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烨
长于爱情题材小说写作的上海旅加作家贝拉，近些年来把创作的目光主要投向了近代时期犹太人在上海的过往历史。继2007年写作了长篇小说《魔咒钢琴》之后，新近又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幸存者之歌》（2019年8月版）。
这部作品源于“二战”时期曾有的一段真实历史，又超越了原有的事件纪实，因其内蕴丰赡而雄浑，意味浪漫而隽永，使得人们读来荡气回肠，读后感佩不已。
《幸存者之歌》主要是以美国好莱坞著名制片人迈克·麦德沃的父母早年的真实故事为素材的。犹太人迈克的父亲大卫和母亲朵拉，相识于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火车上，相恋于滞留上海的危厄困境中。对这样一个看似屡见不鲜的寻常人生故事，贝拉经过深入的历史探幽和精妙的艺术加工，使其常中有异，平中见奇，不仅生动地描述了大卫与朵拉以真诚而深挚的爱恋相互温暖、共渡时艰的感人经历，又经由这一主干故事，描写了不同层次的爱在非常时期的特殊作用，以及上海的城市和市民在“二战”期间对于犹太难民的多方救助，使得作品在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图景的同时，有力地发出了歌吟爱的伟力与魅力的强音，构成了一部“小爱”与“大爱”遥相呼应的雄浑交响。
不同的作家在题材的把握与素材的处理上，都有自己的特点与优长，这才有文学创作与作品样式的百花齐放。我曾在一篇有关贝拉小说创作的评论中，以“写情的高手”来称誉贝拉写作的卓尔不群。我以为，擅长放手书写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即是她逼人的才情与过人的强项之所在。由《辛存者之歌》这部作品来看，无论是大卫与朵拉两人的爱情故事，还是音乐家沃尔夫、接线员姚慧君等人的情感际遇，抑或是上海城市敞开胸怀接纳犹太难民的博大情怀，作者都既聚精会神地写出故事的各自脉络与内在底蕴，又放开视野写出不同人的经历与故事的彼此牵连与相互影响，使得作品以众多人士各自不同的音色，形成了多音汇聚的爱的合唱。
《幸存者之歌》的主干故事，是大卫与朵拉的爱恋与婚姻，这也是作者在写作中最为用心用力因而也最为撩人心扉的部分。大卫与朵拉的相遇与相识，与他们同为颠沛流离中命运相连的犹太难民有关，但使他们倾心相恋、真心相爱的，是两个人的志趣相投，心心相印。从共同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到困窘中仍对未来抱有热切的希望与坚定的信心，他们借助着赏读普希金的诗作表达着彼此的相互爱慕，独自一人滞留上海的大卫，怀揣着“只要心中有梦，在哪儿都是希望之乡”的信念，从一个街头擦鞋匠做起，经过上海小伙李彼得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美商电话公司的维修工。当他有了正式工作去向朵拉的父亲表达自己想要迎娶朵拉的愿望时，势利的朵拉父亲艾萨克以“你用什么娶朵拉，你用什么保证朵拉的幸福”的连连反问拒绝了他。但这并未使大卫有所退缩，反而更加激发了的他的志气：“无论你信不信，朵拉的幸福成了我奋斗的目标，这一天一定会来临的。”从此，大卫更加地努力，加倍地勤奋，由精心设计街头电话亭的创意带来的连串业绩，一步步地由线路维修工，做到了事业部经理、公司主要负责人。与此同时，跟随父母一起生活的朵拉，也因天资聪颖，音色优美，成为了一家犹太人咖啡店的驻唱歌手，并被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沃尔夫收为私家学生。但随之又引来了新的麻烦，朵拉日益为人们所瞩目，更为留美归来的本地商贾陆天河暗中觊觎，拥有美容公司和牙医店的陆天河，先以重金聘为广告代言人的合约，在生意上绑定朵拉，继之又以各种手段讨好朵拉的父亲艾萨克，摆出一副非迎娶朵拉不可的气势，甚至以给朵拉一家办理赴美签证为诱饵，要与朵拉以订婚宴的方式正式确定关系。面对着这种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大卫和朵拉都没有气馁，更没有放弃，在经历了被日本侵略者欺压，被日本浪人骚扰、被日本军警抓捕的种种磨难之后，大卫和朵拉终于在摩西会堂举行了婚礼，并在次年生下了儿子迈克，使得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摆脱人生的困局，却也可以“苦中有乐”。
关于爱情的蕴涵与意义，作品里有许多如同箴言一般的精到表述，令人读来意味深长，余韵无穷。如大卫对朵拉说道：“智慧与信念，自由与爱，是我们飞翔的翅膀。”大卫还说到：“真爱就能蒙恩，上帝一定会祝福我们的。”谈到与朵拉的彼此钟情，大卫深情地说：“在彼此相爱的人眼里，对方就是最美的公主和王子。”朵拉与姚慧君谈论爱情时说道：“一个在爱情中的女人，当然希望融入对方的身心和灵魂中。”这些真挚而隽永的话语，像是随口而出，肆口而来，但却精警凝练，不移不易，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共同的思想认知与经验总结。因而，基于共有的经验与认知，一些有关爱情的名人名言，也与上述表述不谋而合，值得我们深刻铭记和不断回味。如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说道：“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为他的幸福而高兴，为使他更幸福而去做需要做的一切，并从这当中得到快乐。”著名哲学家罗素也说道：“最充实的爱是愉快与良好的愿望这两种因素不可分割地结合。”如许的说法，都可以看作是对于大卫与朵拉忠贞爱情的本质意义的阐释，或者说大卫与朵拉以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对这些至理名言作了最为精彩的解说。有了关于爱的这种擘肌分理的描述和钩深致远的诠释，《幸存者之歌》这部作品，也就赋有了自己超越个人传记与历史纪实的人文价值与美学意义。
当然，在《幸存者之歌》里，爱的回旋与律动，不只是大卫和朵拉二人的对唱，它还由不同人的各自演绎，共同构成了一曲战时上海的爱的合唱。围绕着大卫和朵拉，既有着姚慧君也挚爱大卫，陆天河痴迷朵拉的三角情恋，还有沃尔夫与朵拉的知音之交，李彼得与大卫的挚友之好。而真心相知、真情相爱的大卫与朵拉的爱恋，使得他们毫不动摇地逾越了无数障碍，他们也以其爱的坚定和崇高，说服了朵拉的家人，感染了身边的友人，阻退了非分的商人。一直是旁观者的沃尔夫，给为陆天河的纠缠苦恼不已的朵拉提出了“寄希望于时间”的建议，并嘱咐大卫“学会享受爱的每一天”；原本并不看好大卫的艾萨克，最终也得出了“大卫就是上帝派给他们的礼物”的看法。也许改变最多也最大的是上海滩的摩登女人姚慧君，她虽然不能割舍对于大卫的爱，但却不忍去拆撒大卫与朵拉的婚恋，真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成全与祝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在这里，爱如何使人勇敢，爱如何叫人坚强，爱如何令人忘我，爱如何引人崇高的诸多意涵，都蕴藏在一个个的故事里，虽然表述上含而不露，引而不发，但人们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感到了，也悟到了。爱能提升人的自我修为，爱也能温暖人的环境氛围。围绕着大卫与朵拉的爱情发展进程，环绕着他们的人们，彼此之间的的相互理解与倾力相帮也越来越多。除去沃尔夫的几次鼎力相助外，姚慧君在大卫和朵拉遇到绝大难题时的赴汤蹈火，李彼得在关键时刻的每每挺身而出，以及归国学人郁志坚的从旁协力，使得大卫和朵拉的婚恋与大卫负责经营的美商电信，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顽强支撑到了“二战”胜利后的新的岁月，这使上海这座城市，既以广纳犹太难民表现出了博大而宽厚的胸怀，而且还以成全和成就不同人的努力与想往，在看似光怪陆离的景象中，别具一种深邃又温暖的人文情怀。写作《幸存者之歌》，贝拉发挥了她善于书情写意的特长，这使得这部作品比之同类作品，显然在浪漫意蕴和文学品质上更胜一筹。作品在描写大卫和朵拉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与一波三折的爱情际遇时，一方面如实描述战乱背景下的侵略者肆虐、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的客观情势，一方面又不时地楔入有关诗歌吟诵、歌唱表演、《圣经》重温、犹太文明忆述等桥段，这使得战乱环境中的大卫与朵拉的故事，既具有时代与社会的底气与地气，又焕发出人的情感与精神的灵气与慧气，使作品因而裹上了一重浪漫情调的外衣，平添了故事的内蕴的传奇性与艺术感染力。我还为之惊喜乃至惊奇的，是过去擅于写作男欢女爱的情感题材的贝拉，虽然在书写爱情方面的艺术激情与内在功力并未减退，但显然在艺术视野上，叙述方式上，走向了宽阔与大气，开始表现出对人文历史的高度关注，对重大题材的着力把控，而且经由情爱的故事的构筑与描述来加以负载和表现，使得作品小中见大，柔中含刚，淡中有浓，举重若轻，更有较重的分量，更大的气象，同时也具有更大的张力，更多的魅力。这都使人们不得不对这个不断进取的实力派女作家刮目相看，同时对她今后的小说创作抱有更多和更大的阅读期待。 2020年3月5日于北京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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