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人说，一个文化名人，可以托起一座文化名城。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能够营造一座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城。出语不凡，发人深思。事实上，一部文学巨著，一集不朽的诗作，一幅名画，一部名片，一曲名歌，都会激起人们心灵的震荡，从而对名人名作产生无限的向往和崇拜。
灵山秀水蕴育了不朽的文化巨匠，那些千古风流人物又使一方山水洋溢着历史文明的回声。人们常说的地灵人杰大略如此。是因缘，也是必然。
意大利北部小城维罗那令青年男女心驰神往，因为那里有沙翁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幽会的小屋；人流涌向荷兰的哥本哈根，为的是一睹安徒生童话中大海的女儿的丰采，相信哥市还在创造着动听的现代童话。音乐是维也那的灵魂，没有音乐就没有维也那。她孕育了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等饮誉世界的音乐大师。歌剧院、音乐厅几乎遍及全城，以音乐家命名的街道、公园比比皆是，到处是音乐巨子的塑像。日本的京都现在有17座寺庙、神殿、古堡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佛教文化的隆盛足以使京都在全世界骄傲和自豪。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古往今来有多少帝王将相、古圣先贤、艺术明星和鸿学大儒，唯实难以胜数。
但是在已逝的岁月里，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并未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尤其在那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时代，历史文化名人的不屑子孙们还无休止地口诛笔伐，要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在世界。研究敦煌的文献，在巴黎的比在北京的还多，研究的学者大多也在国外。法相宗的祖庭在陕西铜川，但是弘扬及研究又怎能与日本国相提并论，这样的事例太多，实在是一种悲哀。
改革开放开创了华夏的太平盛世，也同时迎来了文艺的复兴繁荣，名人效应立竿见影。一部《少林寺》让武林泰山北斗扬名海内外，成为再造新登封的酵母；《大红灯笼高高挂》一石激起千层浪，给山西的旅游业注入了新鲜生动的活力；一曲《大板城的姑娘》让多情的男子萌生了西游的渴望；高亢的唤起海内外对神秘西藏的向往。济宁的孔庙、孔府、孔林一下子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拉开了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序幕。淄博市先声夺人，在火车站高高竖起了蒲松龄的塑像，一曲娓婉的《聊斋》主题歌，飘荡在蒲家庄的上空。
兵马俑带来的不仅仅是滚滚财源，那是千古一帝的庞大军旅，是古都西安的光荣。当然，李冰父子成就了都江堰，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都江堰，也使李冰父子海外扬名。杜甫草堂给蓉城壮色增辉，人们也从中去体味诗圣那兼济天下的胸怀以及穷困潦倒的人生。这样的例子也太多了，真可谓难以胜数。
中国有很多文化古都，历史的风尘掩盖了多少高士哲人的清辉。也许是文化积淀太过厚重的缘故吧，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去开启文化艺术的大门去完成城市格局与历史文脉的协调。于是在探寻，在研讨，在迷茫中觉醒。南京的发展要以展现历史为中心，于是开始追寻李白、陆游、曹雪芹、吴敬梓、孔尚任等文人的足迹；开封市在打造“一城宋韵半城水”的品牌，要逐步恢复“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的盛景，洛阳则全力塑造自己的牡丹园；西安蓄意古调独弹奏新声------。我这里说了这许多，只是想申明历史文化及历史文化名人与营造文化名城是相关的。所谓江山代有名人出，名人名市相映成。
铜川是一历史文化名人荟萃的地方，西晋哲学家傅玄、隋唐哲学家令孤德芬、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北宋山水画家范宽都诞生在这里。这些彪炳史册的文化艺术巨匠灿若星辰，他们的业绩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还有一位震古灼今的人物与铜川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就是举世闻名的佛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旅行家、翻译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唐代高僧玄奘大师。
玄奘是河南人，可是他主要的贡献在陕西，最辉煌的四年在铜川度过。铜川玉华山的灵秀成就了玄奘的不朽，玄奘也为铜川留下了丰厚的佛教文化遗产。这笔遗产足以使铜川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名城。
在这里，他译经14部，计682卷，占他平生译经总数的半数以上。在译经十九年里，平均每年译经七十卷。从数量上看是空前绝后的。从质量上看，“一语之安，坚如磐石，一义之立，灿若星辰”。文字洗练，无不准确恰当。因故，人们将玄奘同东晋时代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并称为中国译经史上的两大译圣。
在这里，大师倾毕生精力，译成了他平生所译经卷75部中部轴最大的。这部廿万颂、四处十六会的皇皇大典，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和主要经典，称之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认为唯有通过智慧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的真谛。达到觉悟和解脱。大部大经完成了玄奘的心愿。故而言道，在玉华译成，这是天缘。此经与玉华山有缘，玄奘能来此地，这是经的力量。
在这里，玄奘开宗立派，创建了法相宗。这是以《大般若经》为理论基础的佛教哲学体系。他率先提出唯识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成佛境界和方式，那就是人的自我净化过程。法相唯识宗有广阔的宇宙人生观，揭示了人体和生命的奥秘，是生命进化的阶梯，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所介绍的因明学，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也有重要作用。
还是在这里，玄奘表谢太宗皇帝成就了脍炙人口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的《述圣记》等传世神品。圣教序在肯定玄奘功绩“将日月而无穷，与乾坤而永大”的同时，无疑把盛唐时代的佛教文化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位于玉华山的玉华寺一时成为了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
还是在这里，玄奘的门人高足云集，内中不乏外国高僧哲人，在其四大高足中，神肪是朝鲜人，来玉华山求学的还有朝鲜的元晓、义寂；日本的道昭、智通、智达等，学成回国，弘法布道。尤其是日本僧人将玄奘创立的法相宗在日本发扬光大，至今盛传不息。玄奘因此成为东亚佛教文化的师祖，铜川也成为日本法相宗的祖庭所在地。
还有，玄奘在铜川玉华寺，聘人精心雕制而成的佛足印石，金刚座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佛门圣物；玄奘在铜川玉华宫，还受赐太宗的白金云水袈裟一领并珍宝剃刀一口，正是这件价价值连城的袈裟，在演绎出了一回孙悟空降妖伏魔的神话。
麟德元年二月五日，也就是公元664年3月22日，一代高僧玄奘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途，留下了大师临终的遗言，圆寂在今铜川玉华山中。“因缘和合”，那是无限的悲痛，永恒的印证。所以后人用至善至美的语言来纪念他。他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他是一个拼命的留学僧，他崇高的境界，不屈的精神，堪称是中国的脊梁，千古一人，中华第一完人，他是佛，是中国的佛，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先生说：“他的事迹一直在亚洲乃世界各国传诵，是中印两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贡献和价值，随着时代的推移，将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在佛教理论、哲学、因明学、梵文翻译、历史地理、民俗、交通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高大博深的影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其作为中国十大古圣贤之一重点加以推介；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录中，玄奘和孔子赫然在列。当然，玄奘的佛光也将普照铜川。
在佛教界，普遍认为释迦的出生、成佛、说法、圆寂地被尊为四大圣迹。在四迹中，玉华寺幸得其半，佛教圣地，名副其实。中国玄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培育先生预言,开发玉华寺,使它成为世界(特别是佛教界)的名寺,也使铜川成为世界名城.但愿专家的预言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
以重修玉华寺为契机，打造铜川佛教朝拜地形象，从而扬名世界是一项艰巨的历史性工程，它需要自上而下认识上的统一。那就是佛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是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铜川是佛教圣地，这一富贵的文化资源，足以成就铜川世界名城的地位。非如此，就不会有高层的整体文化策划，更不会有快速和有节奏的行动。陕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恢复开放玉华寺为宗教活动的批复已过八年，铜川市修复玉华寺奠基仪式也已过去了六个年头，至今仍无法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河南西部的达摩祖师西归圣地熊耳山空相寺，一九九九年时还是一片旷野，如今已道路通达，殿宇重重，僧房百间；达摩武院、达摩文化研究会也相继成立，已完成投资近三千万元。相比之下，玉华建设步伐显得太过缓慢。
玉华寺的金字招牌应该亮起来。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唐僧绎经和圆寂地是玉华寺而非玉华宫。只有玉华寺才称得“圣地”，才具有国际性，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寺”毕竟是废宫为寺的产物，因此在建筑上要有与世界名寺相称的皇家气派的文化韵味。我是外行，但想象中，在玉华山外十里之内，应当是竹林松柏环衬，烘托出一种宁静悠远的自然风光；太宗时代的九殿五门金碧辉煌；藏经阁里序列着玄奘在玉华寺所译的14部经卷，乃至全部75部经卷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文章；灵塔高耸，给人以高山仰止崇拜，内藏玄奘顶骨，不由人不仰慕高僧之神韵丰采。玄奘纪念馆内还可陈列国内外书画名家绘制的玄奘画像、塑像和条幅；蜡人室中塑法师译经之宏大之场景及四大弟子塑像，环拥盛唐名臣贤相之塑像或造像，再现历史风貌和掌故；在寺外，建有古香古色的仿唐建筑的酒店茶肆，以满足世界佛教会议的需要。还要有碑林，录制历代文人墨客以至皇帝贵戚的诗文记序。再设一铜川圣贤纪念堂，以弘扬铜川除玄奘外的历史文化名人。人们来到玉华寺风景区之后，流连忘返，徜徉其中，接受多种文化艺术的熏陶和感染。
如同南京市要成立六朝研究会一样，铜川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玄奘或称佛教研究队伍的议题不应该成为空谈。季羡林先生说，我们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和文化史、哲学史上起的作用，更要细致、具体、实事求是的加以分析，以其能做出正确的论断，否则，就没法写什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再细分起来，更无法写中国绘画史、中国语言史、中国音韵史、中国建筑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舞蹈史等等。可见其意义之重大。我们不敢奢望在佛学研究方面有多大的作为。但是，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便多一点申办高层佛学论坛的资本和与佛学界高僧大德交流沟通的机会，对名寺名城的构建也会增添几分底气。队伍组建和培养的渠道有很多，有心便有成，勿需赘言，修复名寺，打造名城，需要官方、民间和佛教界的共同努力，社会各界责无旁贷，宣传媒体和文化艺术界似乎更应有明确的创作，获得更强烈的创作冲动的来自天国的神秘而又涌动不息的创作灵感。以玄奘和玉华山为对象的小说、散文、诗词、传记、电视剧、绘画、书法、雕塑和其他工艺美术品将以其独具的魅力张扬国内外，合奏出一曲玉华之春的黄钟大吕。
关于修建名寺、创作名城的构想可以说是文化兴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顺利实施，它将唤起政府各部门及全体市民对铜川历史文化应有的尊重和开发利用的意识。我们耗资修建的文化广场再也不会把昔日“同官八景”铺在地上任其污染和践踏，代之而起的将会是竖立起来的一幅幅解读不尽的历史文化画卷。令人莫名其妙的罗马廊柱哪里会有“八桂亭”、“紫微阁”那般神圣和儒雅；铜川市的市树，将不再是合欢树，而是佛教圣树娑罗树，市鸟也不再是小精灵般的画眉，可能会总务科首选传说中的凤凰或如来头顶的金 翅大鹏雕。在城市的雕塑上我们以铜川出生的名人，在铜川发生的文化事件或铜川的文化神韵等为素材，打造具有铜川风情的特色雕塑；街道的命名也应出现“登云路”或“药王大道”等等。
玄奘的精神也将得到发扬。一九九九年，铜川举办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九个国家和我国十五个省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 地区的专家、学者、教授对玄奘精神无不推崇备至。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综合各位代表的意见，认为玄奘精神是：历尽千难万险，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不慕虚荣，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融会教内外各派理论的认同、宽容精神；工作作风踏实，计时分秒的严谨精神。这种精神是玄奘大师留给铜川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的效仿，更值得我们把蕴含其中的精神内涵挖掘并发扬光大之，成为新铜川取之不尽的精神和财富之源。
让我们乐观地看待铜川的未来吧。当双名(名寺名城)或文化兴市战略功德圆满之时，关于铜川煤城矿难和污染的不光采字眼将从人记忆中逐渐消失。如果说山东曲阜是礼义之邦，有重感情、守承诺、讲诚信的美话，那么铜川市将博得佛教之都以及和平、吉祥、友善的清誉。世界各地乐于来到这方净土投资经商；四季不绝的香客和朝圣拜山活动带来的旅游热将带动第三产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兴起。从而实现铜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久远的渴望和夙愿，铜川那时必将光照寰宇。我们为铜川这样的未来祈祷吧。
东篱，女，原名胡菊，1962年生人，陕西师范大学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铜川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人才之一。陕西著名女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婚后不言爱》、《婚戒》、《生父》、《香》、《远去的矿山》五部，其中，《远去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品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直面、坦率的展示，以其粗粝、厚重、充满力量感的强烈风格受到陈忠实、贾平凹的一致称赞。贾平凹在读了的长篇小说《生父》之后评价道：我读了《生父》那书，很让我震撼，写得好啊！那么硬朗，那么扎心，那么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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