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 曹一/图）
吴晓乐是“别人家的小孩”。她不上补习班，却从明星高中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她也是升学竞争“胜利者”中的少数派，在父母普遍高学历、家境优渥的同学中，常常感到自己背景突兀。她生长于台中蓝领家庭，母亲是渔民的女儿，只念到小学毕业，但终生渴求知识，自学认字，常泡书店。母亲的言传身教，养成了她的读书习惯。
初中第一堂英语课，老师问大家谁不会背英文字母，吴晓乐毫不犹豫地举手，才发现自己是少数。老师叹口气说：有同学没有基础，我们从头教起。她感到难堪和羞耻，回家跟母亲赌气。母亲道歉：“不知道英语这么重要，你的学历比我高了，我带你去买一本英语词典好吗？”
一位好友的父亲是数学老师，回到家就有人辅导作业。吴晓乐那时以为，父母对孩子学习的严密管束就是爱的表现。她埋怨母亲学历太低，连大学志愿排名都不懂。
吴晓乐从高中起开始做家教，大学毕业后更以之为业，至少教过五十位学生。孩子们面临另一种成长的烦恼。他们大多来自中产或中产以上家庭，父母给予的爱与关心不是不够，而是多到窒息。
那些父亲从事报酬丰厚的体面职业，母亲拥有名校学历，在家专心陪读。他们早早购置学区房，从幼儿园开始规划孩子的未来。孩子们用名贵的书包文具，上下学有人接送，饭后母亲总是递上钙片和维生素。在以爱为名的精致牢笼中，孩子们因不能满足父母期待备受折磨。
“在这样巨大的善意之下，悲剧很容易发生。”吴晓乐曾深深羡慕的好友后来倾诉道。好友只要稍微背离期待，母亲就会低落、失望，再把情绪转移到她身上。在母亲面前，她下意识地全身僵硬，感到自卑，生怕无法取悦母亲。长大后她很少回家，迈入家门前总有一股掉头离去的冲动。
吴晓乐才发现，尽管半是无可奈何，当年母亲给予的自由与尊重多么可贵。“以前觉得父母的关爱是不会嫌多的，我现在告诉你，其实过犹不及。”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依据八年家教见闻，吴晓乐于2014年出版《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注：下称《你的孩子》），通过九个家庭的故事，展示出父母给予过多、干预过多给孩子和亲子关系带来的伤害。四年后，由《你的孩子》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引发公众讨论。同年她出版第二本关于教育的作品《上流儿童》，这本聚焦全职母亲的书让她意识到，可能“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父母”。
2019年10月，《你的孩子》简体中文版出版。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让父母变成“怪兽家长”？吴晓乐向南方周末记者谈起她的体会与观察。
“老师你懂吗，我不能没有多动症！”
吴晓乐接触的家庭大多男主外、女主内。妈妈们往往接受高等教育，曾从事全职工作，生育后“回归”家庭，承担起培育下一代的任务。孩子不仅是她们的情感寄托，更是价值体现。
在《你的孩子》中，家庭主妇小圆妈的生活以丈夫为中心。丈夫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最早也要晚上九点才回家。一听开门声，她便冲到玄关，笑盈盈地给丈夫脱外套、拿公文包。夫妻俩常为儿子的成绩吵架。孩子成绩并不差，只是未达前10%，在竞争激烈的台北可能无法考入明星高中。丈夫感觉应酬时很丢面子，指责妻子：“一个月跟我拿那么多钱，却连个小孩都搞不定？”
小圆妈习惯体罚，常打骂儿子直到精疲力竭，甚至要求家教照办。但儿子的成绩并无起色，反而对考试产生心理障碍。有一天她打不动了，对儿子哭诉：“你不认真念书，你爸爸都不想回家了。”
层层传递的压迫感并非个例。女孩若娃刚进小学时上课常发呆，门门成绩倒数。父亲认为问题在于妻子没管好学前教育，母亲被指责后很伤心，怀疑女儿有多动症。尽管很多医生说孩子没问题，她还是为孩子拿到诊断。她告诉丈夫，女儿与常人不同，不可以用普通标准要求。若娃也想帮助母亲，但实在不爱念书，便默默配合。她对吴晓乐说：“老师你懂吗，我不能没有多动症！”
台湾是世界少子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18年台湾妇女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仅为1.06个。“生五个跟只生一个心态相差很多。你会希望他很好。”吴晓乐问，“当父母把所有资源、心力和爱丢在小孩身上，怎么可能轻易接受他有独立的想法、有不同于你的感受，接受他想要做自己？”
书中，一位母亲把夫妻组成的家庭比喻为公司。“外界怎么看待这家公司的发展与前景，不外乎是家庭最重要的资产——小孩。”在她看来，创建一家物流公司的丈夫无论多么成功，晚年总要面临接棒难题。“小孩子很像她们的KPI。”吴晓乐形容。
“孩子毕竟是一个人啊，很多时候你投入很多，也没什么回响的。”有妈妈告诉吴晓乐，夫妻关系紧张、小孩失控时，只能靠乱吃乱买发泄情绪。很多妈妈坦承，“不晓得自己在哪里”。
“当妈妈是一个很矛盾的经验”
《你的孩子》中的母亲们显得有些极端而疯狂，改编台剧则采用科幻元素和惊悚风格，被宣传为“台版《黑镜》”。有人批评这本书妖魔化母亲形象，作为回应，小说《上流儿童》的关注点从孩子转移到母亲身上。吴晓乐试图揭示：“妈妈会变成这个样子，其实有一个社会的结构在背后运作。”
《上流儿童》以每学期学费约20万新台币（注：约合4.63万人民币）的台北某精英私立小学为原型。在近半年田野调查中，吴晓乐访谈了学生的母亲们。她们的家庭年收入在几百万至一千万新台币之间，大多是全职妈妈，也有兼顾工作、育儿的职业女性及少数事业型女强人。
全职妈妈是最活跃的家长。她们争当家长委员，迅速回复老师发在家长群里的通知，积极准备才艺竞赛等班级活动，还提前三个月预订孩子的生日派对场地，比赛谁的派对别出心裁。
吴晓乐发现，全职妈妈心情矛盾。她们一方面嘲笑有工作的妈妈，后者被视为夫家财力不够雄厚；另一方面又暗地羡慕那些开创自己的公司或品牌，把孩子“扔”给保姆的女强人，因为她们“可以用自己的名字来进行社交，而不须附庸于丈夫或孩子的名字”。
这让吴晓乐看到妈妈们的复杂处境。“你会很骄傲说小孩的事情知道得这么细，可以背出孩子的考试日程。其实也会困惑，这是一个成就吗？这一切可能是很空虚的。”吴晓乐说，“有些妈妈很老实地告诉我，她也不想要跟小孩子绑得这么紧，但是如果不这样，好像又会让人家觉得她没有很投入。”
信息泛滥和身边人的意见，无时无刻不给家长带来压力与焦虑。“怪兽家长”的内心也许是无助的，“他们被众多舆论干扰到无法做出决定，四面八方的压力敦促他们成为‘更积极’的父母。”
《上流儿童》中，女主角陈匀娴为儿子小学择校问题而苦恼。儿子出生不久，夫妇俩就买下台北某老牌公立小学的学区房。听说其他家长费尽心力想把孩子户籍迁入该学区，她骄傲地感到自己是“提早规划的聪明母亲”。但后来她发现，自己欣赏的几个亲子博客博主都送孩子上私立小学，理由是应当对孩子的教育“更用心”。
因为自责，陈匀娴开始研究各种择校方案：公立小学低年级只上半天课，要另找托管班填补孩子放学和家长下班间的空白时段；私立小学自带课后辅导，但只收附设幼儿园直升的孩子……在费用、可行性、教育品质中，陈匀娴反复计算，失眠了一个星期。
陈匀娴好不容易把儿子送入精英私立小学，面对全身心投入子女教育的全职妈妈们，很担心自己的教育方式遭到批评。儿子没上过全英幼儿园，英语有口音，以及自己忙于工作不能接送儿子，都让她紧张甚至愧疚。
跟陈匀娴一样，吴晓乐采访的妈妈们普遍焦虑、有罪恶感。“资讯太多了，你永远感觉自己好像很落后，好像怎么做都会犯错。今天你用这个方法，有人说其实它已经不适合了；你用那个方法，人家就说它有你没有想到的缺点。”吴晓乐说。
写小说期间，吴晓乐读到一篇关于育儿的文章，深受启发。作者曾凡慈是社会学学者，在文章中分析了台湾育儿理论的现状：传统习惯不再被信赖，新知识又日新月异，不同流派专家的建议往往相互矛盾。育儿理论泛滥给母亲们更多选择，也让她们对“可能犯错”更为焦虑，又令亲朋好友们都变成“专家”，任意批评她们的育儿方式。
吴晓乐逐渐意识到，教育竞争是“到最后都会不得不旋进去的漩涡”。妈妈们能在痛苦中继续下去，部分是因为全职妈妈圈子提供了归属感。“成为妈妈之后，你很少有地方可以去。突然发现有一个地方很需要你高度参与，你们的话题又很像，等于把你从在家独自育儿的苦闷当中解放出来了。”
“我们太习惯女人是苦闷的了”
吴晓乐在工作中发现，爸爸在家庭教育中“消失”了。他们常常不在家，也不知道孩子的老师叫什么、最好的朋友是谁。偶尔，她需要跟爸爸们讨论小孩的情况，他们就很紧张：我不知道，也怕忘记，你可以待会打给妈妈吗？
写《上流儿童》则令她意识到，爸爸的“消失”从孩子出生就开始了。她注意到关于孩子教育的书大部分是写给妈妈看的，新生儿去医院检查发育进度，即便孩子父亲在场，医嘱也会对着母亲传达。
在一场与吴晓乐的对谈中，曾凡慈表示，社会对父母亲的期待不同。对父亲的期待在于事业成功，对母亲的期待则在孩子的教育，分别反映在家庭性别分工中。尽管有越来越多“奶爸”、“新好男人”出现，她还是认为：“只要我们还觉得他是在‘帮’老婆做事、‘帮’妻子分担，我们对传统性别的想象就没有松绑。”
父亲“消失”也是吴晓乐的亲身经历。小时候她肠胃不好，每次需要看病打针，急匆匆跑去学校接她的永远是妈妈。有一天父亲午睡醒来，心情不错，张口就问她：“你现在在二年级几班啊？”上小学的女儿瞪眼回答：“我升四年级了！”
在散文《等待父亲》里，吴晓乐回忆儿时曾跟着父亲跑遍台湾。父亲从事运输，把她放在副驾驶座上，教她认沿途的路牌和汽车，要她表演歌曲。她唱着跳着，睡倒在铺好的棉被中，又时常在急刹车中滚落，迷迷糊糊的不知身在何处。送完货，他们瞒着母亲去吃炸鸡和薯条，回家后一起演戏，假装还没吃饭。
吴晓乐十岁时，父亲的钱被一个好朋友骗光了。家中生活陷入困顿，母亲不得不取出打算留给儿女的定期存款，姐弟俩常在上学路上被追债者拦下，“父亲住进了壳里”。他过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工作，做出租车司机、大楼管理员。神采从他眼睛里消失了，他不再是那个掌握方向盘、目的地明确的父亲，变得缄默寡言、逆来顺受。女儿的成绩是少数让他快乐和骄傲的事情。
但吴晓乐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期待，开始通宵达旦玩网络游戏。一天半夜，父亲怒不可遏地抄起扫帚，她倨傲地瞪着他：“你尽管打，反正你也不在意我，只在意我的成绩，因为你自己没什么可以期待的。”父亲脸涨得通红，在她以为要被揍时摔掉扫帚，痛苦地转身离去，一言不发。
父亲变得易怒而挑剔。吴晓乐后来意识到，其实父亲最气他自己。他很不安，怕被家人抛弃，但把一切闷在心里，没有讲出来。“可能我们的社会并不鼓励男性表达他的痛苦，他讲不出来，所以只能用沉默、愤怒或者暴力去表现。”
“后来我读了很多书，想要去理解我爸爸到底怎么了，然后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父亲之所以成为父亲，完全取决于他在经济上的贡献。”吴晓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经济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不需要怀疑他父亲的角色，可以很自然地表现出性格中热情、幽默的一面。”
闽南语形容男性能干、有本事，会说他很“gâu”（注：字形为上敖下力，发音类似“搞”）。赚大钱和“娶细姨”（注：娶小老婆）都是“gâu”的表现。一位父亲忙到晚餐也不回家，就意味着他很能干。丢掉工作天天待在家，他感到自己无能，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便成为沉默失声的父亲。
吴晓乐的朋友曾经给一位教授当助教。教授没空接小孩放学，她的丈夫虽然比较空闲，却担心被认为不够阳刚能干，不愿意接小孩。任务最终落到那位朋友身上。“大家会觉得比较空闲的人好像比较不重要。”吴晓乐回忆，“这其实是她和她先生的功课，他们不想去消化，就扔给更弱势的人处理。”
父亲一蹶不振后，吴晓乐的妈妈扛起了整个家庭。她不仅要补足家用，还要照顾丈夫的情绪。“当她做完这一切，社会还是会给我爸爸比较大的功劳，因为他是男人，是爸爸。”吴晓乐说，“男性绝对会有他们的苦闷，可是我觉得女人的苦闷是更大的。只是我们太习惯女人是苦闷的了。”
“父母也不是他们自己的”
台湾近年提倡“多元教育”，希望小孩不只会考试。学校作业越来越多元、有弹性，比如给国际组织写信，表达对有关议题的看法。吴晓乐认为，学校立意良好，但也越发要求有人陪在孩子身边辅导。在目前的家庭性别分工下，这个人往往就是妈妈，她“很难从这种密集的教育当中离开”。
父亲们同样承受压力。两三年前，吴晓乐听说一位主管的小孩参加学校的马术课后班，课后班的妈妈们相约带孩子去欧洲体验马术，两个人的费用约30万新台币。他不想出这么大一笔钱，但为了不剥夺孩子成为马术大师的可能性，只好加班工作。
“如果说小孩不是父母自己的，那么，父母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吴晓乐在一次采访中说，“妈妈做出某个决定，不单纯因为她想这么做，而是可能她这么做比较没人会说话。”
《你的孩子》中，学生小叶靠作弊考到全班第三名。此前她未曾考进前十名，外婆劝母亲生二胎：真想不通你们夫妻一个台大硕士，一个台大医科，怎么小叶这么笨？你关心过她的功课吗？小叶无意间知道了这番话，才想到作弊。她想证明自己像爸妈生出来的小孩，让“大家都开心”。
小叶曾提出想上美术课，母亲明知她有画画天分，但怕耽误学习，还是劝她补数学。母亲很挣扎，她看到女儿正重复自己的路——为取悦母亲而放弃自己。“外界对她的期待越来越多，我不能置之不管，只好勉强她去迎合他们的眼光。”这位母亲反省道，“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世界上没有别人，只剩下我们两个，我才能好好爱她？”
吴晓乐觉得自己也许是幸运的。父母的背景不突出，社会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关注和期待，反而给了她很大的空间。“台湾是一个很紧很紧的社会。”她形容道。她的一位美国朋友感到，在台湾，谁是被大家崇拜的人，谁不是，大家好像都清楚明了。
在吴晓乐就读的台湾大学法律系，按照律师、司法官和法律研究所三种考试通过几门，毕业生被划分为“应届三榜”、“应届两榜”和“应届一榜”，还区分是以第几名考上的。吴晓乐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同学以倒数第二名通过考试，五年后大家谈论起来，仍称其为“那个考倒数第二的”。
毕业时，吴晓乐没有参加司法考试，这在法律圈内并不光彩。她选择做家教和写作，曾被视为不务正业、逃避人生。最近她去大学演讲，主题叫“世界需要有人去冒险”，希望人们跳脱框架，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我住台中，假设到台北只有一条高速公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开发县道，让骑机车甚至走路的人都可以到。如果大家都因循苟且玩过去的规则，就只会一再觉得你到不了台北是因为没有车，而不是去想为什么只有高速公路。”吴晓乐说。
南方周末记者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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