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1 「專訪」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中國企業正面臨全球化的新拐點

記者 | 王磬 發自瑞士達沃斯

2020年是世界經濟論壇成立50週年,也是其入華15週年。在2006年,達沃斯設立了它的北京辦事處;到第二年就在大連啟動了首屆夏季達沃斯峰會。此後,越來越多的中國面孔出現在了達沃斯論壇上,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聲音通過這一平臺傳播到了世界。

1月20日,界面新聞在瑞士達沃斯小鎮專訪了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首席代表艾維德(David Aikman)。他憑藉豐富的經驗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提出了建議,也分享了達沃斯論壇的歷程、眼下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應對策略。

界面新聞:今年是達沃斯五十週年,參會者陣容豪華。在你看來,有哪些活動或人物值得特別關注?

艾維德:今年會議的主題是“凝聚全球力量,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建議你關注那些我們正在研究將影響變革的指標的分論壇。每個人都知道應對氣候變化甚至改善收入不平等所需要採取的措施,但我們現有的許多指標都是錯的。我建議你在週四參加“新經濟的新指標”這一場,比如GDP基本上就不再是一個合理指標。在商業中,只看GDP就像只看營收而不看成本,包括人力成本、環境成本、租金成本。其實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但我們也要在公司方面,知道如何為ESG(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報告制定新標準。的確,現在不同行業沒有可比性。如果可以通過財務指標進行跨行業和跨公司的評估,那麼我們實際上可以大大改善企業的行為。

界面新聞:今年也是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國辦事處成立15週年。在2006年,達沃斯就設立了北京辦公室;到第二年就啟動了夏季達沃斯峰會,進展非常迅速。達沃斯在中國的短期和長期的戰略目標分別是什麼?

艾維德:我們與中國的淵源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79年第一個中國代表團來到達沃斯論壇。最初,我們致力於將跨國公司的高管帶到中國,以分享西方的最佳實踐和智慧。但逐漸的,我們意識到事情正在起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走向全球化,甚至成為創新者和領導者。這就是我們創辦夏季達沃斯的原因,以真正專注於這些來自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的全球化,成長中的公司。

我2015年來到中國。至今,參與論壇的中國公司數量已經增加了一倍。我很榮幸地接待過習近平主席,後來又有劉鶴先生,王岐山先生和韓正先生。通過達沃斯論壇向世界傳播中國的信息,中國對此很支持。我們為能夠建立的這種關係,友誼和信任而感到自豪。

我認為中國企業正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新拐點。許多全球領先的公司現在都來自中國,不僅僅是科技行業。還有比如中國國家電網這樣的大型巨頭,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他們現在正朝著成為全球行業領導者的方向過渡時,也面臨著一系列全新的挑戰。如果他們只是一家專注於國內市場的公司,或許完全不會遇到。

這是世界經濟論壇這樣的平臺真正有用的地方,因為它使中國CEO們可以與同行見面,與客戶見面,與其他市場的監管者見面,並真正瞭解如何調整業務,需要注意什麼樣的全球趨勢。我們中國辦事處的職能之一,就是幫助中國的決策者們瞭解、適應全球經濟或文化趨勢的變化和發展,併為他們提供敘述和信息平臺。

界面新聞:中國企業想要轉型為全球企業,在您看來,具體還有哪些差距?

艾德維:我在中國與許多企業高管交談時發現,他們將ESG或企業社會責任視為外來概念。中國公司其實已經在做大量這方面的工作。在做生意的過程中,你考慮的是客戶還是所在的社會?西方應該考慮到這些東西。而對於中國公司而言,由於他們沒有就此進行溝通,沒有宣傳自己在社會上所做的出色工作,他們只是在安靜地做著,有時沒有獲得足夠的尊重。中國的管理者可以通過世界經濟這個平臺建立信任,並交流觀點。

界面新聞:你在2015年來到中國,此前也有過不少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幫助國際機構開拓新的市場。在您看來,中國和其他的市場在商務環境上有什麼差異嗎?

艾德維: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圍繞始終如一地建立信任。我認為有些業務有時更受合同的驅動,有時受形勢的驅動,有時受關係的驅動。與我在其他地區相比,在中國兌現自己的承諾也許更為重要。作為中國首席代表,我要真正確保我們一如既往地向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提供服務,這是我們對他們的承諾:我們可以提供幫助,以及我們可以做什麼?坦白說,在地緣政治背景不斷變化的全球環境中,挑戰是不可避免的。新技術確實在顛覆我們的經營方式。我們50年後仍活著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斷創新,而且我們很有企業家精神。當我們創建了新的計劃來替代舊的計劃或者改變計劃時,就會有一些困難。所以成為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當中國企業領導人感受到尊重和信任時,他們可以更輕鬆地參與其中。在當前背景下,中國面臨的挑戰之一是保持改革開放的步伐。而且我認為改革國有企業和改革金融市場等都是正確的,因為我們從在全球開展業務的經驗中知道,多樣化,開放,充滿活力和競爭性的經濟是推動效率和創新的動力。如果你看一下中國的長期目標,從使市場更具競爭力的環境到消除腐敗,開放,充滿活力的市場和更多的競爭都可以提供很多幫助。我非常尊重中國領導人在保持社會凝聚力和穩定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也希望中國能夠通過這個平臺,通過會議和參加我們的各種倡議,與其他國家分享這些觀點。我們會從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經驗中學到很多東西。

界面新聞:眼下,中國採取了不少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動作,比如新近實施的《外商投資法》。怎麼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

艾德維:我至今還記得在2017年聽到習主席的講話。他是全球化和多邊體系的有力捍衛者。在去年夏天的大連達沃斯峰會上,李克強總理宣佈,金融市場開放將比計劃提前一年。中國確實以行動來證明了這些話,並正在強化與國際金融界和國際商業界的信任。我為這些努力表示讚賞。中國向全球市場發出了強烈有力的信號,表明自身對改革開放的承諾和態度。

界面新聞:回到中國參與達沃斯論壇的過程。1979年首次有中國代表團參加,1992年,首次有從中國來的政治家參與。最近這些年裡中國的參與者們有沒有什麼變化?你有觀察到什麼趨勢嗎?

艾德維:這是我的第十七屆達沃斯,所以確實觀察到了一些趨勢。達沃斯的中國參與者,從以學術界、智囊團、政府為主,變成如今背景更多元化的參與者,企業界參與度更高了。在過去的十年中,我認為中國參與者的絕對數量確實急劇增加,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方向。現在大多數小組討論議題中,都會考慮到中國因素。

2007年我負責“全球青年領袖計劃”的時候,見到了馬雲。他來到了這裡,就坐在那兒聽著,學習,消化,可能同時也形成了關於阿里巴巴將如何發展的進一步想法。九年後,阿里巴巴就成為世界經濟論壇的戰略合作伙伴。今年接力的是張勇。這些年來,我們不僅看到了參加活動的人,還看到了他們如何參加。我認為這對我來說可能是最令人鼓舞的事情,因為我們已經擺脫了個人參與的局面。這次活動的重點是全年與我們合作的公司,他們關注並真正利用了整個世界經濟論壇平臺並將其融合到他們的業務中。

我經常說,達沃斯年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實際上它們僅代表我們作為組織所做的工作的10%。從年會中得到啟發很重要,但是,當每個人都從達沃斯小鎮的山上下來、當積雪融化了而所有人都回到自己辦公室的時候,真正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界面新聞:說到挑戰,世界經濟論壇作為一個機構,本身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作為一個非常精英化的組織,在全球反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崛起的大背景下,你們如何看待自己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你們面臨的最大挑戰又是什麼?

艾德維:我們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但我們與企業進行了很多合作,也試圖將最佳的商業思維融入我們的工作中,努力提高效率並擁有最佳的治理結構,並真正像企業一樣思考。當我們審視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時,當我們審視未來50年時,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避免成為某種資源效率不高的大型官僚組織。所以我們一直在研究業務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在資源數量相同,員工數量不變的情況下產生更大的影響。我們必須著眼於平臺經濟,必須尋找那些使其他人在其平臺上表現良好的推動力的平臺公司,這就是過去兩年來我們一直在進行的轉型。他們不僅執行我們的計劃,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公司計劃開展工作,但我們可以將他們放到平臺上,加以展示。我們希望在另一個50年裡,能夠從根本上增強我們對世界的積極影響,而不是成為某種龐大的官僚機構。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治理,技術和創業挑戰。很少有大型國際組織真的像我們一樣,願意擁抱革命性的轉型。從來沒有人真正做到過這一點。

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世界正從這種具有不同權力和優先事項的“多極世界”轉變為“多概念”(multiconceptual)世界。例如,中美兩國對待“技術在社會中的使用和管理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與其試圖強迫或鼓勵世界走向某種同質的全球標準,不如允許不同國家對經濟結構擁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單一體系)是人們在全球化和對精英階層的強烈反對中所排斥的,因為他們不認為這種體系能起作用。

相反,我們應該真正尊重那些不同體系和所有這些不同概念的差異,我們希望可以成為連接的橋樑,因為我們需要這些體系之間的互動性。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自動駕駛汽車在中國邊境,因為它沒有進入下一個國家的標準而無法繼續行駛,那就只能停在中國邊境。如果我們考慮所有這些大問題,則需要集中於相互尊重,對彼此體系的理解和學習,同時鼓勵我們需要的互動。因為技術不分國界。因此,我們需要所有國家共同努力應對此類跨國挑戰。所以我認為這些是我們關注的事情。我們能夠應對挑戰,是因為我們組織的開放性和多樣性,將社會上所有利益相關者召集在一起,在任何時候擁有最好的頭腦和最好的人,最好的公司,最好的政府共同應對這些挑戰。這就是我們工作的全部目的。

(楊溢對此文亦有貢獻)

專題:界面新聞直擊2020冬季達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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