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又稱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又稱“徽幫”，它是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商人集團。其萌生、發展和興衰歷程，既有著地域經濟社會發展環境條件的原始推力，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和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重心發展移動的歷史走勢相適應的。
“徽商”源流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早在東晉時就有新安商人活動的記載，以後代有發展，明成化、弘治年間形成商幫集團。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經營達到極盛，並形成了雄踞中國南部，威震海內達數百年之久的宏大商幫群體，乃至出現“無徽不商”、“無徽不成鎮”的說法。從清道光、咸豐時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漸趨衰落。
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在中國商界稱雄數百年。徽商不僅以自己的傑出實踐實現了雄踞中國三百餘年事業的輝煌，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大奇蹟。
徽人經商，源遠流長，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1.與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觀環境壓力，這正如明嘉靖年間徽州一村婦所說：“吾郡在山谷，即富者無可耕之田，不賈何待”。
因山區的自然條件環境的侷限，人們要生存發展，就必須付出加倍的努力，故而徽州人向以吃苦耐勞著稱，練就了吃苦耐勞，百折不回的“徽駱駝”精神。
2.豐富的物產、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經商。
3.徽人思變精神的內在動力加上當時我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機。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質的是徽人的思變精神。正是因為他們敢於打破“重農抑商”的世俗偏見，才使許多徽民變為徽商，正是這種轉變才產生了徽商的鼎盛。
當然，徽商之所以能稱雄商界數百年，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翹楚，是與它的賈而好儒的本質特點分不開的。
賈而好儒
徽州素稱“東南鄒魯”，生於斯、長於斯的徽商，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賈而好儒”、“賈儒結合”。徽商的本質是儒商。其從商者多為士族大戶，其家族文化傳承底蘊較為豐厚。從商之前大多在私塾家學中習儒讀經，成年後再出去經商；也有許多人是習儒致仕失敗後轉而從商；有些則是既從商亦習儒、亦商亦儒。這些有文化的商人，其氣質、智力、判斷力和洞察力自然較高，謀略膽識也非一般人所能匹敵企及，在市場供求瞬息萬變、盈虧捉摸不定的情況下，他們善於審時度勢，精於運籌謀劃、揚長避短、出奇制勝。就其經營理念而言，“講道義，重誠信，諾而必行”，“商人唯利，取之有道，德為上”，“寧奉法而折閱，不以欺詐而求贏”等，都是和儒家思想內核“仁、義、信、誠”等一脈相通的。從而使其在社會各界中有著良好的商譽形象，人們樂於和其交易往來。所以其做生意成功率高，大多獲利多且快，生意越做越紅火，越做越大。
徽商的賈而好儒首先表現在其思想觀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縣古民居村落西遞村有這樣一副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從中便可看出徽人對儒與商的看重。徽商賈而好儒還表現在他們的實際行動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後，或棄賈業儒，或棄賈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選擇了一條捐貲買官的道路。
那麼，徽商賈而好儒的原因是什麼呢？
1.徽商所在地區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澱的地區。
2.為了獲得與經濟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需要以“儒”為外衣來包裝自己。
歷史上“徽商”因其通儒學，或亦商亦儒，和學儒致仕、科舉為官的當朝權貴有許多共同語言。談古論今，說文議道，多能坐到一處；也會在做生意之餘，來點文化教育投資、修橋鋪路的義舉，贊助地方官員彰顯政績等來獲得官府的支持，賺取民譽。況且許多附庸風雅或貪得無厭的封建官僚也想借助和這些商人的交往勾結，沽名釣譽，斂取錢財，中飽私囊或鋪通仕途。而商人也就可藉助官府權勢的撐腰，壟斷市場經營，甚而是變“民營”為“官營”，如明清時淮揚鹽業、江南絲綢棉布，多為徽商壟斷。“紅頂商人”胡雪巖就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代表。
“徽商”的時代侷限性
歷史上的“徽商”也有其突出的時代侷限性。其雖然投身商界，也基本能做到在商言商，但其思想意識深層，仍帶有很強的農耕經濟、封建文化和宗法觀念色彩，重農輕商的小農意識還沒有根本消除。因此古徽商在發家致富後，在剩餘資金的投向上，往往多用於返鄉建宅院、置田產、修祠堂，回到以農為本、耕讀傳家的老路上去，鮮有將大量剩餘資金投入辦實業、興新學的。在這方面其遠不如後來相繼崛起的蘇浙商人群體在近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眼光見識。所以古徽商給今人留下的也只有那些雕樑畫棟的深宅大院，或是宏大陰森的祠堂家廟，向世人訴說著昔日輝煌。濃重保守的小農意識和過分仰仗官府的思想，也是其在清末以後的近現代中走向衰落，幾近湮滅的重要因素。
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徽商的興衰已經成為過去的歷史。但是，“儒商”作為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卻仍然值得我們總結回味，它對於我們今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仍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鑑意義。
“新徽商”的崛起
當歷史翻到當代，建國之初的計劃經濟使商貿流通的重要作用被忽視，徽商的繼續沉寂，乃是時代形勢使然，這也不獨是徽商的遭遇。而當改革開放風起雲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席捲中華的歷史新時期，帶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和歷史傳承的各地商人群體，尤其是粵閩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商團，乘勢而起，千帆競秀，百舸爭流，蔚為壯觀，並相繼成為當今商海中叱吒風雲的大船鉅艦。相比之下，徽商甦醒的遲緩，崛起的滯後，常使人為之扼腕。
這期間，“新徽商”也曾掀起過一些微波，出現過一些亮點。如當年以“傻子瓜子”名世的年廣久，雖曾轟動一時，但充其量不過是放大了的個體戶，不久也就湮沒了；史玉柱創辦的珠海高科技集團也曾紅火過幾年，但近10餘年來卻也是幾度沉浮，雄風不再。在安徽商界中鮮有能攪動中國商海的大商巨賈。人們不禁在思索：安徽商界怎麼了？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開放的春風春雨，市場經濟的雷鳴電閃，畢竟已使安徽商界開始復甦、踏上征程。中部崛起的歷史機遇，也使安徽商界終於再次找回了已失去多年的那種精於商道。不甘人後的傳承感覺。（來源|《讀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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