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代進入最後一個月，某公眾號寫了一篇《貪財的魯迅》，作者將魯迅描述成一個唯利是圖的商人，說魯迅“憑藉過人的商業天賦，在文字變現上實現了利益最大化”、“殊不知離開了獨立的經濟來源，魯迅的骨頭還能硬多久”，在文章結尾作者又賣起了理財課……這件事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廣大網友特別是年輕人並沒有像此文作者估計的那樣——被他的“妙論”傾倒，自然也沒有買他的理財課。相反，無數人在力挺魯迅，大家站出來說話的那份憤怒，在默默傳達著一個信息：即使在商業化發達的今天，一個民族的精神底線依然是不可觸碰的。
那位身體瘦削，皮膚黃裡帶白，臉色憔悴如大病初癒，留著隸書“一”字須，頭髮彷彿根根直立的先生，其實早已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底線之一。這位19世紀的80後，當年也像我們一般“跨世紀”，然而他卻遭遇到近代中國最艱難和困苦的時代，在無數憤懣和壓抑的夜晚，他毅然棄醫從文，走向了那條普羅米修斯之路。那位原名周樹人、曾經遊學東瀛的紹興青年，環顧四周如鐵的暮色，在驀然發現自己已然“奔四”的時候，於人生最困頓迷茫的時刻，憤然開始寫作一篇叫做《狂人日記》的小說，並啟用了自己的新筆名——魯迅。
魯迅先生被譽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一生寫作600餘萬字，其中著作500萬字，輯校和書信100萬字，我們在語文課上已經學習了其中不少名篇。魯迅先生的雜文犀利異常，幾乎獨步當時文壇，散文、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翻譯和古籍校勘等都造詣頗深。其小說雖然沒有長篇，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均達到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質量頂峰。今天我們主要以《魯迅小說全集》為例，從魯迅先生的小說入手，去思索為何魯迅先生憑33箇中短篇便在文學史上不朽，《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故鄉》《社戲》等名篇，為何最終成為我們這個民族文學基因和精神重構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魯迅是怎麼把近代中國人寫透的？
記得上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學期我們的中國現當代只學了一位作家，那就是魯迅。後來成為我導師的那個乾瘦老頭當時就說，誰小瞧魯迅，誰就是相當無知和沒文化。老頭是個老憤青不假，但學問絕對好，他當年的教誨至今縈繞耳邊。老頭兒憤然說起很多人對魯迅小說的誤解甚至是刻意的貶低，說起小說的本質到底是什麼，說為什麼文學理論小說創作部分這麼多年一直將“塑造人物”置於“構建故事”之前，魯迅小說是如何把近代中國人寫透的，“國民性”是怎樣從此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百年來一直十分警惕的阿喀琉斯之踵……
每個版本的《魯迅小說全集》其實都是《吶喊》《彷徨》《故事新編》的再次研究和整合。我們將《故事新編》神話、傳奇和故事的重新解讀和絃外意義暫且擱置，那麼《吶喊》和《彷徨》則最直接地反映了20世紀初至30年代中國的社會生活和重大事變，是名副其實的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大百科全書。魯迅小說並未刻意追求當時世界小說最時髦的寫法，反而回歸中國古代文學的人物刻畫傳統，通過對小說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畫，最終完成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史寫作。
正因此，魯迅先生幾乎每一篇小說裡都塑造了一個極其生動形象的小說人物。“阿Q”、“孔乙己”、 “狂人”、“祥林嫂”、“閨土”、“涓生”等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早已成為我們獨有的文學符號和精神意象。如何寫透中國人的形象？這實在是一個過於宏大的問題，然而卻並非無跡可尋。我們這個民族經過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儒家捨己入世的群體理性教化和鄉土親緣社會的育成，漸漸決定了我們的形象不會由某個單一的性格人物顯現，我們是一個更偏重於群像特質的民族。魯迅小說人物形象之所以能寫透中國人，就是因為將這個本質看得透徹，所以魯迅先生才會提出他的小說人物是“拼湊起來的角色”的著名論述。
魯迅先生用“雜取種種人”的特徵來塑造自己的小說人物，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就在這片土地上如此地生活。張三不是我們，李四不是我們，王五不是我們，但張三、李四和王五在逛街、公司、學校、飯店、開車、吵架、購物、惱怒、嬉鬧中的種種片段拼湊起來，就是我們。所以，魯迅說他筆下的人物“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而“所寫的事蹟，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髮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
孔乙己不是一個個例，而是當時千千萬萬個飽受封建教育和文化毒害的讀書人中的一個，在他的身上有許多下層知識分子的弱點和悲傷。阿Q更是個多面體，他的懦弱並不是自己一個人的性格，他的精神勝利法並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創造，他背地裡吐唾沫的動作是我們在某個街角的憤憤不平，他面對欺辱的自我安慰又是我們蒼白含淚的平庸日常。所以，阿Q才成為最經典的小說人物形象屹立不倒，因為他不是一個人。
我們都是天生的臥底者，我們習慣於隱藏自己的喜怒哀樂，而這也是我們從小受到的薰陶。要寫透中國人，還需要長期的沉觀默察，需要抓住我們某個暴露自己內心的瞬間，用精準的白描之法進行畫龍點睛。這種方法在《故鄉》裡楊二嫂的描寫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魯迅只用了短短几百字，就勾勒出她那圓規形的身材和尖嘴薄舌、能說會道、潑辣放肆、非常愛佔小便宜的性格。而魯迅在《孔乙己》中只用“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話，就把孔乙己這個人物已經失去走進酒店裡屋喝酒的資格，卻又不願脫下那件又髒又破的長衫，不願意走進勞動者行業的悲劇性格揭示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現實主義並不是魯迅的全部？
當年的魯迅因為見到太多國人的麻木，憤然棄醫從文，立志要通過自己的文字“改革國民性”。所以，在他的小說創作中，現實主義是絕對的主體，是根骨，是內核。他寫每一篇小說，塑造每一個人物，都懷著一種早已植入內心深處的宏大目的：完成對當時中國的針砭時弊，開啟對當時大眾受到的殘酷壓迫和思想上的扭曲毒害的沉重控訴。但這往往給很多人一個錯覺，認為魯迅的小說其實是憑藉批判現實主義的主題取勝，是革命性的勝利，而不是文學性的勝利。這其實是不完全瞭解魯迅小說的最突出表現。
事實是，魯迅作為百年前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他和當年那批著名的民國學人和大師一樣，都有著極為深厚的學養功底，學貫中西。魯迅寫《中國小說史略》，把中國的小說寫作傳統梳理研究得明明白白，而這種文學史研究沒有東西文學比較的深厚功底，是不可能出優異成績的。魯迅對於西方小說的創作手法是捻熟的，一向主張“博採眾家，取其所長”，他認為作家“必須如蜜蜂一樣，採過許多花，這才能釀出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因此，在魯迅的小說中，批判現實主義是根骨和精神，而在具體的小說筆法上魯迅多采用象徵主義、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
《狂人日記》寄託著魯迅批判現實主義的核心目的，他要揭露封建統治表面上的仁義道德和骨子裡的吃人殘忍。但在具體的文本創作中，魯迅則完全打破了筆法的束縛，他的小說寫法即使放在今天依然十分“前衛”和“時髦”。《狂人日記》是魯迅最有明顯象徵主義色彩的作品，他描寫了一位患“迫害症”的精神病人，由一個狂人的瘋言瘋語，揭示自己的文本主題。魯迅在狂人關鍵性的瘋話裡，精心安插了含有深意的雙關語，比如從每頁寫著“仁義道德”的書本里看出滿篇寫著的卻是“吃人”兩個字。
另一名篇《藥》寫了兩個悲劇：華老栓愚昧迷信，買人血饅頭為兒子小栓治病，最後小栓還是丟了性命；反清革命志士夏瑜，因為伯父告密被殺害，一腔反清熱血卻成為連給別人治癆病也治不好的“藥”。在小說近乎哥特風格的陰冷暗黑的敘事中，魯迅不動聲色地將象徵主義等內容摻入其中。比如兩個悲劇的主人公一家姓“華”、一家姓“夏”，合起來恰恰是我們中國的古稱“華夏”。這樣便一下子把兩個家庭的悲劇上升成了一個民族的悲劇，把小說中蘊含的意義昇華到了一個源於現實主義卻又高於此的層面。
這種讓人喘不過氣的筆法也並非魯迅的全部，魯迅還用浪漫主義等手法從另一個角度塑造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他要從正反兩個方面憑藉小說的力量，喚醒人們的良知和勇氣。在《社戲》裡，魯迅回憶兒時和朋友一道看社戲，回憶許多年前“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中人們的生活情趣。這很有點兒當下80後、90後懷舊的味道，那時的人們生活雖不富裕，卻是那樣自如愉快。那時的人們純樸誠摯，所有人都熱情好客，甚至會引人“偷”自家地裡的豆子請客。那時的人們每個人都有李子柒的範兒，辛勤勞作，對自己的勞動成果充滿自豪，六一公公因為自己種的豆子受到“迅哥兒”的稱讚而高興得“感激起來”。現實主義不是魯迅的全部，魯迅的小說抨擊黑暗，但也一直為光明留著足夠的空間。
魯迅精神為什麼永不過時？
除了主角和配角，魯迅小說中還有一類人物的塑造極為經典，甚至成為魯迅小說最鮮明的標籤，那就是小說中的“群像人物”或者說“看客角色”。魯迅小說的主角和配角大多是典型形象，他們性格豐滿，給人印象深刻。而典型形象周圍的“看客”角色則相反，魯迅在小說中幾乎沒有對他們進行過肖像描寫或表情描寫。在魯迅的筆下，這些“看客”是一個龐大群體，他們在小說中沒有眼睛、沒有嘴巴、沒有形體、沒有衣著，有的只是一些聲音和一些語言。比如《藥》中的康大叔，《祝福》中的衛老婆子、柳媽，《明天》中的紅鼻子老拱，《長明燈》中的闊亭、三角臉、方頭，還有華老栓茶館裡聚集的“茶客”、咸亨酒店的“酒客”以及社會上眾多的“胖孩子”、“花白鬍子的人”、“駝背五少爺”等等。
在《吶喊》與《彷徨》中，“看客”是一個龐大的群體, 他們彷彿是無思想、無意識、行為盲目的殭屍。但他們是封建思想、封建倫理道德的活動載體，他們對社會的最大危害在於在暗處製造輿論、傳播消息、推波助瀾。更讓人痛心和憤恨的是，“看客”幾乎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深諳那個社會的生存法則和處事規則，他們活得很好，活得很開。他們欣然接受自己輿論工具的角色，他們欣喜於在暗處起鬨和在道德高地上指指點點的快感，他們讓人心煩卻又揮之不去，他們就是魯迅那個時代的社會風氣和國民性。
魯迅其實在“看客”群體的塑造上，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因為這些“看客”從階層劃分來說依然屬於“廣大群眾”，他們的品質中依然有著大眾的基本特性，比如質樸、勤勞、懦弱等。然而，魯迅偏偏要特立獨行，要“以偏概全”，偏偏要去寫他們在生活中的無聊、卑下、惡毒和愚昧。而這也讓魯迅在當年就受到極大非議，攻擊他的人彷彿抓住了天大的“把柄”，認為魯迅這是在給民族和國家抹黑，這是對民族和國家的背叛，是對廣大民眾的詆譭和敵意。
其實，這正是魯迅精神之所在。魯迅的精神是獨立的、批判的、懷疑的和戰鬥的。終其一生，魯迅都在堅守著自己“愛人類”的方式。愛的方式有很多，充滿溫情、甘為孺子牛的方式是愛，而如尼采那般拒絕同情和憐憫，以決然的姿態直刺人類陰暗的方式同樣是愛。魯迅精神的獨立、批判、懷疑和戰鬥並不是為了圈粉而譁眾取寵，並不是為了帶貨而故意製造話題。他的目的是深沉厚重的，他要“揭出病痛，引起療救的注意”，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根本不是醜化群眾。
魯迅和他的小說，魯迅和他的精神，就是要讓中國人擺脫千年以降“看客”的國民性，還我中華民族本來的昂揚向上和熱血陽剛。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對於魯迅和他的精神，除了開篇我們所說的那些無知、無良甚至無恥的個別情況，今天的年輕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著一種蓬勃的朝氣和幽默的善意。魯迅的很多名句被引用和改用，魯迅同時代的很多作家在今天的互聯網世代中已經陌生，但唯獨魯迅反而爆紅。非常冷峻的魯迅圈粉無數，成為超級大網紅，甚至有網友調侃：“所有網紅合起來都抵不過一個魯迅”。時代在變化，表達支持和崇敬的方式也在變化，網絡時代成長的我們並沒有忘記魯迅，因為這個世界雖然日新月異，但魯迅先生的精神永不過時。
對於“看客”，魯迅先生曾經說他要“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的地方去”。是的，先生雖然嚴肅冷峻，但卻是外冷內熱，他內心最深處一直滿含著深情和期待。所以，不管是魯迅的小說，還是他的雜文散文，除了我們提到的那些創作技法的精妙之外，世人愛戴魯迅更是因為他看待世界的鋒利眼光、對待世界的獨立精神以及擁抱世界的深沉感情。他所生活的20世紀前期的中國，國家衰亡、戰爭不斷、血雨腥風、生靈塗炭，整個國家和社會處於劇烈的動盪之中，整個民族和民眾處於價值觀的轟毀之下。
什麼是底線？什麼是良知？什麼是國家？什麼是國民？應不應堅守？如何去堅守？這些問題一個接一個被拋在中華民族的面前，需要每個炎黃子孫去捫心自問，用心作答。當《故鄉》裡中年閏土嚅動著叫出“老爺”時，當《在酒樓上》的呂緯甫說自己像“蠅子”一樣“飛了一個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時，當阿Q死到臨頭還渾渾噩噩地為沒有畫好一個圓圈而懊惱時，當祥林嫂直到臨死前還在執拗地提出有沒有地獄的疑問時，當《孤獨者》魏連殳那受傷的靈魂連同他那像深夜裡狼嗥一般的哭聲一同崩裂時……我們明白，先生的答案就在他的文字裡，先生的精神就在那裡閃著光。
這，就是魯迅，他永遠不會過時。
因為，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要真正活著，就一定得有那麼一點點精神。
後記：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時25分，魯迅先生在他的寓所與世長辭。從10月19日至22日安葬四天間，赴萬國殯儀館瞻仰先生遺容以及參與葬禮者，前後多至數萬人，先生靈柩上覆蓋著由宋慶齡和沈鈞儒製作的白綢旗子，上面繡著三個遒勁的大字：民族魂。
葉聖陶先生在《相濡以沫》一文中寫道：“各界的人不經邀約，不憑通知，各自跑來瞻仰魯迅先生的遺容，表示欽敬和志願追隨的心情。一個個自動組合的隊伍，擎起寫著標語的旗子或者橫幅，唱著當時流行的抗敵歌曲或者臨時急就的歌曲，從上海的四面八方彙集到墓地，大家動手鏟土，把蓋上‘民族魂’的旗的魯迅先生的棺材埋妥。這樣的事，上海從未有過，全中國從未有過了。”
—END—
我是寶木笑，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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