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企業成本與國家財政
單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成本研究會副會長
刊期：《財政科學》2019年第9期
內容提要： 從國家政策層面關注企業成本管理，在新中國70年的發展歷史上有悠久的傳統。主要原因是企業成本與國家財政息息相關。在過去，國有企業的成本管理好壞影響其利潤，或者影響其上繳的財政收入，或者影響彌補虧損的財政補貼。在新時代，主要體現為減稅降費，通過主動的財政減收幫助企業降成本，通過做大蛋糕進而夯實財政增收的基礎。在不同歷史時期，國家政策對企業成本管理的關注點也有所差異。在過去，企業成本主要被看作內部管理問題。但在“三年國企脫困”時期，已注重從外部宏觀環境入手幫助企業降成本。新時代的“降成本”，更需要堅持宏觀思維，綜合施策。在國際競爭大背景下要特別關注發揮超大規模經濟體的優勢，增強產業鏈協同性。
關鍵詞： 企業成本 國家財政 產業鏈協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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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內容摘編
在人們的一般認識中，企業成本管理、降低產品成本是企業內部微觀管理的範疇，是市場主體自身的事情，不應當成為宏觀政策的關注對象。但近些年來，企業“降成本”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關注點。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我國主要經濟政策以來，“降成本”一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十九大報告以及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要求，為實現高質量發展，需長期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其中，“降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工作。由此，“降成本”作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創新，已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抓手之一。
事實上，國家宏觀政策高度關注企業成本管理，在新中國70年發展的歷史上有其悠久的傳統。其中的一個關鍵連接點，就在於企業成本與國家財政息息相關。本文主要回顧70年來國家成本管理政策演變的重要事件，特別注重分析在不同歷史時期企業成本與國家財政關係的異同點。文章最後還對如何推進新時代的“降成本”提出若干建議。
歷史上的企業成本管理與國家財政
企業成本管理水平，是其經營管理水平的綜合體現。在計劃經濟時期以及20世紀80年代，因為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頭是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所謂降低企業成本就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因而，企業成本始終是宏觀政策關注的對象。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確定了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和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建設方針。但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一五”計劃時期，建立相關經濟管理框架性制度、加大建設力度、鋪好攤子，是國民經濟管理面臨的主要任務。“厲行節約”的理念雖已明確，但如何通過加強成本管理來實現這一理念尚未得到足夠的重視。1959年國家計委、財政部聯合發佈了《關於加強成本計劃管理工作的幾項規定的聯合通知》等數個文件。這些文件明確了企業成本計劃的編制範圍、編制內容、編制程序和審批，以及成本執行計劃核查等問題，為企業採用成本計劃的方式加強成本管理奠定了基礎。其後，企業的成本計劃與成本管理開始有章可循。
1961年，為克服“大躍進”中企業管理出現的混亂現象，中共中央發佈了著名的《工業七十條》，其中的若干關鍵條款均涉及到成本管理問題。例如，文件中規定國家對企業必須實行“五定”，其中原料、材料、動力等消耗定額就是成本管理的內容；企業對國家必須實行“五保”，其中一條是要求保證完成成本計劃，力求降低成本。這個文件中就已經出現了“降低成本”的要求。當然，這裡的“降成本”，是指企業通過加強內部成本管理，履行對國家的義務。
在計劃經濟時期，總體上成本管理與控制依然比較粗放，甚至在宏觀上還發生了成本失控的重大事件。1971年，周恩來總理發現我們國家宏觀經濟“三個突破”，即職工人數突破5000萬人、工資支出突破300億元、糧食銷量突破800億斤。這三個突破，一方面的原因是國民收入中積累率過高，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企業成本沒有控制好，由此可能給國民經濟各個方面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後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對於職工人數和工資水平均嚴加控制，由此在1977年國有企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實際上較十年前還略有下降。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彌補過去的低工資，給國有企業工人大幅調增工資，由此又導致國家財政在1980年、1979年大幅虧空，造成了新的問題。從這一事件可以清楚地看出，計劃經濟時期的人工成本乃至企業的成本管理，與國家財政緊密相關。
改革開放之後，國營企業的成本管理依然是政策關注重點。1984年，國務院發佈《國營企業成本管理條例》，這是關於企業成本管理最高層級的法規。《條例》第一條就明確，“為了加強成本管理，降低成本耗費，提高經濟效益，增加社會財富，保障企業合法的經濟權益，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制定本條例。”第二條明確，包括工業、商業、金融在內的所有國營企業，都是降成本的對象。第三條明確成本管理的基本任務是：通過預測、計劃、控制、核算、分析和考核，反映企業生產經營成果，挖掘降低成本的潛力，努力降低成本。《條例》的發佈，對於推進成本管理和研究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成本研究會於1980年9月成立，成為唯一的一個以成本理論和實踐為研究對象的國家一級學會。
1990年末期的時候，國有企業的盈利大幅下滑，經營狀況普遍不樂觀。當時曾提出“國企三年脫困”的戰略目標，並提出了若干具體措施，如債轉股、減人增效、加強企業內部成本管理等。這些幫助國企脫困的政策措施，可以認為是適合當時具體環境下的“降成本”政策。
如果仔細比較，20世紀90年代末期的“降成本”政策，與過去相比既有相同又有相異之處。首先，當時的“降成本”政策，與過去一樣同樣要求國有企業加強內部成本管理，這都屬於微觀範疇。其次，當時的“降成本”政策，首次從外部宏觀環境上為企業降成本推出了諸多舉措，這是與過去不同的地方。比如債轉股，就是通過國家的力量，讓企業少支付利息，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比如減員增效，就是通過國家的扶持，降低企業人力成本。最後，從企業成本與國家財政的關係來看，過去的降成本主要是依賴企業內部加強管理，以增加企業上繳利潤進而增加財政收入；而這一時期的降成本，主要目的其實是減少財政補貼。因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已經定下來國有企業不再上繳利潤給財政，財政主要靠稅收；但是財政對國有企業的責任沒有減少，如果虧損加大的話，國家財政要給大量的補貼。三年脫困，即是希望國有企業增強自生能力，減少乃至擺脫對財政補貼的依賴。所以，這一時期的降成本與財政的關係也是非常直接的。
全文刊載《財政科學》2019年第9期，歡迎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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