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5 蘇秉琦：繞過中華大一統觀念，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歷史頭條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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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考古學修國史，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起源，說來簡單，做起來難。王國維比較高明，他沒有被大一統承接的觀念套住，所以他講殷周制度論時，不僅講商朝和周朝史，而且講兩種文化的歷史，所以能認識到商周不同源。傅斯年雖也提出過“夷夏東西說”，但已經有了正統（夏）和非正統（夷）的觀念。徐炳昶有“三集團說”，不過還不是從分析考古資料入手。面對這種狀況，考古學要想獨立研究歷史，探索出中華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就要建立本學科的方法論。建立考古學的方法這一問題，本文從中國文化的特別載體——瓦鬲談起。

蘇秉琦先生在琉璃河遺址（攝於1983年11月）

文 | 蘇秉琦

在中華大一統觀方面，我們習慣於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於正史之外。於是，本來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如夏、商、周、秦、漢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蘆一樣，一根棍串下來，成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少數民族及與境外接壤的周邊地區的歷史則被幾筆帶過，這也使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係若明若暗。

其實，講到中國歷史，從孔夫子起就不是把中國史看成鐵板一塊。子曰“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就是把夏、商、周看成三家來進行比較得出的結果，而不是看作一連串的三代。湯武革命不是繼承，三家各有千秋，可以互補，但還是周人的學問全面。“周禮”是國家大法，是周人建國治國的系統理論，以一個“文”字代表典章的制度化，是國家已成熟的表現，殷人還未達到這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為主。古人云，“入夷則夷，入夏則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邊民族到中原來，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樣，中原民族到周圍地區，就被當地民族同化。這種同化過程往往是很快的，不過一兩代人，而且進來是華，出去就是夷，進來出去又多有反覆，所以，華夷之間的差別也並不是絕對的。孔夫子“有教無類”的名言，也是認識到他的弟子們來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傳統的背景來源不一樣，甚至差別很大，而且有不同種族之間的差別。“有教無類”的“類”，一般都解釋為身份、背景，較少聯繫到種族問題，但殷墟的情況給了我們啟發。李濟分析了殷墟大批人頭骨後，指出活動在商代中心地區人們的種族差別很大，他在《再論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一文中說：“從著名安陽遺址出土的人骨資料來看，就遠不是純一人種的。從研究這一人骨的頭形指數計算出的標準偏差數，遠遠超出正常範圍，這肯定地說明這一組顱骨有著極不同的來源。”雖然時代越近，人種差別越小，但孔子時代，中原地區的人種差別仍然很大，所以，“有教無類”主要不是指社會貧富等級差別，而是種族特徵差別，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對種族歧視，這當然是很進步的思想。由於面對的是多文化且複雜的民族傳統社會，所以他講課的內容也是包羅萬象，兼容並舉。《周禮》所講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就是包含了多文化的。至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那是漢武帝以後的事；把孔孟的書以朱熹的註解為標準，將朱熹一家定為一尊，那更是宋代以後才形成的。

司馬遷寫《史記》也是兼容並舉的，他不僅對百家學說，分門別類介紹，不歧視哪一派，比較客觀，而且修史內容超越國界，把西域的烏孫、康居、大月氏、安息都列為傳，當國史來寫，實際上寫的是世界史。

……

我們回頭來說近代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近代考古學的目標就是修國史，從20世紀初近代田野考古方法傳到中國，1928年後中國最早的兩家考古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成立起，這個修國史的目標就很明確。如何修？傅斯年講過一句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意思是修國史要擺脫文獻史料的束縛，不拘泥於文獻，不是為了證史補史，而是要找到地下實物史料，作為修國史的重要依據。考古學要從史學中獨立出來，自立門戶，這兩句話很像是考古學的“獨立宣言”。於是，設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剛成立，就直奔安陽，因為那裡發現過甲骨文，目的是研究商史；設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先在北平蒐集有關老北京建築的碑拓，又去了燕下都，後到陝西，卻不在西安附近挖周秦漢唐，而是打道寶雞，因為那裡出過一批青銅器，目的是研究先周先秦史，追溯周、秦的老根兒。

……

學讀“天書”

“學讀‘天書’”是1987年我寫《給年青人的話》一文中的一個小標題，說的是三四十年代我硬著頭皮啃“天書”，尋找解釋“天書”密碼的那段經歷。

1934年，我在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進入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副院長李書華把我分配到考古組。9月，我隨所長徐炳昶（旭生）老師去陝西寶雞發掘鬥雞臺遺址，第二年收工後，沿渭河調查回到西安，考古調查發掘使我有機會接觸到陝西關中西部古文化材料。此後一年多時間在西安和北平著手整理我參加發掘的百來個小墓材料，準備寫發掘報告。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鬥雞臺發掘停止，發掘材料於1939年初輾轉運抵昆明黑龍潭，繼續整理。要消化這批材料，對於像我這樣一位初學者，無疑是有困難的。沒有基礎，周圍沒有人可以請教討論，一切從零開始，只有蹲下來，邊摸瓦片邊思考。我意識到，從這批墓葬中的三種類型—直肢仰身豎穴、屈肢豎穴和洞室，以及隨葬品中的三種器物—鬲、鬴、灶這兩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或許能夠取得突破。為此，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數以百計的單位和數以千計的器物，它們都應該有它們本來歷史的、邏輯的順序，因此，必須使它們“各就各位”；第二，這批材料作為一批有組織的人們的群體活動遺蹟，在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史中應該有它們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必須從這部“天書”中尋找出它們原來傳遞信息的“密碼”，才有可能認識它們的真實含義。

面對這批“啞”材料，如痴如呆地摸呀摸，不知花費了多少個日日夜夜。這使我養成了一個習慣，看到陶片、陶器，每每摸來摸去，雖然也不一定有所收穫。朋友中流傳，說我好閉著眼睛摸陶片。我還聽說，有的同學真的閉著眼睛摸陶片，據說是從我這兒學來的。這話三分是誇張，七分是誤解，隨便談談，博大家一笑罷了。對於陶器，如果以為僅憑視覺觀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體驗，那就錯了。科學是以邏輯思維反映客觀世界，藝術是以形象思維反映客觀世界。根據我的實踐體驗，形象思維對於考古學研究的重要性絕不下於邏輯思維，而手感對於形象思維的作用，絕不是憑視覺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1977年，在河姆渡遺址，休息期間摸陶片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摸索，我終於好像從手下上百件瓦鬲標本中找到解釋“天書”的密碼，識破這種中國文化特殊載體的基本運動規律了。

第一，按照發生學原則，找到可以排出序列的四種基本類型。這些類型按拼音字母A、B、C、D代表，分別稱為：A型袋足鬲，B型聯襠鬲，C型折足鬲，D型矮足鬲。

瓦鬲的分類

第二，描繪出它們各自的譜系圖，並按照它們的發展史，分為三大期—（一）原始鬲（斝）A，約當仰韶期後與龍山期前，尚無可靠代表標本；（二）斝鬲A、B、C，約當龍山期至殷周之際；（三）鬲D，約當殷周之際至戰國。

鬲的譜系

第三，推測出它們從發生到衰亡的全過程。鬲的起源大致在彩陶之後黑陶之前的四五千年間，消失在公元前5—前4世紀。整個過程大約相當於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半段。

第四，產生了不同地區各有各的發展脈絡，商周不同源的想法。

當時的史學界稱中國古文化為“鼎鬲文化”，日本濱田耕作寫過《鼎與鬲》，認為鼎的起源早於鬲。但鼎鬲源流不一樣，鼎是由圜底器加三足，鬲是由三袋足結合而成的，鼎鬲都是有中國特色的器物，但差異很大。尤其是鬲，世界各地都沒有見過類似器物，而在中國古文化中，它的存在又特別普遍而長久，是中華古文化的一種代表化石，對於追溯中華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起源與流變具有特別意義。鬥雞臺瓦鬲的四種類型的劃分及其演變告訴我們，商王朝時期，周人已在西部興起，寶雞地區的瓦鬲已顯示出先周文化有兩個來源，一是自西北方向來的姬姓成分（CD型），一是關中土著的姜姓成分（BC過渡型）。周王朝時期，秦人已在隴西興起，東進至寶雞時帶來了素面袋足鬲（A2型）、屈肢葬和鐵器等文化因素，因此，從考古上證明，商、周、秦各有來源，在寶雞地區存在過商文化與先周文化的立體交叉，也存在過周文化與先秦文化的交叉。

1983年當《瓦鬲的研究》收入我的第一本文集時，我在“補序”中又談到，經過四十多年新的工作與材料積累後，對這個課題的一些新認識。

第一，當時推測“原始鬲”的袋足應接近第一類型袋足的“缶”形器，現在看來，有的地方確有從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的後裔底部構成新型的袋足斝類器，而後再由它轉化為鬲形器的例子。更多的材料則說明鬲的原始型就是斝形袋足器。但同樣是從斝形器開始，經過袋足逐漸相互靠攏，再進一步發展為真正的鬲。而其發展過程卻分為兩路：一路成為有如第一類型呈銳角襠（或“隔”）的袋足鬲，一路成為有如第二類型呈高圓丘形襠部（或隔）的，曾稱為“聯襠”的鬲。前一路呈銳角襠的袋足鬲又經逐漸降低襠部，最後形成鈍角襠的，曾稱為“矮足”的第四類型鬲；後一路呈高圓丘形襠部的第二類型，即“聯襠”鬲，也是經過逐漸降低襠高，直到最後轉化為“折足”的第三類型鬲。前者似是曾活動於西遼河與海河水系地帶的人們（包括商人）所走過的道路,而後者則似是以陝西關中地區為中心的居民（包括周人）曾走過的道路。我們或可更進一步推測：屬於前者的最後階段稱之為第四類型與屬於後者的最後階段定型的第三類型的，兩者的起點或轉折點的年代估計大致相似，約當中國編年史的夏商之際。

第二，在北方，活動於燕山南北，後來成為燕國範圍內鬲類的前期階段，同商人的遠祖似經歷過相似道路，到夏商之際才分道揚鑣。它的最後階段，即在北京附近所見的晚到戰國時期的“燕式鬲”。在南方，活動於江漢平原的人們（包括荊楚）走的則是不同於中原的道路，其鬲的形式始終沒有脫離鬲的原型（斝）的基本結構，僅在外部形態上發生過類似中原的階段性變化。在東方，主要活動於山東一帶的黃河下游地區的人們，雖然使用多種袋足類器（鬹、盉、甗等），但真正使用的鬲類器，似非源於當地的老傳統。

第三，鬲消失的公元前5—前4世紀，正是孔孟時代。我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說到鬲的消亡時，曾引用了古文獻中兩段與此有關的故事：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說苑·反質》）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孟子）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孟子·滕文公上》）

前一故事，似說明孔子時代，至少在山東，瓦鬲還流行。後一故事則說明，孟子時代業已用釜。對這兩段話和孔孟時代的區別還可以進一步引申。孔子欣然接受普通老百姓用瓦鬲裝的“薄膳”，弟子以為有失身份，孔子卻以此為榮，因為用的是鬲，不失禮，“如受太牢之饋”。孔子是很重視“鐘鳴鼎食”的，他在齊國聽到韶樂，“三月不知肉味”。但當時已是社會大變動時期，工商業發展起來了，從西周末到春秋初起，社會分工有了新的轉折，侯馬發現的銅帶鉤、銅鏡、連續小單元圖案的大銅器等，都是作為商品而大量生產的，生產的專業化、有重量單位的貨幣的出現與鬲向釜的演變是大致同步的。刀幣、布幣、圜錢三種鑄幣重量接近，都在12克左右，不同貨幣的流通，無大障礙。當時，“珠玉犬馬”是大買賣，在晉南、齊魯、邯鄲以及周王室所在的洛陽都出現了商人，新的階級起來了，他們過問政治，受人尊敬，地位很高。這種變革在孔子時代已出現，到孟子時代已很普遍，所以孔子周遊列國宣傳“禮義之邦”不成功，不得已只好回到魯國講學。孟子也周遊列國，但講的是帝王之道如何國富民強，到處受歡迎，孟子時代已產生了商鞅一類人物，提倡治理國家靠法制不能靠仁政。我們從考古方面看到的是，由鬲演變為釜在寶雞地區有完整序列。總之，在孔孟之間的百多年間，對禮的看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是“禮崩樂壞”的時代，這應該就是鬲消失的深刻社會歷史背景。

運用考古學方法論，認識到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這是我們繞過中華大一統觀念，考古尋根的一次重要嘗試。在20年代到40年代中國考古學剛剛成為獨立學科的創始階段，從方法論角度看，當時的考古學有以正經補史為目的的中國傳統金石學，有近代西方考古學因素，但在實踐中摸索符合中國特色的考古學方法論已經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