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 曹一/圖）
吳曉樂是“別人家的小孩”。她不上補習班，卻從明星高中考入臺灣大學法律系。她也是升學競爭“勝利者”中的少數派，在父母普遍高學歷、家境優渥的同學中，常常感到自己背景突兀。她生長於臺中藍領家庭，母親是漁民的女兒，只念到小學畢業，但終生渴求知識，自學認字，常泡書店。母親的言傳身教，養成了她的讀書習慣。
初中第一堂英語課，老師問大家誰不會背英文字母，吳曉樂毫不猶豫地舉手，才發現自己是少數。老師嘆口氣說：有同學沒有基礎，我們從頭教起。她感到難堪和羞恥，回家跟母親賭氣。母親道歉：“不知道英語這麼重要，你的學歷比我高了，我帶你去買一本英語詞典好嗎？”
一位好友的父親是數學老師，回到家就有人輔導作業。吳曉樂那時以為，父母對孩子學習的嚴密管束就是愛的表現。她埋怨母親學歷太低，連大學志願排名都不懂。
吳曉樂從高中起開始做家教，大學畢業後更以之為業，至少教過五十位學生。孩子們面臨另一種成長的煩惱。他們大多來自中產或中產以上家庭，父母給予的愛與關心不是不夠，而是多到窒息。
那些父親從事報酬豐厚的體面職業，母親擁有名校學歷，在家專心陪讀。他們早早購置學區房，從幼兒園開始規劃孩子的未來。孩子們用名貴的書包文具，上下學有人接送，飯後母親總是遞上鈣片和維生素。在以愛為名的精緻牢籠中，孩子們因不能滿足父母期待備受折磨。
“在這樣巨大的善意之下，悲劇很容易發生。”吳曉樂曾深深羨慕的好友後來傾訴道。好友只要稍微背離期待，母親就會低落、失望，再把情緒轉移到她身上。在母親面前，她下意識地全身僵硬，感到自卑，生怕無法取悅母親。長大後她很少回家，邁入家門前總有一股掉頭離去的衝動。
吳曉樂才發現，儘管半是無可奈何，當年母親給予的自由與尊重多麼可貴。“以前覺得父母的關愛是不會嫌多的，我現在告訴你，其實過猶不及。”她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依據八年家教見聞，吳曉樂於2014年出版《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注：下稱《你的孩子》），通過九個家庭的故事，展示出父母給予過多、干預過多給孩子和親子關係帶來的傷害。四年後，由《你的孩子》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播出，引發公眾討論。同年她出版第二本關於教育的作品《上流兒童》，這本聚焦全職母親的書讓她意識到，可能“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父母”。
2019年10月，《你的孩子》簡體中文版出版。是什麼樣的社會環境讓父母變成“怪獸家長”？吳曉樂向南方週末記者談起她的體會與觀察。
“老師你懂嗎，我不能沒有多動症！”
吳曉樂接觸的家庭大多男主外、女主內。媽媽們往往接受高等教育，曾從事全職工作，生育後“迴歸”家庭，承擔起培育下一代的任務。孩子不僅是她們的情感寄託，更是價值體現。
在《你的孩子》中，家庭主婦小圓媽的生活以丈夫為中心。丈夫是一家公司的總經理，最早也要晚上九點才回家。一聽開門聲，她便衝到玄關，笑盈盈地給丈夫脫外套、拿公文包。夫妻倆常為兒子的成績吵架。孩子成績並不差，只是未達前10%，在競爭激烈的臺北可能無法考入明星高中。丈夫感覺應酬時很丟面子，指責妻子：“一個月跟我拿那麼多錢，卻連個小孩都搞不定？”
小圓媽習慣體罰，常打罵兒子直到精疲力竭，甚至要求家教照辦。但兒子的成績並無起色，反而對考試產生心理障礙。有一天她打不動了，對兒子哭訴：“你不認真唸書，你爸爸都不想回家了。”
層層傳遞的壓迫感並非個例。女孩若娃剛進小學時上課常發呆，門門成績倒數。父親認為問題在於妻子沒管好學前教育，母親被指責後很傷心，懷疑女兒有多動症。儘管很多醫生說孩子沒問題，她還是為孩子拿到診斷。她告訴丈夫，女兒與常人不同，不可以用普通標準要求。若娃也想幫助母親，但實在不愛念書，便默默配合。她對吳曉樂說：“老師你懂嗎，我不能沒有多動症！”
臺灣是世界少子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2018年臺灣婦女育齡期間平均生育子女僅為1.06個。“生五個跟只生一個心態相差很多。你會希望他很好。”吳曉樂問，“當父母把所有資源、心力和愛丟在小孩身上，怎麼可能輕易接受他有獨立的想法、有不同於你的感受，接受他想要做自己？”
書中，一位母親把夫妻組成的家庭比喻為公司。“外界怎麼看待這家公司的發展與前景，不外乎是家庭最重要的資產——小孩。”在她看來，創建一家物流公司的丈夫無論多麼成功，晚年總要面臨接棒難題。“小孩子很像她們的KPI。”吳曉樂形容。
“孩子畢竟是一個人啊，很多時候你投入很多，也沒什麼迴響的。”有媽媽告訴吳曉樂，夫妻關係緊張、小孩失控時，只能靠亂吃亂買發洩情緒。很多媽媽坦承，“不曉得自己在哪裡”。
“當媽媽是一個很矛盾的經驗”
《你的孩子》中的母親們顯得有些極端而瘋狂，改編臺劇則採用科幻元素和驚悚風格，被宣傳為“臺版《黑鏡》”。有人批評這本書妖魔化母親形象，作為回應，小說《上流兒童》的關注點從孩子轉移到母親身上。吳曉樂試圖揭示：“媽媽會變成這個樣子，其實有一個社會的結構在背後運作。”
《上流兒童》以每學期學費約20萬新臺幣（注：約合4.63萬人民幣）的臺北某精英私立小學為原型。在近半年田野調查中，吳曉樂訪談了學生的母親們。她們的家庭年收入在幾百萬至一千萬新臺幣之間，大多是全職媽媽，也有兼顧工作、育兒的職業女性及少數事業型女強人。
全職媽媽是最活躍的家長。她們爭當家長委員，迅速回復老師發在家長群裡的通知，積極準備才藝競賽等班級活動，還提前三個月預訂孩子的生日派對場地，比賽誰的派對別出心裁。
吳曉樂發現，全職媽媽心情矛盾。她們一方面嘲笑有工作的媽媽，後者被視為夫家財力不夠雄厚；另一方面又暗地羨慕那些開創自己的公司或品牌，把孩子“扔”給保姆的女強人，因為她們“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來進行社交，而不須附庸於丈夫或孩子的名字”。
這讓吳曉樂看到媽媽們的複雜處境。“你會很驕傲說小孩的事情知道得這麼細，可以背出孩子的考試日程。其實也會困惑，這是一個成就嗎？這一切可能是很空虛的。”吳曉樂說，“有些媽媽很老實地告訴我，她也不想要跟小孩子綁得這麼緊，但是如果不這樣，好像又會讓人家覺得她沒有很投入。”
信息氾濫和身邊人的意見，無時無刻不給家長帶來壓力與焦慮。“怪獸家長”的內心也許是無助的，“他們被眾多輿論干擾到無法做出決定，四面八方的壓力敦促他們成為‘更積極’的父母。”
《上流兒童》中，女主角陳勻嫻為兒子小學擇校問題而苦惱。兒子出生不久，夫婦倆就買下臺北某老牌公立小學的學區房。聽說其他家長費盡心力想把孩子戶籍遷入該學區，她驕傲地感到自己是“提早規劃的聰明母親”。但後來她發現，自己欣賞的幾個親子博客博主都送孩子上私立小學，理由是應當對孩子的教育“更用心”。
因為自責，陳勻嫻開始研究各種擇校方案：公立小學低年級只上半天課，要另找託管班填補孩子放學和家長下班間的空白時段；私立小學自帶課後輔導，但只收附設幼兒園直升的孩子……在費用、可行性、教育品質中，陳勻嫻反覆計算，失眠了一個星期。
陳勻嫻好不容易把兒子送入精英私立小學，面對全身心投入子女教育的全職媽媽們，很擔心自己的教育方式遭到批評。兒子沒上過全英幼兒園，英語有口音，以及自己忙於工作不能接送兒子，都讓她緊張甚至愧疚。
跟陳勻嫻一樣，吳曉樂採訪的媽媽們普遍焦慮、有罪惡感。“資訊太多了，你永遠感覺自己好像很落後，好像怎麼做都會犯錯。今天你用這個方法，有人說其實它已經不適合了；你用那個方法，人家就說它有你沒有想到的缺點。”吳曉樂說。
寫小說期間，吳曉樂讀到一篇關於育兒的文章，深受啟發。作者曾凡慈是社會學學者，在文章中分析了臺灣育兒理論的現狀：傳統習慣不再被信賴，新知識又日新月異，不同流派專家的建議往往相互矛盾。育兒理論氾濫給母親們更多選擇，也讓她們對“可能犯錯”更為焦慮，又令親朋好友們都變成“專家”，任意批評她們的育兒方式。
吳曉樂逐漸意識到，教育競爭是“到最後都會不得不旋進去的漩渦”。媽媽們能在痛苦中繼續下去，部分是因為全職媽媽圈子提供了歸屬感。“成為媽媽之後，你很少有地方可以去。突然發現有一個地方很需要你高度參與，你們的話題又很像，等於把你從在家獨自育兒的苦悶當中解放出來了。”
“我們太習慣女人是苦悶的了”
吳曉樂在工作中發現，爸爸在家庭教育中“消失”了。他們常常不在家，也不知道孩子的老師叫什麼、最好的朋友是誰。偶爾，她需要跟爸爸們討論小孩的情況，他們就很緊張：我不知道，也怕忘記，你可以待會打給媽媽嗎？
寫《上流兒童》則令她意識到，爸爸的“消失”從孩子出生就開始了。她注意到關於孩子教育的書大部分是寫給媽媽看的，新生兒去醫院檢查發育進度，即便孩子父親在場，醫囑也會對著母親傳達。
在一場與吳曉樂的對談中，曾凡慈表示，社會對父母親的期待不同。對父親的期待在於事業成功，對母親的期待則在孩子的教育，分別反映在家庭性別分工中。儘管有越來越多“奶爸”、“新好男人”出現，她還是認為：“只要我們還覺得他是在‘幫’老婆做事、‘幫’妻子分擔，我們對傳統性別的想象就沒有鬆綁。”
父親“消失”也是吳曉樂的親身經歷。小時候她腸胃不好，每次需要看病打針，急匆匆跑去學校接她的永遠是媽媽。有一天父親午睡醒來，心情不錯，張口就問她：“你現在在二年級幾班啊？”上小學的女兒瞪眼回答：“我升四年級了！”
在散文《等待父親》裡，吳曉樂回憶兒時曾跟著父親跑遍臺灣。父親從事運輸，把她放在副駕駛座上，教她認沿途的路牌和汽車，要她表演歌曲。她唱著跳著，睡倒在鋪好的棉被中，又時常在急剎車中滾落，迷迷糊糊的不知身在何處。送完貨，他們瞞著母親去吃炸雞和薯條，回家後一起演戲，假裝還沒吃飯。
吳曉樂十歲時，父親的錢被一個好朋友騙光了。家中生活陷入困頓，母親不得不取出打算留給兒女的定期存款，姐弟倆常在上學路上被追債者攔下，“父親住進了殼裡”。他過了一段時間才重新工作，做出租車司機、大樓管理員。神采從他眼睛裡消失了，他不再是那個掌握方向盤、目的地明確的父親，變得緘默寡言、逆來順受。女兒的成績是少數讓他快樂和驕傲的事情。
但吳曉樂難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期待，開始通宵達旦玩網絡遊戲。一天半夜，父親怒不可遏地抄起掃帚，她倨傲地瞪著他：“你儘管打，反正你也不在意我，只在意我的成績，因為你自己沒什麼可以期待的。”父親臉漲得通紅，在她以為要被揍時摔掉掃帚，痛苦地轉身離去，一言不發。
父親變得易怒而挑剔。吳曉樂後來意識到，其實父親最氣他自己。他很不安，怕被家人拋棄，但把一切悶在心裡，沒有講出來。“可能我們的社會並不鼓勵男性表達他的痛苦，他講不出來，所以只能用沉默、憤怒或者暴力去表現。”
“後來我讀了很多書，想要去理解我爸爸到底怎麼了，然後才知道在那個年代，一個父親之所以成為父親，完全取決於他在經濟上的貢獻。”吳曉樂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經濟沒有出現問題的時候，他不需要懷疑他父親的角色，可以很自然地表現出性格中熱情、幽默的一面。”
閩南語形容男性能幹、有本事，會說他很“gâu”（注：字形為上敖下力，發音類似“搞”）。賺大錢和“娶細姨”（注：娶小老婆）都是“gâu”的表現。一位父親忙到晚餐也不回家，就意味著他很能幹。丟掉工作天天待在家，他感到自己無能，也不知道如何面對孩子，便成為沉默失聲的父親。
吳曉樂的朋友曾經給一位教授當助教。教授沒空接小孩放學，她的丈夫雖然比較空閒，卻擔心被認為不夠陽剛能幹，不願意接小孩。任務最終落到那位朋友身上。“大家會覺得比較空閒的人好像比較不重要。”吳曉樂回憶，“這其實是她和她先生的功課，他們不想去消化，就扔給更弱勢的人處理。”
父親一蹶不振後，吳曉樂的媽媽扛起了整個家庭。她不僅要補足家用，還要照顧丈夫的情緒。“當她做完這一切，社會還是會給我爸爸比較大的功勞，因為他是男人，是爸爸。”吳曉樂說，“男性絕對會有他們的苦悶，可是我覺得女人的苦悶是更大的。只是我們太習慣女人是苦悶的了。”
“父母也不是他們自己的”
臺灣近年提倡“多元教育”，希望小孩不只會考試。學校作業越來越多元、有彈性，比如給國際組織寫信，表達對有關議題的看法。吳曉樂認為，學校立意良好，但也越發要求有人陪在孩子身邊輔導。在目前的家庭性別分工下，這個人往往就是媽媽，她“很難從這種密集的教育當中離開”。
父親們同樣承受壓力。兩三年前，吳曉樂聽說一位主管的小孩參加學校的馬術課後班，課後班的媽媽們相約帶孩子去歐洲體驗馬術，兩個人的費用約30萬新臺幣。他不想出這麼大一筆錢，但為了不剝奪孩子成為馬術大師的可能性，只好加班工作。
“如果說小孩不是父母自己的，那麼，父母也不是他們自己的。”吳曉樂在一次採訪中說，“媽媽做出某個決定，不單純因為她想這麼做，而是可能她這麼做比較沒人會說話。”
《你的孩子》中，學生小葉靠作弊考到全班第三名。此前她未曾考進前十名，外婆勸母親生二胎：真想不通你們夫妻一個臺大碩士，一個臺大醫科，怎麼小葉這麼笨？你關心過她的功課嗎？小葉無意間知道了這番話，才想到作弊。她想證明自己像爸媽生出來的小孩，讓“大家都開心”。
小葉曾提出想上美術課，母親明知她有畫畫天分，但怕耽誤學習，還是勸她補數學。母親很掙扎，她看到女兒正重複自己的路——為取悅母親而放棄自己。“外界對她的期待越來越多，我不能置之不管，只好勉強她去迎合他們的眼光。”這位母親反省道，“有時候，我會想，是不是世界上沒有別人，只剩下我們兩個，我才能好好愛她？”
吳曉樂覺得自己也許是幸運的。父母的背景不突出，社會對他們沒有那麼大的關注和期待，反而給了她很大的空間。“臺灣是一個很緊很緊的社會。”她形容道。她的一位美國朋友感到，在臺灣，誰是被大家崇拜的人，誰不是，大家好像都清楚明瞭。
在吳曉樂就讀的臺灣大學法律系，按照律師、司法官和法律研究所三種考試通過幾門，畢業生被劃分為“應屆三榜”、“應屆兩榜”和“應屆一榜”，還區分是以第幾名考上的。吳曉樂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同學以倒數第二名通過考試，五年後大家談論起來，仍稱其為“那個考倒數第二的”。
畢業時，吳曉樂沒有參加司法考試，這在法律圈內並不光彩。她選擇做家教和寫作，曾被視為不務正業、逃避人生。最近她去大學演講，主題叫“世界需要有人去冒險”，希望人們跳脫框架，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我住臺中，假設到臺北只有一條高速公路，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開發縣道，讓騎機車甚至走路的人都可以到。如果大家都因循苟且玩過去的規則，就只會一再覺得你到不了臺北是因為沒有車，而不是去想為什麼只有高速公路。”吳曉樂說。
南方週末記者程涵
閱讀更多 南方週末 的文章
