面容不洁的人同样会受到刑罚，并且在城市地下设立下水道。而西方因为没有相关卫生条令，导致粪便满天飞，造成了瘟疫频发。

隔离

公元2年，青州发生瘟疫，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考古学家还发现，早在汉代就有了专门用来隔离患者的区域。

中医

在古代瘟疫爆发之际，中医系统的理论观念对治疗疫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分内治与外治，内治指的是各种草药，外治指的是针灸、艾灸等，许多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消毒与焚烧

消毒和焚烧可谓是古代减少瘟疫的两大法宝，利用生石灰把细菌杀死，然后把因病而死的人焚烧成灰埋在土里。

据统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由于中医的有效治疗及预防，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调侃历史

提到瘟疫，就想起了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2500万人丧生于此。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称霸全球的蒙古大军。黑死病就是鼠疫，常通过鼠蚤叮咬（啮齿动物→蚤→人）的传播方式将动物身上的病菌传播给人类。

既然蒙古大军能将病菌带入欧洲，那么华夏大地能幸免吗？史载，元明时期，中原灾害瘟疫频发，除了受到寒冷气候（小冰河期）的影响，蒙古沙鼠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据统计，大明国祚276年，有疫情的年份竟有118年，占比高达43%。其中，爆发在万历年间的疫情更是令人发指，据专家估计，1580年，山西、北直隶和河南三省的总人口大概2560万人，然而到1588年时，大概还剩下1300万人，死亡率高达40%多。

据专家分析，这次大瘟疫实则就是鼠疫，1571年大明重启明朝和蒙古的边市，同时，部分中原农民迁居蒙古草原，无意中入侵了蒙古沙鼠的栖息地。慢慢地，携带病毒的鼠蚤从老鼠身上跳到人类身上。大约1580年，山西率先爆发瘟疫。尽管大明立刻关闭了马市，然而疫情已经向中原蔓延。1587年，京师瘟疫盛行，到了1588年，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等地同时发生饥荒和瘟疫。

死伤人口如此之多，是因为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鼠疫，因此大明朝廷也没有太好的措施来阻止疫情的扩散。但是面对这样的灾情，朝廷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应对疫情的呢？

1）古时候，人们常将自然灾害瘟疫等看作是老天对执政者的警示或惩戒。因此，皇帝往往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同时要求朝廷官员修身反省，力惩贪官，清理冤案，减免赋税，赈济抚恤百姓。除此之外，还暂停宫廷舞乐，总之是期望老天看到执政者的悔悟，从而能早日撤回惩罚。

2）自洪武年间，朝廷为了应对多发的疫情，便在多地设有免费施药、施诊的惠民药局。而在京师，朝廷则会精心挑选太医，分别驻扎在京城内外，诊治病人，发放药材。据史载，明世宗亲自制订治疗瘟疫的“小饮子方”，命令礼部刊行。

3）隔离。年来水旱作灾屯，疾疫家家尽掩门。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还没认识到鼠疫为何物？但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只要接触患者就容易被传染，因此，便自发地通过禁足来隔离外部的传染源，从而保护自己及家人。

等到1911年的满洲鼠疫爆发时，伍连德虽然引进了西方的防疫方法，但显然对鼠疫还是束手无策，除了简单粗暴地将疑似病例隔离在官办的疫情医院。据说，先喝碗小米粥，接着泡20分钟的冷水浴，再换上薄棉袄。一顿操作猛如虎，是个人也该发烧感冒了，于是病情确认，从此，与外界隔绝，没有任何取暖设施，脸上撒上石灰，地上铺上石灰，病人就躺在冰冷的地上等死。病人死后，被统一深埋。

此举后来遭到很多家庭的抗议，人们不想被如此残忍地隔离，便刻意隐瞒家中的病人不上报，等到死后，才将尸体扔到外面。当然，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也许能保住一条命，但是也有可能因此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因此，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古代，甚至是遇上新病菌的现代，隔离仍是上上策，至少可以阻止疫情的迅速扩散。

读春秋思无忌

瘟疫自古有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已暴发过不止一次的公共疫情，那么古人们怎样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的呢？

　1、隔离

　　所谓隔离，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

　　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2、救治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3、止散

　　传染病又叫瘟疫，是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从而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复发。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如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据《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诏”条，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在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免费送医药的同时，要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在宋代，疫病发生后，各个皇帝也都要积极救治、拯恤，《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刚当上皇帝，便指示中书省负责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朱棣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然这些人为战争死亡，但对预防传染病的暴发，有直接的预防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也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记载，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当年带兵攻打晋人时，军中发生传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惧怕被烧死，“皆言无恙”。

4、预防

　　东汉张仲景著《金匮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此即强调预防为主。

　　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古人在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洒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雄黄、艾叶、菖蒲、苍术这些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古人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也进行“消毒”，李时珍就曾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对饮用水源的保护古人也很重视。比如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

　　由于受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家财力等因素制约，古代抗疫救灾的成效是有限的，面对瘟疫，现代的人类仍然在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做着不懈的努力。

时光隧道2019

根据凯尔·哈珀在《罗马的命运》一书中的记录，在体液说的理论支持下，盖伦医生尝试过多种“药物”：高地牛的牛奶、亚美尼亚的泥土、男童的尿液，还试过让患者含服某种液体干燥剂。

那位不幸感染的贵族青年阿里斯蒂德接受的治疗，包括了手术（在胸腔开刀）、用杯吸工具吸出体内部分血液，身体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02 祭祀：阿波罗与阿斯克勒庇俄斯

对于古罗马人来说，瘟疫流行不光是疾病本身那么简单，还有着宗教上的意义。

在他们的神话体系中，有两个是疾病有关的神明：

一个是阿波罗，他是典型的融合神，兼具光明、预言、音乐、医药等多个职责。

另一个是宙斯之子阿斯克勒庇俄斯，他手持双头蛇杖，是一位医术精湛的神明。

03 瘟疫之后：疫病与制度的“韧性”

好在罗马帝国自身有其“制度韧性”，在安东尼瘟疫过后，人口和经济生产能够迅速恢复。

所谓的制度韧性，是指在内外环境发生剧烈变动时，体制和制度能够灵活地提供支持。

而在2世纪的罗马，疫病流行时，农业生产被迫中断，这时城市中的粮食储存设施、政府平抑粮价等救济制度，以及民间的储备习惯等，使得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樱汐笔谈

瘟疫，从来都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瘟疫就像一个幽灵，时不时悄无声息地光临，收割一众易感生命后，在人们的惊恐中骤然离开。

关于瘟疫的记载，最早可以赘述到周朝，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啥意思？周礼上说，瘟疫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吕氏春秋说，气候反常的时候，则瘟疫容易横行。

这话太正确，华夏大地，今年是一个绝对的暖冬，于是铺天盖地的疫情就来了。

那么，古人如何控制疫情的呢？

第一招：隔离

古人不傻，很早就知道，隔离是个好办法。

《汉书·平帝纪》中就记载道：“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意思很明显，专门设定空房子，将其隔离。从两千多年前的操作来看，对于疫情的控制，隔离已经是广泛使用了。

关于隔离，其后历代也都有广泛记载，《晋书王彪之传》记载道：“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

有3人患病的家庭，官员不能上朝。看来朝廷非常重视传染病，担心大量官员被传染，或者皇室成员被感染。不得不说，古人的方法是有效的。

到了后期，隔离还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明代萧大享《夷俗记》中详细写道，一旦患传染病，不管是父母，还是兄弟妻子，统统不能相见。

清代有个牛人叫熊立品，他写了一本很牛的书《治疫全书》，里面写得很详尽，不仅要隔离病人，而且不能接触患者衣物，甚至在抬死者棺材时都要 注意，不要接触，哪怕是至亲之人。

总之，隔离是古代控制疫情的重要方法之一。有些早期隐瞒疾病，没有隔离的人家，一死就是一家。没有进行隔离的村子，一死就是一片，端的是恐怖至极。

药物治疗是古代最常用的控制疫情的方法，药物有吃的丸剂，有中草药汤，有药粉喷到身上的，也有随身携带的（像荷包一样挂身上的）。

东汉晚期，因为当时疫病横行， 死伤无数，有一个郎中的家族死去了三分之二。看到惨状，再看到有庸医昧良心挣钱，于是，此郎中潜心研究写出了《伤寒杂病论》，这对当时的疫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没错，这个郎中就是张仲景，中华五千年非常出色的一代中医。

隋朝巢元方写的《诸病源候论》中记载“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预防的概念，服用一些药物，使用一些手段，可以提前防治瘟疫。这是现代防疫学的概念，古人智慧确实在线。

之后，到了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不少抵抗各种疫情的方子，特别是对肺结核的传播和控制，书中有一些明确可操作的方法。

到了明代，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写道“饮屠苏酒以辟瘟疫邪气”，这是一种用酒防治和控制瘟疫的，这酒的发明者是华佗。

总之，古代的药物，是控制瘟疫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三招：烧熏、蒸熏方法

烧熏方法，现在还在用，比如烧醋来防治疫情扩大，特别是防治流感，常常用到。还有烧艾叶，或者点燃其它熏香，来达到一定作用。

烧熏方法，古代用的更加普遍，到处都是。

《周礼·秋官》记载道“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啥意思？可以点燃莽草、嘉草等，起到烧熏驱蛊防病。

这样的记载，《本草纲目》当中也是写的很清楚：“天行瘟疫，取出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这话很好理解，在瘟疫流行时，将病人 衣物进行蒸熏，一家人可能都不会被传染。“甑”就是一个蒸馍馍的用具。这个原理其实就是高温消毒。

第四招：饮食和卫生

对于疫情的控制，饮食和卫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鼠疫能扩展如此大，和饮食卫生有很大关系。

在黑死病的中后期，百姓再也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对于肉类，没完全熟，也是不吃的。对于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洗澡，将居住和生活环境尽量保持清洁。

这段话的意思不难理解，要保证环境的卫生状况，河水要及时疏通，井要多打几口，喝的水一定不能受污染。

各种历史故事告诉我们，饮食和卫生的控制，是古代控制疫情的关键之一要点 。

第五招：适当处理疫病患者尸体

当一个人患了疫病之后，他的身体就成了病毒或细菌的故乡，成了病毒或细菌撒欢的地方。人活着，病毒或细菌在。人死后，病毒或细菌还在。

该如何处理尸体呢？

古代，大多数人死后是要土葬的。

但是，对于患了疫病而死的人，一定要焚烧尸体，然后将骨灰深埋，埋了后再撒上石灰，总之，尸体一定不能再次成为传染源。

对于死者住过的房间，一律做消毒处理，主要的方式还是遍洒石灰，等疫情没有了，房子收拾干净，才可继续使用。有些人家甚至其后一直不用。

整体盘点，古代对于疫情的控制，主要是采用这么几方面：一是采用隔离法，二是采用药物法，三是采用蒸熏法，四是关注饮食和卫生，五是合理适当处理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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