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0 問道老子39:何為“大道廢有仁義”的“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現代流行版本《老子》第三十八章原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處在上德層次的人,表面上不講德實際上是有德。處在下德層次的人,表面上講德實際上是無德。處在上德層次者講無為,是因為不有意為之而顯得無所作為。處在下德層次者講無為,則是有意為之而顯得有所作為。宣揚上仁者有所作為而不有意為之,宣揚上義者有所作為則是有意為之。宣揚上禮者有意為之而得不到想要的回報,於是就立刻揮舞手臂指責唾棄別人。因此,迷失了大道者才會尊德,又喪失了德才會崇義,再喪失了義才會尚禮。所謂禮法,本身就是人與人之間忠貞誠信缺失的產物,而且也是引發週期性社會混亂危機的導火索。這時,輪番登臺傳道授業的各路知識精英名流大師,都只是道可道非常道的“有形之象”表面浮華,也是愚弄催眠百姓大眾的“心靈雞湯之源”。所以,大丈夫總是能夠守住淳厚質樸的“無形之氣”,絕不追逐“有形之象”的表面浮華,從而始終保持樸實而不虛華的道法自然品性。

對此,我們還是先要複習一下《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在常人看來順其自然就是聽天由命無所作為,實際上卻是道法自然順勢而為無所不為。當政者如果能夠照此道法自然以正治國,那麼世間萬物就會自我運化自然生滅。在運化過程中,如果有形之象與無形之氣出現陰陽失衡,那麼我就必須通過術為道之用來進行調整控制,從而使其恢復到純樸無名的正常狀態。使其恢復到純樸無名的正常狀態,就不會再出現系統循環發展失衡的問題。如果使人們都能夠自我剋制自私貪婪的慾望衝動,就肯定能夠自我實現自身心態的安穩沉靜,那麼以正治國天下太平的局面就自然形成了。

接著複習一下《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這段話的大意是,“三皇” 時代的天下治理方式,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以正治國道法自然處無為之事,人們幾乎都感覺不到統治者的存在,也就無所謂仁義道德。從“三皇” 時代到“五帝”時代的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就是廢棄“道為術之本”的“大道”而進入了“常道”。這個“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的“術為道之用”,就是以德治國用仁義禮智信教化百姓,再就是以法治國用暴力手段震懾百姓,再就是以智治國用權謀騙術愚弄百姓。“大道”被廢棄了,才有了以德治國倡導仁義的需要。於是,善於玩弄智術機巧的聰明人就應運而生了。當人們“以假反假”相互欺騙成為常態化時,虛偽狡詐便會層出不窮了。當父子、兄弟和夫婦之間的家庭糾紛越來越多時,就有了以德治家倡導父慈子孝的需要。最後到了國家陷入內憂外患的混亂狀態時,就更有了以德治國倡導忠信節操的強烈需求。

再聯繫上下文來看,儘管都是具有主觀意識能動性的高級動物,但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習慣卻存在著很大差異。儘管都是有著“上下五千年”同文同種的文化傳承,而“三皇”時代與“五帝”時代的中國人思維習慣也存在著很大差異。今天的中國人與五千年前“三皇”時代的祖先們,更是存在著思維習慣的極大差異。究其根源,就是因為“三皇”時代的祖先們是大道思維模式,而自“堯舜禹之變”的“夏禹傳子家天下”以來,中國人都已經轉變為常道思維。這個大道與常道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源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與“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的“公私之變”。於是,就產生了“大道廢有仁義”的“名可名非常名”。因此,在距今大約兩千五百年前,當老子給“禮崩樂壞”天下大亂中的人們講道理時,常人們都很難聽懂“道可道非常道”的“玄之又玄”了,更何況今天的我們。

如果要問,自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奴隸制小康社會的“公私之變”,究竟是發展進步了還是文明倒退了?換句話來講,究竟是生活在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好,還是生活在奴隸制小康社會好?顯然,所謂“回到某某時代”之說,本身就是迴避“公私之變”問題本質的詭辯術。以中國式“道術用” 與“時勢位”有無相生陰陽易變系統運動思維來看,就“道為術之本”的精神世界“無形之氣”層面而言,從“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到“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的“公私之變”,肯定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道德墮落。就“術為道之用”的物質世界“有形之象”層面而言,從青銅器時代到鐵器時代的科技進步,肯定是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再就道法自然的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層面而言,從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均衡發展到奴隸制小康社會不均衡發展,肯定又是違背自然法則的“不知常妄作兇”。

縱觀天下,自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奴隸制小康社會的“公私之變”以來,特別是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時代以來,再經“君權神授”的古羅馬帝國軍事擴張和中世紀基督教“神權專制”的“十字軍東征”宗教戰爭,又經歐洲“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殖民征服“新大陸”的奴隸買賣“世界自由貿易”狂飆突進,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權”金融殖民統治的民主法治“普世價值”和市場經濟全球化國際慣例“剪羊毛”體系,此所謂“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古希臘式大國崛起“修昔底德陷阱”天下興亡週期律,就是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神權專制”的“紙牌屋遊戲”惡性循環。這種“戰爭武器決定資源配置”衍生的“貨幣工具決定資源配置”國際慣例體系,也依舊是道法叢林法則自私物慾弱肉強食“獸之道”的“術萬變而道不變”。

令人遺憾的是,自“鴉片貿易戰爭”以來,中國知識精英“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屢戰屢敗,又給中國人增添了崇洋媚外的西方式思維慣性。事實上,不管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道思維,還是“大道既隱天下為私”的常道思維,中國人的大道之理最終都歸根於自然天道。中國人誰也不會認為,自然天道必須服從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的“道可道”。而不管是神靈崇拜還是科學理性思維,這種西方式“普世價值”最終都歸根於常道思維的“自我邏輯”。問題恰恰在於,當中國人的常道思維接軌了西方式思維慣性之後,卻同樣會認為自然天道必須服從個人主觀意識能動性的“自我邏輯”。甚至還會鸚鵡學舌地說,老子所傳的大道原本就缺乏“哲學邏輯”,嗚呼哀哉!

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回望來路,究竟怎樣看待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奴隸制小康社會的“公私之變”,這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問題,也不僅僅是大道思維與常道思維的思維方式轉變問題,也同樣是解決當今世界不均衡發展危機的“眾妙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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