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回应，论文中所提出的去年12月“人传人”，事实上只是回顾性推论。 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1月30日，由中国疾控中心（CDC）部分人员操刀的一篇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个本应被看成是中国医学研究光荣的成果，却引发了国人的质疑，核心在于，论文提出2019年12月中旬，病毒已经出现了“人传人”。舆论质疑，疾控专家是不是早在12月已经知悉人传人？
无论如何，“人传人”迹象早就出现跟疫情扩散多时后防控措施才全面启动，有个不短的“时间差”，这可能是疫情人际传播加速的“窗口期”。
而针对质疑，中国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称，论文中所提出的12月“人传人”，事实上只是回顾性推论。也就是说，是在论文提交的时候，根据1月23日所报告的425个病例进行的推测。还强调，对疾病的认识有个过程，公布信息总是要谨慎的，故而对“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等判断也是保守的。
从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关于“回顾性推论”的解释基本行得通，也符合我们所习得的学术常识。从常理的角度上看，无论是中疾控也好，有关专家也好，为了一篇学术论文搭上自己的整个学术和职业生命，成本太过高昂，他们不会不懂。
但就算疾控系统的专家对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的判断偏保守，是基于学术的审慎性，恐怕他们也不得不从现实中汲取教训：有些时候，“保守”可能会带来“失守”。说得更严重些，有的“保守”判断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激进”的。
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21日武汉最早的425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
中疾控有关专家提出，在他们最初拿到的27个病例中，有26个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只有1个没有。他并没有提出拿到案例的具体时间，但中疾控专家12月31日即抵达武汉，可以推测，这个27个案例，应当是在此前获得的，因此才会派专家前往武汉。
根据中疾控网站的披露，疾控中心的职责之一是“开展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及国民健康状况监测与评价,开展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调查与危害风险评估；研究制定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和国家免疫规划并组织实施。”那么，即便当时不能判断这种新的病毒是否具有人传人的危险，在26例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情况下，中疾控有没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动作，做出预警以防情势变坏？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有关专家说，“从开始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判断）是保守的，当然也是谨慎的，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结论传导到政策层面，必须考虑到两种可能性：若“人传人”不存在或很有限，却说“满”了，可能引发社会恐慌与过度反应；若“人传人”确实存在，却各种“小心求证”，就容易错过“可控阶段”。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看，我们当然可以说，当时太过小心或大胆了，但事前事中做出一些判断，注定得考量其判断带来的链式反应或社会成本，采取谨慎态度可以理解。
但谨慎也该有个度。从时间线看，1月16日，已经出现了医护人员感染入院治疗的信息之后，中疾控方面对此似乎未产生足够的警觉，至少未因此校正起初的结论。
直到1月20日，并不隶属于中疾控的钟南山发出了“人传人”的预警，全民抗疫的节奏才开始开启。但本职职责就是监控和制定传染病应对政策的疾控中心，此时才亦步亦趋地发布了一系列的措施。这样的保守，怎么看上去都有些不妥。
我们承认和国际同行分享医疗情报的重要性，尤其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然宣布新冠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信息的透明度有利于建立国际社会对于我们的信任。然而，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在疫情全面爆发前，疾控系统向媒体、社会、地方政府和公众分享信息的有些机会，是不是错过了？
谨慎与保守，可能是基于负责任的态度，但在特殊情境下，这可能达到南辕北辙的目的。在此事上，专业意见的及时与否，不可避免地会接受事后“结果导向”的评判，这本也要求这方面的专业判断要跟防疫形势充分结合，能为防疫“打提前量”“做前瞻性部署”提供支撑。
只有透明化和充分共享信息，才能真正地消除社会与公众的疑虑与担忧。“保守”是个很轻并且具有充分学术意味的词语。在疫情面前，真正的“保守”不是考量最优情形，而恰恰是以最差情形来做最充分的准备。在疫情应对上，那样瞻前顾后的“保守”，显然不是“最坏预设”的应有之义，只会与此相悖。这点应被意识到。
□连清川（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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