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是否出現過類似於歐洲“文藝復興”的時期，古今中外有很多觀點，清末史學家梁啟超先生曾在其著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認為：“泰西自十五世紀文學復興以後，學者猶不免涉於詭辯，陷於空想。自培根興而始一矯之。有明末葉，正中國之詭辯空想之時代也。及時之亡，顧、黃、王、顏、劉諸子，倡實踐實用之學。得其大者，（乾嘉）…諸君，同時蔚起，各明其一體。其時代與培根同，其學統組織之變更，亦頗相類。”

據此梁啟超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出現在清朝中期乾嘉時期，這與清末的大環境有莫大的關係。日本不少學者也思考過這一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出現在古代，今天筆者與諸位分享一下日本學者的觀點。

一、什麼是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14世紀到16世紀發生在歐洲的一場反映新興資產階級要求的歐洲思想文化運動。11世紀後，隨著經濟的復甦與發展、城市的興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思想逐漸從以“神”為本轉變成以“人”為本，主張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現實生活中的幸福，倡導個性解放，反對天主教對人思想的壓制，這一思想解放運動

並且使西方文明逐漸趕超東方文明，特別是15世紀末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使歐洲各國在造船和航海技術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眾多周知，造船技術是一個國家綜合科技的體現，歐洲人通過航海在非洲、美洲、亞洲等地建立殖民地，掠奪財富，獲得了日後工業革命的財富積累，這才使西方國家發展成為列強。

二、日本學者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

日本學者對中國歷史研究非常詳細，特別是以京都大學為首的歷史學者形成的京都學派對中國史的研究著述頗多。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將三國至唐代稱為“中世”，宋代至鴉片戰爭期間稱為“近世”。

之後，京都學派另一位學者宮崎市定認為唐宋時期是中國的大變革時代，處於近世開端的宋代應該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期，這種觀點也得到了許多中國學者的支持。以往提起文藝復興，很多人覺得只是文學和藝術方面的革新，其實文藝復興代表了更先進的生產力，最重要的是科技的革新和思想的變革，中國宋代具備這些特點嗎？

三、中國宋代的主要特點

普通人對宋代的認知是經濟繁榮，但是在抵抗北方少數民族入侵時節節敗退，其實宋代時期的中國是一個經濟發達、文化燦爛的時代。具體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士大夫階層的崛起

宋代的官員主要角色是士大夫，隋唐時期興起的科舉制在宋代得到了發揚光大，無論地主階層還是平民子弟都能夠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命運，這樣一來以前固有的社會結構得以改觀。

比如唐代時仍有貴族階層，到五代十國時戰亂頻頻，漢民族大量南遷後改變了原有的階層，貴族階層逐漸沒落，到宋代後新興地主階級勢力興起。科舉考試需要掌握大量的知識，這些掌握知識的地主階級紛紛通過科舉成為官僚，變為士大夫，官員整體文化素養得以提高，促進社會整體文化氛圍傾向於讀書、知禮，這也代表了當時的文化發展方向。

2.文治政治的興起

唐末藩鎮割據，戰亂不斷，到了五代十國更是天下大亂。趙匡胤陳橋兵變後建立大宋，歷史的教訓促使宋朝從開國之初便有意識地調整“文”與“武”的關係。當然宋朝一統天下後，社會逐漸安定下來，這與水深火熱的五代十國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戰亂時，老百姓要想出人頭地，只有去當兵，建立軍功才能有一絲絲晉升的希望。但是社會安定下來之後，有了科舉制度，只要認真讀書便有機會，何必當兵拼命呢，於是宋朝社會上形成了“重文”的風氣，這是社會上形成的一股風潮，與朝廷的引導有一定的關係，當然對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同時，皇帝也重視士大夫階層，這種政治體制下，也促使老百姓“重文”。

雖然老百姓“重文”卻並不代表皇帝完全“輕武”。兩宋長期以來邊疆一直隱患不斷，需要時刻備戰，從這個角度而言，宋朝皇帝和統治階層也不敢“輕武”。應該說皇帝希望大宋朝文武並重，

3.文化與科技的進步

唐代至宋代的古文運動通過改革提倡古文、反對駢文，雖然表面上看似只是文體改革運動，其實這一長期運動既有文學的思想內容，又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

因此宋朝在哲學上出現了宋學，文學上出現宋詞，書法上出現了瘦金體，“蘇黃米蔡（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大書法家，留下了不少傳世名作，《清明上河圖》更是享譽國內外的書畫大佐。除了統治階級文化層次提高之外，老百姓在文化藝術上也提高了不少。

宋朝士大夫並不完全拘泥於科舉知識，對科技的追求也令人敬佩。通過科舉成為官吏的沈括編著的《夢溪筆談》，是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工藝技術及社會歷史現象的綜合性筆記體著作。內容涉及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各個門類學科，其價值非凡。

在科技方面，四大發明中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的應用在兩宋時期突飛猛進，不僅促進了中國生產力的進步，而且這些發明陸續傳到歐洲，為歐洲文藝復興打下了科技基礎。比如，西方大航海時代如果沒有指南針，在大海上就像沒頭蒼蠅不知道東西南北，也不可能發現新大陸，更不用說環遊世界，可以說中國兩宋時期的文藝復興，成就了歐洲的文藝復興。

4.經濟上的空前繁榮

宋代，城市經濟活躍，農村生產力也不斷髮展，而且宋代還出現了最早的紙幣——交子，

宋代至清中期，中國經濟依賴漕運太多，日本學者稱之為“大運河時代”，而宋代利用運河發展出人口密集的商業都市，也為後世城市發展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在明清之際運河沿線上出現了“四大都市”異常繁華，從北到南以次為淮安、揚州、蘇州、杭州，這與宋代活躍的漕運經濟有著密切的關係。

另外，宋代開始嶺南地區被納入到運河網中，宋仁宗通過開鑿靈渠將湘江和桂江連接起來，如果一個人從北方坐船沿運河南下，完全可以用水路到達廣東，再可以在廣東利用大船出海到南海捕魚或經商。這些交通線的打通，加強了中原王朝對邊疆和海疆的控制，進一步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甚至宋代偏僻的農村也被捲入到貨幣經濟的漩渦中，這是一個劃時代意義的變化。

5.民族主義的覺醒

宋朝常常受到北部、西部少數民族的襲擾，甚至出現王朝被顛覆的危機，在一次次戰亂中宋朝的士大夫逐漸形成了漢民族的民族意識，這對中國後世的影響非常大，這時期出現的程朱理學，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當然也有其歷史侷限性。其他少數民族也在與大宋政權交往中逐漸被同化融合，學習儒家學說自稱正統。

或許有人說宋軍與少數民族大戰中敗績居多，其實細數當時的少數民族如契丹、党項、女真、蒙古

宋朝抵禦少數民族入侵方面實力已經是不錯的了，當年蒙古大軍入侵中亞、西亞、甚至很多歐洲國家，基本上不用對峙，呈摧枯拉朽之勢，多則數十日少則幾日一個國家就被滅了。如果怪宋朝，就怪他們發展太迅速，文明上走在世界前列，不再野蠻殺戮，而是將精力放在發展經濟、民生、科技、文化等方面，正是宋朝在經濟上的巨大實力，才能維持數量巨大的軍隊，多次抵禦住了少數民族侵襲。

當時抵禦少數民族入侵難度很大，一是邊境線太長，邊境線有幾個少數民族政權並存；二是少數民族，騎馬集結非常迅速，集結後搶了東西就走，根本找不到他們，他們居住帳篷，無固定居所，也不能徹底殲滅。客觀來說，宋軍的戰力還是不錯的，換做其他國家早已經被滅，所以一味指責宋朝國力孱弱戰力不行對他們也是不公平的。

綜上來看，筆者基本認同日本學者的觀點，宋代基本上具備了文藝復興的特質，說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也不為過。當然中國人民不會只對過去的輝煌沾沾自喜，我們在新時代更應該凝聚力量、放眼未來，發揮中國人民的聰明才智，勇於創新再造中國偉大復興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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