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性恬淡、酷嗜讀書，經營財務非其甘願亦非其所長，然知人善任。待下寬厚。豁達大度，慎始慎終，人都樂為其用。“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為其以儒術指導商業經營的主導思想。
十數年後，其祖業包頭商號獲利倍增，於“復盛公”之外，又增設“復盛全”、“復盛西”等多處，左右著包頭整個市場，因此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商業外，兼營錢莊、當鋪，相輔相成，資本愈見盈厚。但他並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務全權委任長孫，自己則休閒家居，閉門課子。
“肆力史冊。廣購圖書，效法燕山竇氏，嚴飭子孫無少懈”。同時，廣行善舉，光緒三年（1877）縣遭饑饉，出巨資助販。渠本翹創設中學堂，孟步雲創設女子學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廣為人所傳誦。因販災義舉。受到清廷“舉悌弟加五級”，並賞戴花翎的嘉獎。子喬景儀、孫喬映霞均沿襲祖業，使商業、金融又有開拓與發展，成為省內外商界聞人。
他娶過六個妻子，分別是馬氏、高氏、楊氏、周氏、楊氏、楊氏，都誥贈夫人。據說他最後一個妻子可作他的孫女，兩人的年齡相差三十幾歲。這樣看來，不知底細的人會認為這位老翁好色，老了還討妙齡為妻。其實老翁娶妻竟是兒女們的主意。因為他家雖說僮僕很多，可貼身服侍實在不如自己的妻子方便，妻子比孝順的獨生女使用起來自然很多。娶了妻子，一來省去子女們的麻煩，二來還可避免同僕婦女傭的風流不雅。
致庸生有6子，11個孫子。在他執掌家務時，可稱得上人丁興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業突飛猛進，有了很大的發展。如起先是“復字號”稱雄於包頭地面，接著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商埠及水陸碼頭。這時“在中堂”的財勢已躋身於全省富戶前列，家資千萬，商業遍佈全國。
他為了光大門庭，又大興土木，於同治初年開始，先在老院西側隔小巷購買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裡五外三的樓院。而且兩樓對峙，主樓為懸山頂露明柱結構，通天欞門，有陽臺走廊。登上陽臺，可觀全院。陽臺前沿，設有扶欄，扶欄上刻有磚雕，磚雕工藝精湛，栩栩如生。
明樓竣工後，又在兩樓院隔街相望處，陸續興建了兩個橫五豎五的四合鬥院。四座院落正好位於街巷交叉的四角，為後來連成一體奠定了基礎。在他手裡建築的房屋佔到整個房院的三分之二。
喬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誠懇，處世隨和。由於他善於謀劃和經營，在他執掌家業時，資產越來越多，是“在中堂”殷實家財真正的奠基人。
喬致庸的一生頗有善行，經常救濟貧民百姓。特別是在清光緒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謠有“光緒三年，人死一半"的說法。當時喬致庸曾開倉賑濟。對此，光緒八年版《祁縣誌》有記述，並給予褒獎。
在理家上，他經常告誡兒孫：經商處事要以“信”為重，以信譽得人。其次是“義”，不哄人，不騙人，該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錢。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擺在首位。又誡“驕、貪、懶”三個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為準則，把它當作兒孫啟蒙的必讀課，同時寫在屏門上，作為每日的行動規範。兒孫如若有過，則令跪地背誦，如犯拋米撒面之錯，便把“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反覆誦讀，直到認錯為止。然後再作一番訓教，最後犯者謝赦，慢慢退出。
喬致庸還把他親擬的對聯著人寫好刻就，掛在內宅門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須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財，緣惜福”。以此告誡兒孫，注重節儉，不要貪圖安逸，坐享祖業。他對他的兒子進行了排隊分析，認為長子不可委以重任，因為長子驕橫跋扈；次子個性暴烈；三子過於老實，亦非經濟之才；四子樸實遲鈍，不善於說話；五子是個書呆子；六子體質瘦弱，難擔大業，沒有一個是他的理想繼承人。
只有長孫喬映霞性格忠誠厚道，聰明伶俐，故對映霞寄予厚望，教誨亦多。常對其教育說，唯無私才可訟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氣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學忌滿，膽欲大，心欲小，知欲圓，行欲方”。“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過，待人要豐，自奉要約。恩怕先益後損，威怕先緊後松。”這些教誨，對喬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響的。
喬致庸老年時，對他的六子寵愛至極，偏袒極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後，慟哭不起，染病臥床，二年後離開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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