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有一千个观众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读者因了不同的身份、阅历和学识，往往会有不同的观感。
比如关于《水浒》中的“拼命三郎”石秀，千百年来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说：“在《水浒》刻画的所有农民革命英雄形象中，各方面显得最成熟而又完整的人物，笔者认为是‘花和尚’鲁智深和‘拼命三郎’石秀两人。”（杨柳《水浒人物论》）另一种则认为：“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辣煞，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以至可憎了。”（周作人《知堂乙酋文编》）
从本文的拟题中，就可以发现，在对石秀的评价问题上，我当然是站在周作人这一边。拼命三郎的确是一个让普通人感觉可怕而又可憎，和他打个照面都要倒吸一口凉气，恨不得远远避开的人物。
有人会觉得奇怪，在梁山好汉中，石秀的武艺算不得十分突出，不是顶尖厉害的角色，似乎也并未像李逵那样抡着板斧乱砍一气，更没有穆春穆弘兄弟那样横行乡里的劣迹，何至于说他“可怕”而又“可憎”呢？
其实，石秀的“可怕”和“可憎”不在于他的武艺有多高，也不在于他是否喜欢胡乱杀人，而在于他的“超精细”，在于他的“穷撇清”。
可怕的“超精细”
在梁山群雄中，要争武艺第一，估计会有很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要问谁最精细，除了军师吴用，在武人当中，恐怕非“拼命三郎”石秀莫属了。
书中关于石秀的精细过人，有许多精彩的笔墨。大的如打祝家庄前，石秀去打探情报，关于这一段，我想先偷懒摘抄对石秀极致崇敬的杨柳先生的分析：
石秀化装成樵夫，挑一担柴进入祝家庄，从钟离老人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消息，顺利完成了使命。在整个“探庄”过程中，我们充分看出了石秀的机警、沉着、精细、果敢和英勇，所有这一切优秀品质和可贵性格，充分说明石秀政治上的成熟。当然，这是和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优良出身以及长期反抗斗争的锻炼分不开的。我们在其他英雄的身上，并不是不能找到这些性格特点，但却没有这样集中和深刻。李逵是勇往直前的，但却缺乏应有的机警和沉着态度；武松是机警而沉着的，但又不够精细，他那种因过重“个人恩怨”而产生的“偏激”行为，也是和石秀有些距离的。……参加“探庄”的共有两人，除石秀外，还有“锦豹子”杨林，但完成任务的却只石秀一人而已。杨林却被祝家庄拿住了，而杨林本身也决不是莽撞冒失的人。《水浒》作者从两人的对照中，完成了石秀这位比较完整和全面的英雄形象的刻画！
对杨柳先生这一大段文字，我除了对其在特定时代给石秀附加的各种帽子持保留态度外，其他都是赞成的，通过“探庄”一役，石秀非同寻常的机警、沉着和精细，的确是跃然纸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石秀之精细，这只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杨雄之妻潘巧云不过随口向石秀介绍了几句关于“贼秃”裴如海的情况，石秀便“自肚里已瞧科一分了”。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奸情，就在杨雄眼皮底下发生，杨雄兀自蒙在鼓里，石秀不过打个照面，就洞烛其奸，拼命三郎之嗅觉，已非常人所及！
一般来说，做人精细一点总是好的，可以少被人糊弄，但石秀的精细已经越过了正常人的界限，算得上“超精细”了。他仿佛处处在揣摩人的心思，一双眼睛好像时时在提醒和他打交道的人：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少在我面前打马虎眼！我们看他回答裴如海问他“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的话，“我吗？姓石名秀！金陵人氏！为要闲管替人出力，又叫做‘拼命三郎’。我是个粗卤汉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这几句粗看倒也稀松平常，可在心里有鬼的裴如海听来，真是冷极了也锋利极了，简直要不寒而栗！难怪后面裴如海“连忙走，更不答应”，连情人要他“早来些个”的话都听不进去了。
一个“超精细”的人，正因为自己经常要揣摩别人，所以他总以为别人也和他自己一样，做每一件事时，都有着非常细密的用意。其实，很多时候，普通人说话做事往往只是下意识的行动，最多不过稍作考虑，哪里会有这么多弯子可绕呢？杨雄的丈人潘公和石秀一起做屠宰生意，石秀掌管账目，过了两月，石秀身上添了新衣，回来见“铺店不开”，“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刀仗家火亦藏过了”，便心中寻思：“哥哥自出外去当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服，一定背后有说话。……自古道：‘哪得长远心的人？’”然后便收拾账目，对潘公道：“且收过了这本明白账目。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地诛灭！”事实证明潘公根本就没有猜疑石秀的意思。
一个过于精细的人，是会被摒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圈之外的。像石秀，谁敢做他的同事、朋友，做他的生意伙伴呢？
可憎的“穷撇清”
石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时时处处要撇清自己。不愿意被人冤屈，这也是人之常情，但石秀明显越过了常情的界限，他为了撇清自己，对是否会伤害到别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等等，都是不屑一顾的。
石秀的“穷撇清”，第一个例子就是摆出账目给潘公看，而且还发毒誓。而最显著的，是他越俎代庖替杨雄“清理门户”。
怎样看待杨雄的“家丑”？尽管我对《水浒》中的石秀充满了憎恶，但并不想把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奸情美化，也不准备以现代人的法律观念去解读石秀的杀奸行动，因为那样做必然导致将《水浒》这部书全部推倒，是以今人因时代条件差异而产生的“高明”去笑话古人了。我们还是回到宋朝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那场奸情和杀奸者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要说，虽然潘巧云对裴如海自述中透露，为人之夫的杨雄“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为这段奸情掺上了一点人性的影子，但无论怎样，潘、裴的私情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从书中描写看，和尚裴如海也是个玩弄妇女的老手，他的死实在是咎由自取。撞破朋友之妻的私情，石秀第一个反应是为杨雄不平，“哥哥如此豪杰，却讨了这个淫妇”，这是情理之中的动作；第二个反应是向杨雄道破秘密，这仍然不脱常人的思维。然而，因为杨雄醉酒，被潘巧云猜破，先发制人，说石秀调戏她，使杨雄反疑石秀。这个时候，“拼命三郎”的一系列反应就完全是“石秀式”了：先是忍耐，一般人遇到朋友冤屈，总是要辩解几句的，可石秀却一笑了之，显见有极深的谋划；然后更将裴如海和报信的头陀杀死。这都不是常人所敢想所能为了。
石秀为什么对朋友之妻的这段奸情如此不依不饶，甚至不惜连杀两条人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义气就可以遮掩过去。如果仅仅是为了义气，他将自己掌握的奸情透露给杨雄，就已经尽到朋友的职责了。可以断言，在他向杨雄揭发时，是没有动什么杀机的，然而等到杨雄反倒怀疑到他自己头上时，他的怒火却好像要比亲见朋友之妻偷情更为炽烈，那不怒反“笑”就是明证。也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动了杀机，也就是说，潘巧云栽赃他这个自诩的“顶天立地的汉子”，才真正让石秀感到不可忍受，他的自白也说得清清楚楚，“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石秀在受人栽赃的愤怒之下，急欲撇清自己，不是昭然若揭吗？
撇清自己也许还是必要的，可石秀为此，不惜搭上四条人命，这种“穷撇清”就太让人恐惧了！
得知奸情后的杨雄本来也没想杀掉自己的妻子，但我们看到，作为朋友的石秀却步步紧逼，非要他痛下杀手不可：和杨雄定计诱潘巧云上翠屏山时，石秀说的是，“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似乎也还没想要置潘巧云于死地，可是到潘巧云被逼说出详情，并向丈夫讨饶时，石秀却道：“哥哥，含糊不得！”待石秀“递过刀来”，杨雄先杀了侍女迎儿，潘巧云转向石秀求饶：“叔叔，劝一劝。”石秀说出了一句妙语，“嫂嫂，不是我”。……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石秀的这句“闲话”正刻画出其人狠毒之性格。
一个人的朋友之妻偷情，最愤怒的本应是那个朋友，可是在这里，最愤怒的倒不是杨雄，而成了石秀；最不惜手段的，也不是杨雄，而是石秀。这正常吗？是一个恪尽朋友之道的人应该做的吗？
超过常人的精细和狠毒，这样一个拼命三郎，哪怕头上再多“义薄云天”等光环，我也是要退避三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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