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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八年（1828年）五月十二日，北京城中張燈結綵，鼓樂齊鳴，迎接凱旋的將士。道光帝登上午門，親自主持一場盛大的“獻俘”儀式。
自嘉慶末年起，張格爾多次在回疆作亂，攻城略地，裂土稱王。道光帝在太和殿登極大典後的第10天便當機立斷，出兵西北，聲稱“以我堂堂大清，屢挫銳於小丑，成何體統！”
七年間，清廷先後動用4萬軍隊，花費千萬白銀，終於平定叛亂。
這一日，紅旗報捷，張格爾被關在囚車中送往京城獻俘，為避免其做最後掙扎，大臣們事先給他灌了啞藥。面對道光帝審訊時，張格爾口吐白沫無法言語，只能無助地等待死亡。
道光帝下令，將張格爾凌遲示眾。此次平叛被譽為“聖朝盛事”，而道光帝卻不敢洋洋得意，只言：“非敢邀功拓土，只以失守舊疆是懼。”
道光帝絕對沒想到，午門獻俘將成為其在位期間最後一件武功。十四年後，這一方御璽蓋到了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的文本上，隨後大清一步步地走向崩潰的邊緣。
為何這個以勤政節儉著稱的皇帝，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王朝日漸腐朽？
▲道光皇帝，1820-1850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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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謂“明主治吏不治民”。初登帝位時，躊躇滿志的道光也曾大刀闊斧地整頓吏治，將矛頭指向貪汙腐化的官場。
此時，已經運轉兩個世紀的清政府無可避地顯出頹象，朝廷上下貪汙氾濫、官場習氣因循疲玩。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有些地方官在短短几年任期內就能搜刮到數萬兩白銀，上至部院大臣、督撫，下至胥吏，大多對居官牟利的恬不為怪。
譬如道光年間，出任浙江巡撫的劉彬士，自上任起在當地大肆婪索。他恬不知恥地聲稱，自己是窮翰林出身，在京二十餘年，欠了不少錢，現在需籌錢還債，便以這個令人無語的理由收刮民脂民膏。
前文提及的張格爾叛亂，也與回疆的吏治問題息息相關。
當時，統領回疆八城事務的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斌靜，不但對百姓橫徵暴斂，還姦汙婦女，強佔商人薩賴佔的女兒。張格爾正是在得知斌靜不得民心後，才煽動群眾發動叛亂。
就在張格爾作亂前，忠於清廷的布魯特人首領蘇蘭奇打聽到這一陰謀，立馬向斌靜報告。斌靜不但置若罔聞，還命人將蘇蘭奇逐出衙門。
蘇蘭奇早已受其剝削，這回又被斌靜好心當作驢肝肺，一怒之下投靠了張格爾。張格爾在得到蘇蘭奇的協助後發起叛亂，一鬧就是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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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官員的俸祿雖不高，但從雍正起就給官員發養廉銀，一品大員每年可得一至二萬兩白銀，七品芝麻官每年也有一兩千兩的收入。就算這些養廉銀要留一部分作為辦公費用，不能全進個人腰包，剩下的部分也算豐厚了。
然而，這遠遠不能滿足清朝官員的貪慾，除了搜刮民財，貪官們還壓榨下屬，於是陋規盛行。
陋規，就是官場的潛規則。
在清朝官僚內部，各級衙門、上司下屬之間，免不了要送禮送錢，於是就有了這些拿不上臺面、見不得陽光的灰色收入。
大清官員還為陋規巧立名目，如別敬、炭敬、冰敬、門生禮和“放炮”等，該什麼時候送，送多少，也都有規矩。
張集馨就曾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詳述陝西糧道向上司送禮的規矩：
給西安將軍三節兩壽禮，每次銀800兩，表禮、水禮八色，門包40兩；八旗都統二人，每人每節銀200 兩，水禮四色；陝西巡撫，四季致送，每季銀1300兩，節壽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陝西總督，三節致送，每節銀1000 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
各級官員的陋規自然不可能自掏腰包。先是州縣官向百姓索取，之後管理各州縣的上層官員再吃州縣官，此舉毫無疑問地加重了百姓的經濟負擔。
▲圖源/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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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官員的陋規多如牛毛，難以清算，位於官場底層的胥吏為滿足一己私慾更是喪心病狂。他們與官員沆瀣一氣，利用手中的權力非法牟利，貪汙漕糧、截留稅款、收受賄賂，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
為了撈油水，胥吏連賑災銀都不放過。道光年間的給事中金應麟曾說，被災之處，窮民最苦，而胥吏最樂。
有的胥吏私取賑米，並在其中摻入糠秕，剋扣斤兩後再發放給災民；有的人冒領賑糧，擅自將衙門中的胥吏列入災民名單，或者把已經身亡的流民乞丐列入名單，並代其領取。
在不少災區，胥吏貪汙賑災銀的現象比災情本身還讓人震驚。如江蘇沛縣，胥吏任維城在道光三年、四年冒領賑款四千七百八十一串，胥吏劉步洲等為冒領賑款，偽造道光八年冬的受災戶名單，“每一里，冒報一千餘戶至二千餘戶不等，共查災民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戶外，冒報一萬六千一百五十戶”，其捏造的的名單竟然超出了二分之一。
在敲詐民財的過程中，胥吏們還充分發揮想象力，採用五花八門的手段，如私設班館。
班館是胥吏非法拘留百姓的場所。道光二年，御史黃中模曾奏請查禁全國各地胥吏私設的班館，足見私設班館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但道光年間這一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在福建閩縣、候官等地，班館被稱為“土地堂”。胥吏將受審訊的人先拘押在此處，行賄者押到乾淨的地方，沒行賄者關押在汙穢黑暗之處。同安、晉江等縣的胥吏更是蠻不講理，將被告、原告一律私押入班館，有的人竟然被關了兩三年還未見到官員之面。
湖南邵陽縣，有差役千餘人私立班館三所。道光十五年，有人向道光帝揭露其中黑幕。
揭露者稱，以“竊盜閻羅關”謝定等人為首的當地胥吏頭目，每遇尋常訟案，常將人關入班館中進行虐待。他們用鐐銬束縛被押者，並以繩子綁住其右手、右足，懸在半空，名為“釣半邊豬”。差役門丁在勒索到錢銀後，才將其放下，隨後押入另一個班館，又是一番勒索。
在接受審訊之前，有些已成垂死之人，就算有冤情也無從說出。更有甚者，有的被告仇家還重金收買差役，用酷刑折磨被押者，乃至“凌磨至斃”。
▲圖源/攝圖網。
胥吏橫行霸道之事比比皆是。
如山東寧陽縣的寧繼祖在一家飯店與聚眾賭博的差役白明玉發生口角，白派人將其毆打，並綁在拴馬樁上，用鐵火條鉗口，之後用繩索勒住其脖，使之氣絕身亡。事後，白明玉捏造證據，稱他是自縊而死，以此矇混過關，不再受追究。
又如河南滑縣胥吏史連仲，因向老百姓江文漋勒索不成，竟糾集十餘人將其砍傷，剜掉其雙眼。江文漋心裡苦啊，向衙門報案，縣令卻只抓了一名從犯。違法胥吏早已與縣官勾結，形成一個小集團，江文漋的冤情當然只會更冤，難以昭雪。
不甘罷休的史連仲又叫上一百多號人，手持刀槍前去江家騷擾，聲稱要取江文漋的性命。江文漋年邁的祖母活了一輩子，興許是頭一回見到這麼囂張的小吏，竟被活活嚇死了。
胥吏之惡使官民矛盾進一步惡化，對廣大群眾和清政府來說，都是一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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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轉變官場奢侈腐化的風氣，道光帝以身作則，不僅取消了多項皇室開支，如停止進貢、不再擴建宮殿，還帶頭厲行節儉。
道光元年，他發表《道光御製聲色貨利諭》號召朝廷上下重義輕利，不蓄私財，並引用古話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滿滿的正能量。
史載，道光帝
“衣非三浣不易”。 每月三旬，分別叫上浣、中浣和下浣，就是說道光帝一個月才換一套衣服。他還規定，宮中除太后、皇帝、皇后外，非節慶不得食肉，嬪妃不得使用化妝品、穿戴錦繡服飾，只能整日素面朝天。對勤儉節約的官員，道光帝慷慨獎賞。
道光十四年（1834年），道光檢閱禁衛軍，看到士兵們都穿著樸素的舊衣服，一概過去奢華的舊習，大喜過望，隨即將幾名主管官員都提升一級。
估計道光帝心裡美滋滋，還以為自己清廉節儉的號召有人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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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奢侈腐化的官員，道光帝嚴厲處分。
道光剛即位時，豫親王裕興不顧國喪期間的禁忌，強行侵犯府中丫鬟。負責管理宗室事務的宗人府將此事上奏皇帝。
一個丫鬟的性命，在皇帝眼中微不足道。可是，道光帝得知後氣得七竅生煙，毫不猶豫要將裕興賜死。
豫親王是清朝開國功臣多鐸的後代，將其處死非同小可，包括太后在內的皇室宗親都急忙趕來勸阻。在再三考慮後，道光帝改將其革去王爵，由宗人府圈禁三年。
之後，道光下詔，稱：
“國家法令，王公與庶民所共。”道光十年，又有人舉報盛京將軍常在家中演戲宴樂，不理會皇帝的教誨，道光帝立刻將其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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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雷厲風行的作風，一度讓官員們警覺，他們不忘在表面上做功夫。
官員們在其他場合都鮮衣怒馬，唯獨在上朝時要穿上打補丁的舊衣服以示節儉，討道光帝的歡心。
道光帝見滿朝文武跪在殿前，一個個身著舊衣，灰頭土臉，散朝時還聚在一起哭窮，交流彼此的節儉經驗，打聽哪家的白菜賣得便宜，還以為自己厲行節儉的行動有了起色。
他卻不知京城中的舊貨鋪子早已把庫存的破爛衣服抬高價錢，專門賣給官員。有的官員還自己把衣服做舊，在新袍子上打上補丁。
事實上，道光帝自己將勤儉進行到底，對治理官場貪腐並無助益。
負責執掌宮廷事務的內務府，就在道光帝眼皮底下作案。有一回，道光帝的褲子打補丁，內務府開賬三千兩，這些費用大多入了誰的腰包，不言而喻。
道光帝深居宮中，不知物價，對內務府的貪汙也渾然不知。
一天，軍機大臣曹振鏞跪奏軍國大事。軍機大臣一天要跪幾十次，曹振鏞一跪下，道光帝就瞧見他膝蓋上打了補丁，便隨口問他，打這補丁花了多少錢。
曹振鏞知道內務府常在報賬動手腳，思來想去，謊稱花了三兩。其實，三兩銀子在當時都可以做好幾條褲子了。
道光帝一聽，勃然大怒，也沒心情和曹振鏞議論軍國大事了。他立即找來內務府大臣痛罵一頓，怒斥其竟敢在一塊補丁就花費千兩。
內務府大臣還覺得本寶寶受委屈了，當面跟道光帝叫屈，說皇上褲子是上好的湖縐（浙江湖州出產的著名絲織品），上面的補丁是蘇州打的，手藝好工費高，方能補得天衣無縫。而且這一路還需要專車護送，大運河魯西南一帶治安不好，萬一皇上的褲子讓人搶了，奴才不就玩完了嗎？所以說，三千兩銀子沒毛病。
道光帝竟然無言以對。
道光帝也許是對內務府弄虛作假的行為逐漸習慣，後來遇上類似事情也“佛系”了。
有一次，道光帝和大臣潘世恩拉家常，問他雞蛋多少錢一個。
潘世恩也知道其中的潛規則，不敢直接回答，而是替內務府打掩護：“貴的七、八十枚銅錢，便宜的八、九枚。”
道光帝大笑，說：“朕這雞蛋，一個要一千二百枚銅錢。”
一次過端午節，道光帝故技重施，又和大臣周祖培拉起了家常，問他蘸粽子的白糖價錢。
周祖培回答：“一斤大約百枚錢。”道光帝又笑了，那手指一比劃，說朕這一小盤白糖，需十二兩白銀。
▲周祖培（1793-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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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光帝提倡節儉的同時，內務府官員貪汙的行為尚且如此，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員之行徑可想而知。
為杜絕貪腐，道光帝自繼位初年就採納軍機大臣英和的建議整頓地方陋規，可這一現象卻不增反減。
數年後，道光帝也只能仰天長嘆：“相沿已久，名為例禁，其實無人不取，天地不然。”
更嚴重的是，當道光帝支持黃爵滋、林則徐等人嚴禁鴉片的主張時，竟發現大批官吏為中飽私囊而大肆包庇、參與鴉片走私。
道光帝曾在一份上諭中指出：“鴉片煙流行內地，大為風俗人心之害……而此風未盡革除，總由海口守邊員弁，賣放偷漏，以致蔓延滋甚。”
此言不虛。
道光年間，廣東碣石鎮右營千總黃成鳳在海上查獲鴉片走私船後，常把走私犯釋放，將鴉片留下，運去別處販賣，從中牟利。
兩廣總督李鴻賓派巡船捉拿鴉片商，這些巡船每月收受賄銀三萬多兩，將走私船隻放行。
水師副將韓肇慶靠走私鴉片營利。他和洋船約定，每私放一萬箱鴉片，該船都要送給水師數百箱。韓肇慶將其中一部分上交，邀功請賞，反而因輯煙有功升為總兵。
對此，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指出：“中國人在道義上抵制的直接後果是，帝國當局、海關人員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的。 ”
▲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可以說，道光年間吏治的腐敗，一定程度上導致禁菸政策的失敗，引導著中國步入近代百餘年的寒冬。
理想在現實面前，總是顯得蒼白無力，即便是皇帝，也是如此。道光帝個人整頓吏治的雄心壯志，最終在整個腐朽的國家機器面前化為泡影。
在道光八年北京城那次盛大的獻俘儀式之後，等待大清的，是暗流湧動、陰冷徹骨的近代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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