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教育部下發的疑似輟學學生摸排名單中發現資陽區1名建檔立卡貧困學生，查無此人，無法核實輟學情況及資助情況。”2019年7月，資陽區紀委監委收到市紀委市監委交辦的一條“一季一專題”問題線索。
扶貧領域無小事，資陽區紀委監委迅速開展調查。隨著調查的深入，謎團慢慢解開……
“芭茅組村民王某向村委申請辦理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材料大家都看過了吧，他身體殘疾，家庭確實困難，這些情況大家也都知道……”這是2014年新勝村村委討論是否將王某納入建檔立卡貧困戶的一個場景。隨後經過評議、公示等程序，村裡負責扶貧工作的專幹李治安，根據多年前村裡的戶籍信息，將王某（戶主）、王某萱（大女兒）、“王思”納入建檔立卡貧困戶。
“當時王某的小女兒王豔某戶籍沒有在本村，扶貧專幹憑印象辦事，認為王某有兩個女兒，就想當然地把原來錯誤戶籍信息裡的‘王思’當做王某的小女兒上報，導致了後面一系列問題的發生。”辦案人員調查後發現。
2017年4月，省扶貧辦下發《關於開展對象識別不準和脫貧把關不嚴問題整改工作的通知》，要求對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開展大整改、大清理，新勝村委隨即開展了專項整治工作。接任李治安工作的是新的扶貧專幹王躍龍，這本是一次很好的糾錯機會，但遺憾的是王躍龍沒有發現錯誤……
“接手扶貧工作後，因為村上工作繁忙，在採集貧困戶信息時，我沒有按照要求上門核實戶籍信息，而是直接沿用之前的數據，導致2010年已在新橋河鎮派出所註銷戶籍的“王思”，一直當作王某的小女兒王豔某，錄在建檔立卡貧困戶名單中，這是我工作疏忽造成的。”王躍龍事後向辦案人員坦白。
2018年上半年，資陽區教育局開展疑似輟學人員核查，發現益陽華德博才經典實驗學校沒有“王思”這個學生。
“學校的老師找到我家裡問王思的情況，我的兩個孫女是王某萱和王豔某，沒有王思這個人。”王某的母親回憶說。之後，她到村裡反映了這個情況，村裡這才意識到王思的信息可能有問題，經與派出所核實，確認了王思不是王某家裡的人。另外，確認王某的小女兒王豔某的戶口是2018年3月份遷到村裡的，可以向上級申請為自然增加貧困人口。
2018年9月，王躍龍在填寫2018年貧困戶信息採集表（紙質表）時，按王某家裡的實際戶籍信息進行了整改，填入了王某、王某萱和王豔某，對王思按無此人進行了刪除。
事情到此本可以結束，但接下來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恰在這時，資陽區教育局對建檔立卡等家庭困難學生實行住宿生活補貼，即“補天窗”工作啟動。
益陽華德博才經典實驗學校負責該項工作的臨聘人員郭愛軍，發現本校並無“王思”這個學生，他根據申報資料上的信息聯繫到了“王思”的家長。
“我家沒有王思，是王豔某，資料搞錯了。”幾天後，“王思”家長送來了二女兒王豔某的申報資料。郭愛軍在審核學生王豔某的申報資料時，僅根據資陽區建檔立卡貧困戶名冊上王某有兩個女兒的事實，就審核通過了王豔某符合“補天窗”補助。但事實上，王豔某的名字沒列入區教育局下發的資陽區建檔立卡貧困戶名冊，也未進入全國扶貧開發信息系統，沒有資格享受“補天窗”補助，但她卻享受了500元的“補天窗”專項經費。
直到2019年3月，王躍龍才在全國建檔立卡貧困戶的網上電子信息整改到位。
2019年7月，教育部通過大數據比對，才把這個“烏龍”完全暴露。
2019年10月，資陽區紀委監委給予李治安、王躍龍黨內警告處分，責成益陽華德博才經典實驗學校對郭某軍予以批評教育。考慮到王豔某現在已成為建檔立卡貧困戶，她身患疾病，其父王某身患殘疾，家庭貧苦多難，資陽區紀委監委決定，對王豔某享受的這500元“補天窗”補助不予追繳。
“歸根到底還是自己工作責任不實，沒有腳踏實地的幹好扶貧工作，導致對扶貧對象識別不精準。”“如果當時肯花點力氣跑到貧困戶家中好好核實一下真實情況，這種簡單的錯誤就能及時避免和糾正了……”談及此事，當事人無不懺悔自責。
扶貧信息數據採集、錄入、更新等看上去是一些“小事情”，但這些“小事情”檢驗著黨員幹部的作風嚴不嚴、工作實不實，也直接影響扶貧資金的落實和扶貧效果。廣大扶貧幹部要深刻吸取教訓，力戒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確保信息數據與建檔立卡貧困戶實際情況相符，確保數據錄入真實、準確、完整，高標準高質量做好精準扶貧工作。 （益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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