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經濟的不景氣已是人盡皆知，種種相關論調也是見怪不怪，有人唱衰，有人擔憂，有人憤慨，有人扼腕。

經濟數據擺在那裡，問題的根源也擺在那裡，“前人之述備矣”，我們在此也不打算做過多的重複解讀。

但這不意味著東北經濟的話題可以到此結束。

身為一個東北人，筆者在春節長假返鄉探親期間，再度深深感受到家鄉“國企當道”的氛圍：過高的行政藩籬，讓民營企業難以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到處瀰漫著一股精神不振、活力匱乏的氣息。“投資不過山海關”這句俗語得以如此流行，自然有它的道理。

那麼，究竟怎樣的營商環境，才能給低迷的東北經濟重新注入活力？

筆者試圖藉助一個非主流經濟學——創新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來詳細回答這一問題。

掃盲：創新經濟學與國家創新系統

既然是“非主流”，那麼創新經濟學的受眾面積，自然是無法與佔據經濟學教科書半壁江山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相比，但其價值絕不會因此而有損分毫，特別是當今世界，隨著科技創新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創新經濟學也必將大有可為。故在展開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科普一些基本概念和邏輯。

1. 何謂創新經濟學？

“創新”作為一種經濟學概念，最早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即“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而這一過程的實現，主要是依靠企業家來完成。

具體來說，就是企業家要把一種之前沒有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進生產體系中去，目的當然是要儘可能獲得更多的潛在利潤；而無數微觀企業源源不斷的創新獲利疊加的結果，便是宏觀層面的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在熊彼特看來，創新包括五種情況，分別為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與組織創新，只要滿足其一，便可認為創新行為已經發生。具體如下表1：

熊彼特將創新和企業生產聯繫在一起，強調企業家在創新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建立了創新經濟學理論的最初體系。其追隨者把熊彼特的創新經濟學理論發展成為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理論分支：一是以技術變革和技術推廣為對象的技術創新經濟學，二是以制度變革和制度形成為對象的制度創新經濟學。

創新的真諦在於提高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而這也是國家追求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題中應有之義。近些年，不斷湧現的種種新興技術給國民經濟的生產帶來了重大革新，人們也越來越看到“創新”在經濟發展與轉型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不少學者也聲稱，“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而國家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並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更是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

2. 何謂國家創新體系？

熊彼特筆下的創新，重點在於企業與企業家，但從國家層面來講，創新是一個系統性的複雜工程，勢必需要多方面力量的有機互動與共同配合方可實現。於是便有了

“國家創新體系”這一概念，用來指代各類創新主體緊密聯繫和有效互動的社會系統；其中，創新主體又是最為關鍵的角色。

一般認為，從事創新活動的主體有三，分別為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它們各司其職，且對於創新行為的動力機制也有所不同（詳見表2）。

優化國家創新體系，形成創新主體之間的有機互動與配合，不僅有助於提高創新活動效率，改善創新資源配置，對於建設創新型國家來說更是具有重要意義。創新型國家的建設，其關鍵便在於構建結構合理、運行高效的國家創新體系，使創新體系各主體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形成創新的“合力”，從而推動國家經濟高質量增長，並實現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

當然，倘若三大創新主體的良好互動機制未能形成，導致各自功能錯位，彼此之間不是相互促進而是相互制約，那麼結果也必將是經濟增長受阻，發展活力匱乏。

請記住這句話，後文我們很大篇幅的論述，都將圍繞著它加以展開。

行政主導環境下，創新主體動力當是如何？

有了前文的鋪墊，我們便可回到東北經濟的問題上，進行深入分析。

身為曾經的“共和國長子”，東北三省在計劃經濟時代取得了無與倫比的輝煌成就，而這也在潛移默化中制約甚至阻礙了東北經濟的轉型：

計劃經濟思維的根深蒂固，滲透到政府、企業和民眾的方方面面，固化了東北的發展理念，使之成為難以扭轉的體制慣性。而今，濃重的行政化色彩已然成為了東北經濟的典型特徵；相比之下，東北的市場化進程卻始終處於落後狀態。

那麼，從創新經濟學角度來看，在東北地區這種“強行政、弱市場”的行政主導環境中，之於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這三個創新主體又意味著什麼？我們逐個考察。

先來看政府。

政府部門是最具行政色彩的角色。雖已告別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但是任何組織機構依舊有對應的上級主管部門，該部門又附屬於政府的某個機構。而所有此類機構都不能越權，否則便屬於違反行政紀律。

這樣，創新機構的設立與創新項目的立項通常要得到行政部門的批准，創新成果的轉讓要受到行政干預，創新活動所需的資源配置也更多地要按行政手段進行。在行政主導環境下，政府的指令如一個小小的“指揮棒”，有意無意地左右著社會上的創新活動，而這卻在無形中限制了科技創新的傳播渠道和技術擴散的範圍。

此外，政府權力過大，為了提高生產技術的水平，進而提高產品的競爭力，他們會通過各種政策和投入來加以推進，可是研究機構和企業的積極性未能充分調動（後文有分析），故此過程實施起來，週期較為漫長，短期內往往看不到回報。久而久之，政府在推進創新的動力上難免會打折。

再來看研究機構。

強行政下的研究機構，其活動也會附屬於行政，在很大程度上要聽從其主管單位行政部門的指揮。這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研究機構的處境是類似的：任何科研計劃所必需的人才、設備和資金，經常都要通過逐層申報，最後到最高行政部門的批准認可，這些會大大增加創新過程所需的時間和成本。

需要注意到，這種環境下的研究機構，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經濟實體，更多扮演的是“事業單位”這一角色，其經費來源往往不能通過市場渠道獲得，而是要藉助行政撥款。不管是否擁有研究項目或課題，研究機構都可以依靠這些經費生存，而且也難以憑藉研究成果獲得額外收入。

雖然在成果轉讓方面，科研機構“條塊分割”的格局已經有所破解，但這些條塊仍然掌握著較大部分創新資源的分配權，讓創新資源難以得到合理的流動，造成較大浪費。

因此，研究機構同樣缺乏為追求經濟效益而產生的創新動力。

最後看企業。

企業，其根本目的是盈利，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更是新時代對於現代化企業的最基本要求。

國企當道，是東北經濟的典型特徵。可在強行政環境裡，國有企業“政企不分”這一頑疾很難得到有效根治，這也致使其經營機制難以發生根本性改變，企業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地位沒有真正落實，究竟誰該對資產負有最後的責任，關係自然不甚明瞭。簡單地說，就算企業垮了，也難以找到真正的債務賠償人。

如此一來，政府主管部門將資產管理職能與一般行政管理職能混為一談，當企業經營效益上升，經營者得不到相應的利益；當企業經營失敗，還可以由政府來對其補損，企業的經營者既無約束，也無能力對企業虧損負責。實際上，在長期的振興東北計劃中，國家的政策、資金和項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國有企業改組改製為重點的體制機制創新上，設法通過國有企業扭虧為盈，擺脫困境。這一系列舉措悄無聲息地鞏固了東北地區國有企業的絕對統治地位，強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時，也再度放緩了市場化進程。

類似地，在創新活動中，他們同樣是只有追求創新的義務，卻缺少追求創新的權力、壓力和責任。因而，國有企業的創新動力不足也是情理之中。

對於民營企業來說，情況則截然不同。因為民營企業完全是依市場規律而運作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在經營上，民企無可爭議地表現為自負盈虧，與此相適應的是，在資金、人事、財務和行政管理上，企業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基本不受行政的直接影響；在資源配置上，民企主要也是根據市場需求，通過市場渠道來配置創新資源和經濟資源。所以，民營企業有足夠的動力去力求通過不斷的創新活動來實現潛在利潤的獲取。

然而，東北“強行政、弱市場”的土壤，實在是不適合民營企業的生長。事實上，關於東北營商環境日漸惡化的報道也不鮮見，具體表現為：

地方政府承諾的政策不到位，對民營企業吃拿卡要、“關門打狗”；有關政策反覆無常、朝令夕改，令企業無所適從；一些行政人員庸碌無謂、以懶政怠政應付企業需求；企業財產權和知識產權被侵犯，投訴無門……

因此，各路民營資本都對東北地區“敬而遠之”，不敢長期入駐，至於他們與生俱來的追求創新的基因，卻是無處安放。

不僅僅是企業，在這種行政主導的環境中，其他兩個創新主體也都不具備足夠的創新動力，因此經濟的不景氣同樣也是在所難免。

市場主導環境下，創新主體動力又當如何？

此強即彼弱，此弱即彼強。既有“強行政、弱市場”，就必然有“強市場、弱行政”。在越來越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今天，後者當仁不讓地成為了大勢所趨。

其實，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不少城市和地區已經率先邁出了市場化這一步，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便是深圳。憑藉較高的市場化程度，深圳擁有著極佳的營商環境，為當地的民營企業發展與經濟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綜合來看，深圳的市場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深圳的很多行業沒有太多壟斷，競爭比較充分；

2. 相對於東北、北京等地，深圳沒有太多國企，企業可“能者居之”；

3. 深圳市場中的各種生產要素轉化能力強，技術、資源、勞動、管理等可轉化為股權；

4. 深圳已在多個行業形成較為成熟的產業鏈，並可相互對接；

5. 深圳與國際市場的交流日益頻繁。

這也是為什麼，深圳能夠湧現出華為、騰訊、中興、萬科、比亞迪等諸多知名的高新民營企業，且經濟增長從不缺乏活力。

由於市場經濟有其特定的運作規律，因此處於市場中的各種社會機構也會選擇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行為方式來開展創新活動。那麼，在市場主導的環境中，政府、研究機構和企業這三大創新主體的互動以及各自的創新動力又將是怎樣的景象？我們仍然逐個考察。

先來看政府。

與上文有所不同，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更多扮演的是服務者的角色，其職能不是直接參加或干預所在地方的經濟活動，而是通過制定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法律法規來為社會經濟正常運行和平等競爭營造穩定良好的外部環境，並在市場失靈的環節給予政策性彌補。

這種情況下，政府也不再左右社會上的創新活動，而是通過向科技、教育等領域的加速投資來刺激技術研發，鼓勵全社會開展科技創新。此時，政府的這種鼓勵政策將有力地調動全社會各種資源投入到創新活動中去。

同時，在市場經濟中，人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民眾對提高生活質量、改善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呼聲也越來越高，而市場環境下的輿論自由也會倒逼政府，使其更加重視科技與教育方面的投入，這也勢必會為政府的創新動力提供正向激勵。

再來看研究機構。

市場機制下的研究機構，也不再是任何其他部門的附屬，而是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其產品便是創新成果，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就是它的創新成果能否被社會所承認，或者能否被使用者購買。研究機構對效益的追求引發的直接結果，便是不斷地為社會提供所需要的科研成果。

此外，為了爭取來自政府和企業的委託研究和研發費用，研究機構還必須在學術界和產業界樹立起較高的學術地位和聲望，客觀上也要求科研機構必須不斷地提高學術研究水平。因此，市場主導環境下的研究機構，對於學術聲望和經濟利益的追求，二者可以較好地實現統一。

最後看企業。

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完全成為了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如前文所說，企業的最終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其行為也完全按照市場導向來進行。為了在市場競爭環境下獲取利潤，企業會不斷通過創新活動來改進生產技術並提高管理水平，以增加產品種類，提高產品質量。

另外，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具有自主決策權，在企業家的領導下，企業可以根據市場情況以及項目本身的盈利性來自己決定是否立項，而不必再經過政府的逐層審批，同時企業家可以通過多方面的融資渠道以及交流合作來解決資金和人才問題。這樣一來，創新活動的效率與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均會得以提高。

這些，都是東北大地上較為罕見的；或許正因為罕見，才顯得格外需要。

兩種體制機制環境下，創新行為及其後續活動的對比

通過對比兩種體制機制環境下的創新行為，不難發現：在很大程度上，市場主導型體制在推動創新活動有序進行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其引導科技創新活動過程中起到的積極作用，也遠大於行政主導型體制。

因為在“強行政、弱市場”的環境中，創新活動最活躍的主體無疑是政府，過於強勢的天性，讓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創新動力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具有的動力決定。

然而需要注意到，行政掌管者對創新活動進行的種種干預，都難免會因為無視其他創新主體的個性而凸顯侷限性，只因他們不可能在任何領域都能夠及時甄別各種信息的有用性和重要程度，也難以做到在各行各業都能夠捕捉到潛在的盈利契機，並啟動有重大意義的研發活動。這樣，勢必將導致創新活動的僵化和大量科研成果的閒置，不僅不利於企業經營的提質增效，更不利於地區經濟的良好發展。

進一步分析，創新活動完成後，其後續是創新成果的擴散，從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說，這一擴散過程甚至要比創新過程本身更為重要。因為從宏觀層面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僅僅取決於創新本身，更重要的是要加快創新的擴散，使得新技術、新工藝能夠滲透到國民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從而對該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正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舉例說明，某企業的一項新產品實現最初的商業化後，便會率先掌握潛在的利潤；出於對利潤的追求，該企業的新產品會產生一系列的帶動效應，引來業內其他企業的競相模仿，紛紛改進技術、完善工藝並提高管理效率，進而使宏觀經濟走向高漲；當較多企業都實現模仿之後，潛在的利潤便消失，創新浪潮也隨之褪去，經濟便會進入停滯階段。此時，就需要新的創新問世，並通過新一輪模仿使創新成果得以擴散，帶動經濟重新走向高潮。

所以，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快慢，與創新成果擴散的快慢也有著直接的聯繫。

同創新活動一樣，不同體制環境下的創新成果擴散完成情況也不盡相同：積極合適的環境，可以加速創新成果的擴散；反之，則會造成減慢甚至阻礙——而這，也間接扼殺了當地經濟發展的活力。

就像在一杯清水中滴入一滴紅色的墨水，墨水會自動在水中進行擴散，直至水杯中任何一滴水所含紅墨水的濃度相等為止。試想，如果滴入紅墨水後，我們對杯中水進行人工攪拌，或者給水加溫，那麼紅墨水的擴散速度就會大大加快；可是，如果將水杯放入冰箱加以冷卻，那麼紅墨水的擴散速度就會明顯減緩甚至停滯。

至此，相信每個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合適的體制機制環境，對於一個地區的創新行為乃至經濟發展活力來說，是多麼重要。

東北如此，其他任何地區也是如此。

尾聲

當東北經濟再度被推上風口浪尖時，與之有著無數淵源的山東，也被拉進了這場討論之中。許多人都在擔憂，與東北在產業經濟和思想觀念上如此相似，“衰落”“退步”等標籤，是否也會被貼到山東身上？

新年新氣象。就在大年初七上班第一天，來自山東的一場“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動員大會”吸引了億萬人的目光。在相關的講稿中，有兩段話令人印象深刻：

“兄弟省市紛紛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搶佔未來發展的制高點。比如，貴州省以大數據為引領，加快電子信息製造業發展，帶動經濟實現了彎道超車；杭州市信息經濟增加值增速超過GDP增速兩倍以上，對GDP的貢獻率超過50%……相比之下，我們的差距還比較明顯……這些數字，反映的是我省科技創新能力不強，警醒的是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正從我們身邊悄然滑過。”

“新舊動能轉換，說到底是一場涉及思想觀念、生產方式、體制機制、工作模式等諸多方面深刻的革命性變革。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破除深層次問題和矛盾，打破體制機制障礙，才能實現鳳凰涅磐、浴火重生。”

如此情真意切，令不少媒體驚呼：

“山東終於意識到自己落後了！”

那麼，東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