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央行發佈的2019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2019年第三季度以來，國內外形勢複雜嚴峻，困難挑戰增多，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面對當前的中國經濟形勢，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多次公開呼籲，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降是當前最緊要、最突出的問題。近日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他明確表示，中國經濟要守住增速不低於“6”的底線。
如何守住“6”這一底線？在餘永定看來，必須要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重點依然是基礎設施投資。“當前企業盈利環境的缺失是民營企業不願意投資最直接的原因，政府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條件，讓民企可以跟上來。這時如果政府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就能夠產生一種擠入效應，民營企業就會被帶動起來。”
長期因素不能用來解釋近期經濟表現
新京報：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經濟形勢？
餘永定：當前中國經濟的基本形勢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除了曾在三個季度中有微小反彈外，中國經濟增速一直在往下走，今年第三季度增速同比已經降到6%——是199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第二個特點是，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雖然由於豬肉價格的上漲，最近幾個月CPI明顯上漲，但核心通貨膨脹率依然很低。從工業生產表現看，我們的PPI最近連續幾個月進入了負增長區間。
投資增長的貢獻急劇減少，是導致我們GDP增長急劇下降的主要直接原因。對中國來講，投資增長速度主要由三部分構成：製造業、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基礎設施投資下降、製造業投資長期看是逐漸下降的、房地產投資結構存在問題。其中，房地產投資受調控的影響，曾經出現過低增長、負增長，2016年之後投資比較穩定成了經濟支撐。現在，中國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是高於其他國家的，希望減少房地產投資佔GDP中的比重。
現在我們在看待中國經濟增速下跌這一短期問題時，經常用許多長期因素、慢變量來解釋，比如人口老齡化、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貢獻下降、低成本優勢逐漸喪失、環境治理要犧牲經濟增長的代價、邊際效用遞減等。但在我看來，長期因素會通過許多中間環節影響近期經濟表現，但長期因素不能用來解釋近期經濟表現。
當我們談論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我們隱含地假定了我們在研究一個短期問題。在研究宏觀經濟管理問題時，用那些在數十年中發揮作用的長期變量和慢變量來解釋以季度為時間單位的變化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例如，由於人口老齡化，中國的儲蓄率肯定會逐漸下降，中國的投資率也將會逐漸下降。但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在最近幾年中的逐季變動，是無法用人口老齡化來解釋的。
6%的經濟增速應是底線
新京報：在之前你一直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為何現在觀點轉向強調經濟增速？
餘永定：從90年代到現在，我一直在調整自己的觀點。在經濟增速達到10%、9%、8%的時候，我一直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性改革。但2015年開始，我的一些觀點開始發生了變化，因為我認為經濟形勢變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降，同結構改革、降槓桿等相比，維護經濟增長、防止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降成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為此，我們必須要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重點依然是基礎設施投資。有人說基礎設施投資飽和，沒有什麼可投的，我認為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國長期處於城鎮化過程，基礎設施投資在促進中國城鎮化過程中起到很大促進的作用。實際上，不光是硬的基礎設施，還有軟的基礎設施可以投資。另一方面，強調結構調整是對的，但經濟增速已經下降到現在這種程度，結構改革和調整，不應導致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降。經濟增速高一些，結構改革可能更容易些。反之，單純強調結構改革，以為結構改革做好了，中國經濟就可以實現持續的增長是錯誤的。很多結構性的問題是長期問題，短期內沒辦法解決，或者代價過高。一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新京報：在你看來，GDP增速該不該破“6”？
餘永定：增速不能再低於6%應是中國經濟要守住的底線。所謂底線是什麼？就是我們要守住它，應該作為一個政策目標，下定決心守住這個點，不能再讓它往下走了。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降是當前最緊要、最突出的問題。
第一，GDP的持續下跌形成的預期會導致投資、消費的減少，而總需求減少會導致GDP的進一步下跌，進而形成惡性循環。第二，GDP和GDP增速是幾乎所有經濟、金融指標的分母，分母的減少會導致所有指標的惡化。去槓桿把分子減了，分母減的更多，槓桿率不降反升。第三，目前看，種種跡象表明，就業問題依然嚴峻，既有結構也有總量問題。第四，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必然會影響經濟結構調整。比如上世紀90年代國家進行國企改革，關閉殭屍企業就要解決企業工人再就業問題、社保問題。如果經濟增長速度較高，這些改革就比較容易推進。否則改革就難於推進。最後一點，外部環境可能進一步惡化。這就需要中國有一個建立在國內需求基礎上的較強勁的經濟增長去對沖不利的外部環境。
中國經濟可以說一直是跌跌撞撞的，但始終保持了較高的速度。審視中國經濟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教訓，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增長是硬道理”。如果中國目前已經陷入嚴重通貨膨脹、如果我們財政狀況很糟糕，我們就只能接受目前這樣的增長速度，或者放棄保6%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現在儘管豬肉價格推動了CPI的增長，但核心通脹率依然很低，PPI已經連續數月負增長。儘管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企業債務都值得關注，但考慮到中國的高儲蓄率、中國政府控制的鉅額資產，無論是財政還是貨幣政策，我們還有相當的政策空間。中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第一季度的12.2%降到上個季度的6%。我們不僅不應該而且有能力不讓經濟增長速度再跌破6%。
應該強調的是，使用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絕不意味著我們不要進行結構改革、結構調整。相反，兩者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結構調整過程中把握好“度”，不能做得太過分。比如地方政府在治理環境時要避免一刀切、要實事求是、要循序漸進。一下子把大批工廠都關閉了，中國經濟能承受得了嗎？
既不要低估也不要高估地方債務的嚴重性
新京報：很多人主張慎用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的一個理由是擔心政府債務問題，你怎麼看待目前政府債務問題？
餘永定：首先，確確實實不要低估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嚴重性，但是也不要過高估計地方債務的嚴重性，更不要因為地方債嚴重就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必須降下來，就不能採取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我們一方面要承認這個制約，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過高估計隱性債務的數量。當年世界銀行估計，中國政府的或然債務餘額佔GDP的比例高達74%-106%。事後證明，中國當時的政府債務（即便包括或然債務）並非像世界銀行估計的那麼嚴重。
第二，經濟增長是改善財政狀況的關鍵因素。反對執行擴張性政策的學者認為中國當前的債務水平已經很高，擔心進一步增長財政開支會導致財政狀況的進一步惡化，甚至導致財政危機。90年代末中國克服通貨收縮的經驗證明，當期財政狀況只是初始值，只要能夠穩定財政赤字對GDP的比，只要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夠使經濟增速保持在較高的一定水平上，無論當前財政狀況有多糟糕，國債餘額對GDP的比，最終一定可以趨於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
第三，我們有大量政府能夠掌控的淨資產，根據社科院的計算，這個數值為17萬億美元。當然這個數字可以進一步討論，但是我們的政府擁有大量淨資產毋庸置疑，我們有2萬億美元的海外淨資產毋庸置疑。在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問題時，這樣的財富是可以起到緩衝作用。
經濟學是個選擇的科學，是“二選一”，是“三害取其輕”，或是在諸種矛盾的選擇中達到某種平衡。什麼都想要是不可能的，“沒有兩全之策”。現在，經濟增長和財政穩健是當前宏觀經濟管理所面對的主要矛盾。如果說當GDP增速依然維持在8%、7%以上時，去槓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現在GDP增速即將跌破6%，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經轉化到保增長。擴張性財政政策在短期一定會導致財政狀況的惡化。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把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放在首位。
政府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條件，民企可以跟上來
新京報：積極的財政政策意味著增加赤字，增加赤字有兩種辦法：擴大支出，減少收入。減稅可以提高民營企業的信心，為何你主張擴大支出而不是減少收入，是因為減稅沒有空間了嗎？
餘永定：減稅當然有助於宏觀經濟的發展，也有助於結構改革。我一直也認為，減稅是有必要的，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稅費太高，但從刺激經濟增長的角度，我一直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
首先，從宏觀上講，如果增加100元的開支，這100元可以馬上變成總量需求的一部分。但如果減稅100元的話，可能只有20元被支出了，另外80元被存起來了。因此，增加開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要大於減稅對經濟的帶動作用，我們要取優的那一個。
第二，中國減稅的餘地到底有多大，要減什麼稅？特別是，從經濟增長的角度，減稅到底能夠對經濟帶來多大的刺激作用？這些我不太清楚。在我看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現在中國的稅收制度存在一個問題——中國的稅制起不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比如，西方的稅制以企業所得稅為主，在給定所得稅稅率之後，隨著經濟的增長，稅收自動增加，經濟增速下滑，稅收也隨之減少。但中國的稅收以增值稅為主，起不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當然，這是一個長期問題，還需要認真研究。
第三，政府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條件，帶動中國的民營企業跟上來。現在民營企業投資增速下降與產權保護、稅收等問題有一定的關係，但這些問題是一直都存在的問題，並不是新問題，這些問題當然要解決。與此同時，經濟增速持續的下跌則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企業找不到可以盈利的投資項目是民營企業不願意投資的最直接原因。這時如果政府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就能夠產生一種“擠入效應”。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投資項目由於商業回報率非常低，私人企業是不會投資的。但政府卻可以投資，一旦政府投資，就會帶動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和投資，民營企業看到政府帶了頭，有了盈利的機會，自然就會被帶動起來。同時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消費也會增加，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新京報：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貨幣政策還有哪些空間？
餘永定：根據我們過去多年的經驗，經濟下行的時候，要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不是很有效，它是一種輔助性的政策。
在貨幣政策方面，我建議要降低銀行的利息率。相對其他的部門來講，我認為銀行的收益率還是太高，這既不合理也不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降低銀行貸款利率可以帶來三方面的正面效應：第一，現在很多企業倒下去都是因為不堪承受利息負擔，把利息率降下去減輕企業的財政負擔、降低融資成本。第二，銀行降低利息率之後，也有利於國債的發行。第三，降息本身就可以，增加投資需求，刺激經濟。
2020年全球經濟繼續走軟
新京報：對於2020年全球經濟形勢，你的預判是怎樣的？
餘永定：2020年全球的經濟走勢應該不會很好。前一段時間，超常規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都已經用盡了，沒有辦法進一步使用這些政策刺激經濟了。現在有兩種不同的趨勢：一種主流的看法是，比如像特朗普認為，美聯儲應該像其他央行那樣推行負利率，要求美聯儲把利率進一步往下走。但另一種逐漸高漲但還不是主流的聲音來自德國等國家的經濟學家、政府官員，他們認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它忽略了財政政策和結構改革的重要性。
從總體上講，未來一兩年中，估計我們還看不到美國、日本、歐洲等一些國家陷入危機，但這些國家的經濟繼續走軟是難以避免的。全球的總趨勢是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負利率仍然會是一種主流，並且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受外部環境影響，中國面臨的外部形勢大概率會進一步惡化。因而，中國必須儘快實現從依賴外需到以內需為主要驅動力的轉變。
新京報記者 侯潤芳 編輯 李薇佳 校對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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