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發言

2019年減稅降費兩萬多億，預期是兩萬億，實際上遠超兩萬億，這個數字馬上會公佈。這個力度前所未有，為什麼現在大家的感受好像還不是那麼強烈？那就說明現在中國的經濟，各個行業、企業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遇到了比較大的困難。或者說企業的這種成本的上升，可能快於減稅降費帶來的支撐。

轉型升級過程本身就帶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再加上中美貿易關係帶來的不確定性——內外不確定性的疊加，實際上就變成了風險，風險就變成了企業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減稅降費對企業來說，就無法完全解決企業的問題。

減稅降費是一個緩解的措施，但最根本的辦法還得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去解決問題。李稻葵教授現在是新開發銀行的首席，他說需求側不是短期需求，要轉向長期需求，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擴大，要實現倍增，我認為要從“十四五”規劃這個目標的角度來考慮。以前我們考慮五年規劃，都要考慮GDP增速，馬上在編制“十四五”規劃，應當考慮居民收入的增速跟全體老百姓的預期。這裡面特別要強調中等收入規模群體要擴大。如果老百姓在這方面的預期不清晰，大家可能信心就會不足。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從長期來看，這個收入來自哪？其實來自於整個經濟的發展。供給與需求是循環的，短期內可以脫節，也允許脫節，但長期一定是循環的。從供給與需求循環的角度來看，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既有購買力不足的問題，也有我們的供給質量跟不上消費的升級，消費升級對高品質消費的需求，已經擴大了。供給和需求之間形成正反饋，經濟就會增長，整個經濟下行的狀況就會得到遏制。

當前來看，經濟為什麼下行？我認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供給響應機制出現了鈍化。消費升級了，但供給跟不上。我們的品牌、質量、種類、服務這方面，尤其跟不上。為什麼跟不上？這裡面既有市場競爭不公平帶來的問題，還有政府管理沒跟上的問題。新的需求出來了，新的產品也有了，但相應的標準要及時出來。要不然，生產的這些東西、或者提供的服務，老百姓心裡就沒底。所以，要研究政府管理怎麼樣去為供給創造條件。

還有，新的供給、高質量的供給一定要創新，創新意味著知識產權的保護非常重要。過去模仿慣了，你的創新剛出來，另一家企業立馬把東西生產出來，創新的企業可能就掙不到錢，這種情況下誰還願意去創新呢？這麼一來，大家都搞短平快，都是提供中低檔的商品和服務。高品質的東西，是需要時間、需要成本的，而恰恰現在我們經濟又遇到了困難，內外過程不確定性疊加在一起，創新就尤其艱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速就出現了下行。

現在更重要的一點就是，供給響應的機制出了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要翻倍，是很難的。收入從哪裡來？我們從分配的角度去做文章，把高收入拉低，讓大家變成中等收入，這種思路恐怕行不通。要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努力，人人共享，從而實現中等收入群體成倍的擴增。

機會要均等，首先縮小能力的差距，機會不公平，結果就不公平，中等收入的群體就沒法擴大，所以首先是機會公平。縮小能力鴻溝，加大職業教育等。現在講以人為中心的發展，一切圍繞著人的全面的發展，勞動力、人口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也是人的能力增強的過程。教育、健康、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在經濟學的框架裡面就是一個消費的概念。消費都轉化為人力資本，恰恰在這一方面，財政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